我们村闭塞且保守。解放那么多年，只有个别人家的孩子当兵，出去读书，当了公家人（即工作），当个民办老师、供销社干部。其余人祖祖辈辈都在村里务农。他们的家庭男女分工明确，男人在“外迁（外边）”干地里活儿，婆姨、女子在“屋里”做家务，她们做的绣花鞋、纳的鞋底、绣的鞋垫色彩斑斓，非常精致、漂亮，很有乡土民俗的特色。我们村还有个婆婆会剪窗花，她凭着想象，能剪出栩栩如生的动物、花朵图案，剪出的东西就像工艺品。
记得那时，我们全村只有一辆自行车，一台缝纫机，吃、穿、用等生活用品基本上都是自己生产制作的。
我们村的土地很贫瘠，大部分的土地分布在坡坡梁梁上，水土流失非常严重。由于平地很少，我们干农活总要走很多路，翻沟上坡。这里主要生产小麦、玉米，还有少量的糜子、谷子、豆类、高粱，粮食亩产也就百十来斤。
经济作物只种一些棉花，还有少量的核桃树、枣树、杏树、梨树、李子树等果树，收获的果实仅能满足自己的需要。
在这样落后的条件下，当地农民的生活很苦。但是当我们来到村里时，善良的乡亲们以他们特有的温情接纳了我们。
刚到村里那段日子，大概是怕我们想家，每天都有老乡到我们的住处来陪伴我们聊天。怕我们不会做饭，队里派人给我们做饭。怕我们没有菜吃，每天都有老乡轮流给我们送酸菜。过年了，几乎家家都自发的给我们送“米黄”、“炸糕”、“稠酒”。现在回想起来，我还能感受到当年乡亲们对我们的浓浓亲情，在那样艰苦的年代，乡亲们从自家不多的一点儿过年食品中，拿出一年才能吃到一次的“好吃的”送给我们，让我们在千里之外感受到像在家里一样的温暖，这一份情意我们永远都忘不了。
按照村里的风俗，女子娃是不到地里干农活的。我们三个女生虽然也是女子娃，但是与她们不同，我们女知青只能与男劳力一起出工干活儿。队里非常照顾我们，尽管我们刚到农村，体力不强、干农活也不熟练，但是队里给我们知青们的工分不低于中等劳动力。
乡亲们手把手地教我们干各种农活，从春天开始，盘苜蓿、拉粪、拿粪、点玉米……夏天锄草、割麦……秋天摘棉花、割豆子、收玉米、收获各种果实……一直到冬天铡草、修水利、掏粪……只要干活儿，乡亲们就会耐心地教。虽然我们这些“北京娃”不会干农活儿，特别是女生也干不了太重的活儿，但乡亲们从不责难我们，能干多少就干多少，对我们照顾有加。在他们眼里，我们这些“北京娃们”那么小就到离家那么远的小山村插队干农活儿，真是“哈不得得的”（当地土语，即可怜的意思）。从他们看着我们的眼神里，我能感到乡亲们那淳朴的、无言的爱。
40多年前的东岭村就是这样一个民风古朴、贫穷而又充满人情味儿的小山村；40多年前的东岭村的父老乡亲们就是这样一群淳朴、可爱的人们；40多年前的我们在东岭村就是这样在乡亲们的呵护、包容下，度过了我们的插队时光。
不能后悔
初来陕北正值隆冬时节，黄土高原光秃秃的，到处是裸露的黄土地，大地是一片土黄色，没有一点其他色彩。我们刚到村没几天就下了一场大雪，向远处望去，漫山遍野，白雪皑皑，层层叠叠，让人不禁想到毛主席的诗：“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真觉得风景这边独好，这是在北京看不到的雪景。那时我觉得一切都那么新鲜，那么有吸引力。
春节过后接到北京同学来信，他们在北京都分配到工厂工作了，有的同学还参了军。有同学说本来他们也想报名插队，但被老师留住了。因为之前一些老师已经知道春节后要招工的消息。这封来信使本来心情比较平静的我，心中瞬间起了不小的波澜，产生了不少想法。我们觉得学校不应该向学生隐瞒春节后要招工的消息，这样做让一部分人失去了选择的机会，对报名插队的同学来说是不公平的。难道我们报名插队的决定错了吗？我的心一度很乱。
这段小插曲虽然一时打乱了我的心，但经过认真思考，我认为不论进工厂，还是来插队，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是不同的人生经历而已。来陕北插队是我自己报名的，既然选择了它，就应该踏踏实实地去做。每个人的成长道路是不一样的，插队也许是我人生中很有意义的一段经历。事实证明，这段不长的经历，真正锻炼了我的身心和意志，对我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到现在我都认为当时的选择没有错，我一点儿也没有后悔。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到陕北农村插队，了解了当时农村的真实状况，亲身体验到生活在最底层的乡亲们的贫穷艰难和他们的喜怒哀乐，风土民情，使我们产生了更多的百姓情节。对生活的感悟，是没有这种经历的人很难体会到的。陕北插队的这段经历使我们受益匪浅，她使我们在以后的生活及工作中，多了份对生活和事业的执着，多了吃苦精神、多了宽容、多了爱心、多了忍耐。
插队伙伴
我们知青小组共有五人，两个男生，三个女生。由于各种原因，两个男生和一名女生就陆续离开了村子。大概一年左右，我们村的北京知青只剩下了我们两个女生。
和我一起留在村里的另一个女生叫郭焕荣，她是几个女生中年龄最大的，插队那年她将近20岁。郭焕荣的个子不高，肤色白净，胖胖的，她会吹口琴，喜欢看小说，特别喜欢爱情诗。她插队时间不长就与村里一个小伙子结婚了。不幸的是1984年她病逝，永远永远长眠在我们曾经插过队的东岭村。
由于我俩插队在一起的时间最长，所以在她身上发生的一切事情，至今我都记得很清楚。
大约在1970年七八月的时候，有一天上午她没上工，村里人说她到阁楼公社领结婚证去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吃了一惊，根本不相信。插队以来我们吃、住、劳动一直在一起，她从没跟我说过要结婚呀？
中午她从公社回来，把自己结婚的事情告诉了我。听完她的话后我真不知道应该对她说什么，只淡淡地问了一句，是真的吗？我不知该怎样祝福她，从她的脸上我没有找到那种新婚的幸福感，而是隐隐觉察到她内心深处的不安。作为一起插队的伙伴，我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从此她离开了我，离开了知青居住的窑洞，搬到了自己的新家。
那时当地青年与北京知青结婚是非常敏感的事情，大队和公社都很慎重。
因此他们结婚很低调，没有举行婚礼，没有家人参加，也没有亲戚朋友的祝福，郭焕荣就这样在插队的村子里简单地办完了她的人生大事。
从此，郭焕荣就像当地女子出嫁后一样，不再下地干农活，只在屋里干些家务，她完全融到当地的生活中了。
郭焕荣结婚没多长时间，我就参加工作离开了东岭村，我好后悔，当初我离开村子时竟没有去与她道别。村里只剩下她一个插队知青了，她名副其实的落户农村了。后来，县里对知青有了优惠政策，给她安排了工作。可是她得了重病，由于当地医疗条件不好，焕荣到底得的什么病始终没有确诊，据她爱人说她发烧不退、大出血，估计是血癌吧。就这样她被病魔夺去了年轻的生命，去世时刚刚35岁。
在宜川工作期间，我曾回村帮与我同村插队的知青刘来梅办理病退手续。
这一次焕荣见到我，她已经没有了结婚时的羞涩和不安。她热情坦然地把我请到她的家，给我包韭菜鸡蛋馅饺子吃。我俩聊了很多，但是当初她为什么要与农村青年结婚呢？是他们真心相爱了，还是一时冲动？是她怕苦，还是要给北京自己不富裕的家庭减轻负担？或者还有其他原因……她始终没有对我说起。
从与她的言谈话语中看得出来，对于在农村结婚生活一辈子她也曾动摇过，但又有些无奈，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改变现状。
我最不明白的是在村里只有我们三个女生，我和郭焕荣在一起相处的时间最长，她对婚姻作出的决定，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呢？也许她不好意思，怕我们笑话，羞于开口，也许她对自己的选择还不自信……总之，这一切都已经成了一个谜。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郭焕荣对婚姻的选择，我的这个插队伙伴作出和当地青年结婚的决定，确实需要有很大的勇气。在那个年代她的行为确实冲击了世俗观念，不管别人怎样看她、议论她，在恋爱的季节，她勇敢、执着地去追求所爱了，这一点令我至今都佩服她。
可惜，她还没有来得及享受一下今天的好日子，就早早地被病魔夺去了年轻的生命，长眠在了我们一起插队的东岭村。如果她还活着，她的生活一定像东岭村的乡亲们那样富裕和幸福，她也会像今天的我们，尽情享受生活的甜美；如果她还活着，我们肯定会经常一起回忆那段有意义的插队生活，聊聊当时她不曾跟我们说起的秘密；如果她还活着，当我们重回东岭村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去她家看她，她一定会像东岭村的乡亲们那样热情地招待我们。
我想我的插队伙伴，我永远忘不了她……
我一生中经历无数往事，都如过眼烟云回忆不起来了。唯有40多年前在东岭插队的生活经历，对我是刻骨铭心，记忆犹新。如今我们已经步入老年，但回忆起年轻时的往事，我的脑海中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陕北高原上那个普普通通的小山村。因为，在这块黄土地上有我们的青春岁月，有我们挥洒的汗水和眼泪，有我们年轻的梦想；更令我怀念的是那些淳朴的女子、婆姨、老汉和后生们。人间真情、纯净世界，让我们终生难忘。
（作者系北京市玉渊潭中学初六八级毕业生，曾在陕西省宜川县阁楼公社汾川大队东岭村插队，退休前先后在机械部第一设计院、机械工业规划研究院、中国中元国际工程公司工作。）
卖瓜记趣
王晓建
1969年，我正在陕西省宜川县高柏公社下熟畔村插队。
那年春天，我们村以“搞副业”为名种了几亩西瓜，那可是在我们下熟畔和邻村上熟畔之间的好地上种的。宜川人把种瓜称作“押瓜”，押瓜不是谁都能干的活，生产队专门聘请了一位“瓜把式”担此大任。
眼看着瓜地里的西瓜破土出苗，由小到大，生产队长杨福财宣称：“唔，咱村今年的副业是搞对了，等瓜熟了把瓜卖了，村里人都能分上几个钱。”
那一年可谓风调雨顺，被全村人寄予分钱希望的瓜入了伏就成熟了，每一个都有十几二十来斤重。杨福财给我们几个知青切开一个尝尝，嘿！沙瓤，大家一致认为：在北京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西瓜。
接下来的问题是把成熟的西瓜变成钱。杨福财决定，逢集日时，赶上毛驴驮着瓜到集上去卖。卖瓜的任务，村里人议定，就交给两名北京知青——我和钟年年。
为什么要让两个知青去卖瓜？我们的好朋友、什么事都能看得通通透透的明珠子笑着说：“你们知青又认不得几个人，可以不讲情面，想白吃瓜的人不就吃不成了嘛。”
高柏公社所在地旧时有一座九廊头庙，所以本地人把去公社称作“去庙上”。九廊头庙原本有定期庙会，后来，庙会逐渐演变为赶集，每逢农历初五、十五、二十五，是赶集日。
赶集日的前一天，村里人摘了瓜，除各家各户分了几个，就都堆在一处等着卖了。杨福财给我和钟年年交代说：最好卖现钱，实在卖不成现钱，记账也可以。所谓记账，就是遇到没有或不愿掏现钱的吃瓜人，把他们的姓名、住在哪个村、吃了几斤瓜记下来。我和钟年年有些疑惑：要是有人把瓜吃了，却报个假姓名、假村庄咋办？杨福财有把握地说：不打紧，谁会为几斤瓜哄人哩？
第二天一大早，我和钟年年赶着三头驴，驮着好几百斤西瓜去了20里外的“庙上”。我俩到得早，占了个好地段摆上瓜摊。那瓜摊其实也简单，就是一杆秤、一块擀面条用的案板、一把长而弯的切瓜刀。我们的瓜价是8分钱1斤，想吃的一律掏现钱，概不记账赊欠。
我俩张不开嘴大声吆喝，瓜摊起初无人问津。但是老天帮忙，随着天气越来越热，我们终于开了张。第一位主顾是个领着娃的俊俏婆姨，她用包在手绢里的钱买了我们的瓜。接下来的主顾是一群庙上学校的学生娃，他们边吃边称赞我们的瓜又沙又甜，给我们招来不少主顾。这时我听到有人悄悄议论：“咦？咋就叫两个北京知青来卖瓜？”“这不明摆着吗，要是他村里人来卖瓜，一伙子亲戚、熟人得白吃多少？”
三三两两的北京知青也凑过来吃瓜，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我们赶紧解释：“这是生产队里的瓜，是集体财产。”知青们看我俩这么道貌岸然，都表示理解，痛痛快快地掏了钱。
时近半晌午，我们的瓜才卖出去不到一半。有的人一听不能记账赊欠，摇摇头就走开了。我和钟年年紧急商量，要是继续非现钱不卖，剩下这些瓜就有卖不出去的危险；反正临来时杨福财有话，也可以记账赊欠，咱们就调整政策，允许记账赊欠吧。
我们的“新政策”立刻见效，顿时围过来不少吃瓜的人。只见账本上的账越记越多，我们身后的瓜堆越缩越小。过了晌午，我们的瓜只剩下十几个了。
我俩松了一口气，这才感到又渴又饿。我和钟年年舍不得吃瓜解渴，只喝了自带的水，又掏出村里女同学吴雅洁、刘继红给我们蒸的馍，准备吃午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