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战争看作是相互消灭的行为,那么,就会必然认为双方都是在前进的,也同样认为,就某一时刻来说,只有一方在前进,另一方必定在等待。因为双方的情况绝不能完全相同,或者不可能永远相同。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可能变化,所以当前这个时刻,对某一方就会比另一方有利。假设对于这一点,双方统帅都完全了解,那么一方前进的根据同时也成为另一方等待的根据。所以,在同一个时刻,双方不会都感到前进是有利的,也不会都感到等待是有利的。在这里,双方不可能同时抱有同样目的的原因,不会出现一般的两极性(同第二篇第五章的论点并不矛盾),而是出现同一个情况成为双方统帅定下决心的根据,也就是情况改善或者恶化的可能性。
就算双方的情况完全相同,或者由于其中一方统帅对对方的情况不够了解,误认为彼此情况完全相同,也不可能会有间歇,因为双方的政治目的不会相同。从政治上看,必然有一方是进攻者,如果双方的想法都是防守,就不会发生战争了。进攻的一方必然抱有积极的目的,而防御的一方必然是消极的目的。进攻的一方必须采取积极的行动,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积极的目的。所以,即使双方的情况完全相同,积极的目的也会促使进攻的一方采取军事行动。基于此,严格来说,军事行动中的间歇同战争的性质相矛盾,就像水和火永远不能相容。两支军队是两个敌对的因素,任何一方必然在不停地消灭对方,直到一方完全消失,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才会停止。但是,对于两个摔跤者扭在一起僵持不下的情况下,我们又如何解释呢?就像上紧发条的钟表分秒不停地运动一样,军事行动本来应该一刻不停地进行。但是,无论战争的性质多么残酷,总会受到人的弱点的限制,人们一方面在追求和制造危险,同时又很害怕危险。人们对于战争中出现的这种矛盾,不必感到惊讶。
我们如果看一下战史,往往可以看到同上述所说相反的现象。在战争中,间歇和停顿是军队的基本状态,而前进却是例外,也就是说并不总是为了达到目标不停地前进,这几乎使我们怀疑上述看法的正确性。但是,尽管战史上的大量事实证明了如此,最近的一系列事件却刚好证明了我们前文的看法。革命战争就充分表明了这个看法的现实性,也充分证明了它的必然性。在革命战争中,特别是在拿破仑的各次战局中,战争的进行最大限度地发挥力量的程度,我们认为这是暴力的自然规律。这样看来,战争是可能达到这种程度的。既然是可能的,也就是必然的。
事实上,如果不是为了前进,毫无办法解释为什么在战争中付出很多力量,就像面包师只是为了要烤面包,才烧热炉子;人们只是为了要用车,才把马套在车上。除了使对方付出同样大的力量以外,如果不想得到任何其他东西,那付出这样巨大的努力,又是为何呢?
关于这个原则的大致情况,我们就谈这么多,现在来谈谈它在现实中的变化。当然,这里只是指事物本质决定的变化,而不是指一些具体情况决定的变化。在这里,必须指出引起变化的三个原因,它们是内在的牵制力量,可以阻止战争这个钟表走得太快或无休止地走下去。
第一个原因是人在性格上的怯懦和优柔寡断,使军事行动经常具有趋于停顿的倾向,所以是一种消极因素,可说是精神世界中的重力,但不是由引力引起的,而是由斥力引起的,意思就是由害怕危险和害怕负责任引起的。在战火的洗礼中,一般人会显得很笨拙,所以要想持续不断地运动,就必须有更强大的动力不断地推动他。仅有战争目的还不足以克服这种重力,如果没有善战和敢作敢为的精神(在战争中,这种精神就像鱼在水中一样适得其所)做主宰,没有上级施加的巨大责任的压力,那么停顿就会变成常事,前进就会成为例外。
第二个原因是人的认识和判断都是不完善的。在战争中,人们很难每时每刻都很确切地了解自己的情况,这一点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显得更为突出。至于敌人的情况,只能根据不多的材料加以推测,因为敌人是隐蔽的。所以,常常会发生这样一种情况:实际上等待只对战争中的其中一方比较有利,但双方都认为对自己有利。于是,就像我们在第二篇第五章中讲过的那样,每一方都认为等待某一个时刻是明智的。
第三个原因是一方防御比较强而有力,就像汽车里的制动装置一样,有时候会使行动停顿下来。例如,甲方可能觉得自身力量太弱而不能进攻乙方,但不能因此贸然做出乙方有足够的力量进攻甲方的结论。防御能够增强力量,所以如果一方不进行防御而采取进攻,那么他不仅会失去这种防御力量,反而会将其转给对方。比如,就是a+b和a-b的差等于2b。因此,有时双方会同时觉得无力进攻,而事实也往往如此。
因此,面对巨大的危险而产生的恐惧,人们就在军事艺术中找到了立足点,证明它们是合理的,从而抑制了战争固有的暴烈性。但是,这些原因并不足以说明一个事实,在过去那些不是重大利害冲突引起的战争中,为什么会有长时间的间歇,因为在这些战争中,90%的时间是在无所作为中度过的。引起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一方的要求,以及另一方的状况和情绪对战争的影响。关于这一点,在“论战争的性质和目的”一章中,我们已经谈过了。这一切可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以至于使战争成为不伦不类的东西。这样的战争往往只是一种武装监视;或者只是为了支持谈判而摆出的威胁态势;或者只是一种缓和的行动,以使自己先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而后伺机行事;或者并非出于自愿,勉强履行同盟义务。
在这些场合,大多数情况下,利害冲突不大,敌对因素不强,每一方都不想对对方采取过分的行动,也并不是害怕对方。概括地说,没有很大的利害关系逼迫和驱使他们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政府下的赌注不会很大,而真正的战争所具有的仇恨情绪受到了束缚,于是出现了所谓的温和的战争。战争越是这样不伦不类,战斗的必然性就越少,偶然因素就越多,就越缺乏建立战争理论的必要的根据和基础。
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战争中,才智也是能够发挥作用的;甚至与才智在其他战争中的作用相比较,不仅其表现形式也许更加多种多样,其活动范围也会更加广泛,就像以金币为赌注的赌博忽然变成了小买卖一样。在这样的战争中,许多作战的时间都花费在了装模作样的小行动上,即半真半假的前哨战,没有起到任何效果的长时间的部署,甚至被后人称颂为大有学问的布阵和行军上(之所以被称为大有学问,是因为这样做的一些微小原因已经不得而知,但一般人又无法想象出来)。有的战争理论家刚好就在这儿发现了真正的军事艺术,从古代战争中运用的虚刺、防刺、防右下刺和防左上刺中,他们找到了所有理论研究的对象,发现智力比物质条件重要。他们认为,最近发生的几次战争反而是野蛮的搏斗,而且只能看作是时代的后退,没有值得学习之处。就像它论述的对象一样,这种观点是毫无价值的。在缺乏伟大的力量和巨大的激情的地方,小聪明当然容易发挥作用。但是,对于指挥庞大的军队作战来说,就像在狂风骇浪中掌舵一样,这不是一种更高的智力活动吗?难道上述的击剑术式的作战方法不包括在真正的作战方法之中?难道前者和后者的关系,不像人在船上的运动和船本身的运动的关系一样?实际上,只有在对方并不强于我方的条件下,才能采用这种击剑术式的作战方法。但是,我们怎能知道这种条件能保持多久?在我们幻想旧式作战方法稳妥可靠的时候,不正是法国革命袭击了我们,把我们从夏龙赶到莫斯科?腓特烈大帝难道不是用类似这样的方式,使安于老一套战争习惯的奥地利人大吃一惊,并震撼了整个奥地利王朝吗?政府在对付只受内在力量限制而不受其他任何法则约束的野蛮敌人时,如果采取不坚决的政策,墨守成规地运用军事艺术,那就大可怜了!这时候,行动和努力上的懈怠都会增强敌人的力量。一个击剑运动员绝不能用他那套架势去摔跤,否则对手只要轻轻一推,就会把击剑运动员摔倒在地上。
根据上述的所有原因,我们不难明白:一次战局中的多次军事行动不是连续不断的,而是有间歇的,因此,在各次流血行动之间,总会有一个双方都处于守势且互相观望的时期。一般来说,抱有较高目的的一方主要采取的是进攻的原则,由于它处于前进的状态之中,因此它的观望态度又会略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