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走了，慢吞吞地把行李往车上搬着。这几天，我们六个人挤在一张炕上，可以毫无禁忌地窍私语；白天大家在玉米地里，享受着劳动的快乐。虽然农村没有麦当若，可这里的空气好清新，天空好蓝。上车的那一刹那，我突然有点留恋这地方，没有任何理由。一位老奶奶还送了我好多甜秆儿，我眼睛有点湿，真不想离开啊，农村，好可爱的地方！
梦的理想
马思春
笛音弥漫的月夜，一切都那么地静，使人心怡。皎洁的月光撒落窗台，带着几分萧瑟。
几丝调皮的凉风吹进窗来，轻柔地抚触着我。我觉得被吹迷糊了，像是喝了点酒，又有点儿迷惘。
我好像在飞翔。我听到了老师们的声音。“语言流畅，思路清晰”，“有大胆的想象，主题较为深刻”……那不是我作文上的评语吗？我更有些陶醉了。好像，我一直在沿着一个明确的方向前进，然而，忽然降落到一条洒满阳光的大路上，我幸福地走了上去。
我看见大路旁有家书店，我向那儿奔去。可当我走近时，怎么一忽儿竟进了茶馆？掌柜的不是老舍吗？我环视厅堂，只见李清照独自凭窗远眺，遐思满腹；李白仍旧舍不得手上的那杯酒；屈原在那里遭遇忧愁：三毛一副风风火火，风尘仆仆的样子；哦，还有许多外国朋友呢，泰戈尔正在放飞他的鸟儿；雨果的表情宛如圣母院里的牧师充满了人道；莎士比亚又在让人背台词；罗曼·罗兰舞动着双臂仿佛指挥着一个大乐队……
我感觉周围有太阳般又如火一样的热情，我的身体与这股气流撞击、摩擦着开始燃烧。一会儿身体就没有了，只剩下一颗心，顽强地跳动着，“扑嗵，扑嗵”跳出了理想的音符。
又突然，有个声音在高问，“你是谁？”我不假思索地近乎呐喊：“我是文学的信徒！”——声音久久地回荡开。
大街的远处，似乎有人在召唤我。我奔到那儿，是鲁迅先生，还是那一褂长衫，留着隶体“一”字的胡须，神情严肃地把他手上明晃晃的大刀交给我。
马上，隐隐约约地围上来一群人。“我叫虚伪”、“我叫腐败”、“我叫自私”、“我叫怯懦”、“我叫麻木”、“我叫吝啬”、“我叫庸俗’、“我叫势利”、“我叫荒唐、……哦，一张张狰狞恐怖的脸孔直压向我，四周一片灰色，我吓得直往后退。先生一把抓住我，在我耳边一阵私语，我立刻挥动起大刀，往下砍。
接着先生的旨意，我要斩尽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劣根。
我又继续往前奔，慢慢地融入了一伙激动的人群。我惊异地发现，这群人都非同一般，风流倜傥的克林顿展示着他的个人风采；骄傲独裁的萨达姆露出难得的一笑；内塔尼亚胡与阿拉法特手挽手格外亲切……还有一个叫安南的慈祥的和蔼的老头穿梭于他们之间。我疑惑，这些人怎么会聚在这儿？
人们的议论为我作了解答。原来，有一位热爱和平的人写了一部神奇的书《我们的和平世界》，使得各国元首们读了之后都不约而同地放下了武器，决心建造一个全人类的全新的和平世界。伟大的雕塑家、画家米开朗琪罗为奇书的作者塑了像。人们都说，这是他一生中最杰出的作品，梵蒂冈的圣西斯庭教堂的天顶画和《大卫》都不能与这件作品媲美。人们都赶来参加这尊三米高的塑像的揭幕典礼。
于是，我仰头观望其尊容。怎么，他？就是我？刹那间，我记起了我的小说《我的和平世界》的结尾：“暴力从地球上消失了。人们都善良纯洁，友爱和睦，不再粗俗、自私，他们都已变得举止高雅、文明。各种公共场所都没有工作人员，人们自由地进出其间，并默默地为这些做着贡献，每个人都在于他应做的一份工作。我们的世界，是一个和平的世界。”
又吹进几丝凉风。我揉了揉眼睛，原来刚才它一直是闭着的；感觉手臂酸疼得厉害，原来刚才我一直把头枕在上面；原来那是一场美好的梦。
纷杂的现实幻化为梦呓，奇特的梦境又折射着生活。在这个需要热情号角需要理想需要英雄的时代，我的确需要这样一个梦。这样的梦，有它的理想。
我不再觉得迷糊更不迷惘，仿佛是酒已醒了，一种信念与启明星一同升起。这就是梦的理想。
一种方法
赵妮娜
往饭盒里倒上水，撕一点小纸放进去，用勺子按住纸巾沿着饭盒边擦，粘在饭盒上的油渍就转移到纸巾上了——这是在没有洗涤剂比如办公室之类的地方我采用的刷碗方法。
这种方法是一个人教我的。
那年我14岁，一个人到北京来上学。下了火车，再坐公共汽车到学校已是中午，注册的大礼堂空荡荡的，只剩几组桌凳横七竖八地立在那里。已是午饭时间，所有的人都去吃饭了。有人告诉我先拿钱买饭票去食堂吃饭吧。
愣头愣脑地换了饭票，买了饭，没有食欲，放了几勺在嘴里，剩下的倒掉，然后去刷饭盒。菜很多的油，粘在饭盒上，水冲不掉。
用手去擦，油没有掉，油分散开转移到手上。面前没有洗涤剂，没有肥皂，没有任何可以利用的东西，没有认识的可以帮我的人，我油乎乎的手握着油乎乎的饭盒窘在那里。离家后到现在，所有的困窘、无奈和伤感全涌升上来，哗哗的流水引导着泪水聚集在眼眶。
旁边的水龙头有人来刷饭盒，对我说话：“刷饭盒？新生？”有自然笑容的一张很年轻的脸，但仍可以判断出是老师。关掉自己的水龙头后，他翘着湿淋淋的手指从裤兜里掏出一沓手纸，是糙糙的那种，撕一半给我：“擦擦手。”拿过我的饭盒，把另一半放在里面，用勺子压着擦洗，“以后可以这样洗，记住这种方法。”后来知道老师姓赵，还知道老师正前程似锦，是未来的学生科科长。这与我无关的，老师也已忘记我，忘记在一天中午，在食堂的小水池边他用简单的方法解救了一个正茫然无措、孤独无依的小女生，小女生在北方的天空下第一次长长地舒出一口气，然后轻松前行。
后来的故事却不美好。老师和一名已婚校工有染，被遣出学生科。有时可以看到，老师在挥一把大扫帚孤独地扫着校园，悲凉怜悯涌满当时我小小的心灵。那一年初冬，在北京多风的午后，我常常一个人藏在宿舍的玻璃窗后，长时间地注视老师和那扫把，绝不可能听到的哗哗的扫落叶声持续不断地响在我的心里。
或许那时我第一次对未来有了恐惧，那样出色、刷饭盒也可以找到方法的老师也找不好活着的主要方法，我不能自信，觉得前路可怕。
老师后来就消失了，没有人再说起，到现在也再无他的音讯。我直到今天，每天中午仍在用他的方法刷着我的饭盒，水流哗哗中，我忽然就想，活着能够幸福快乐的许多大方法，和这刷饭盒的小方法相似，切合实际、简单易行的是最好的，教给我这一方法的老师想到没有呢？
青鸠
江碧
我爱青鸠的姿态，也爱那分外宏亮的啼声。住在世田谷新町家里的时候，附近的大仁温泉则是常常听到的。每次总是成对地飞着。现在住的热海大洞台的山庄，因为地势高，常在与视线平行的空中看见飞过去的一对，已经变成相识了。
这年春天狩猎季节的最末一天，住在东滨铁匠铺那儿的福田君来了，他肩上扛着一管猎枪，枪上挑着一串打来的小山鸡、青鸠和白头翁，这些鸟儿在战后还是初次见到，我高兴地接受了他的礼物。他见我高兴，便说：“我再去打一些来吧！”
我说：“咱们还是上热海去打野鸭吧。”
福田是打鸟、钓鱼、捕鲍鱼的名手，又打得一手好麻雀，我们常常输给他。说是去打野鸭，其实是想上热海去看广津和郎君。福田马上高兴地同意了，便问：“这班汽车是什么时候？”我告诉了他汽车时间，他又说：“还有半小时，你准备一下，我再去打一回鸟来。”说着，便脱去脚上的皮鞋，换上一双市帮胶底鞋，爬上后山去了。
约摸过了20分钟，他回来了。我没有听到枪声，以为他什么也没打到，他却交给我几只还带体温的青鸠、白头翁和黄眉。是20分钟之间的猎获物。
我已经准备好了，等福田把布帮胶底鞋换上皮鞋，便一起下山，搭汽车上热海去。
第二天，我在家里看见一只孤飞的青鸠。这青鸠飞行的样子有点匆忙。在平时，一只飞在前面，相隔五六丈，另一只从后面急急地追上去，这是每天见惯了的。可是今天却只有一只，整天在我眼前飞来飞去。以前；我看见过青鸠，可没有想到过同小山鸡和白头翁一起吃了的这种鸟儿。对于福田君从别处打的青鸠，并未引起我的感情，可是几个月来一直见惯了的一对夫妇鸟，忽然只剩下了一只，心里就不是滋味，虽然打它的并不是我，但吃它的是我呀！
又过了几个月，我看见了一对双飞的青鸠。我想，可能又找到了新对象，重新结婚了。可是不然，这是一对从别处飞来的。以前那一只，还是孤单单地飞着，这情况一直继续到今天。
最近，又是狩猎季节了，住在邻近有一位相识的S，养有两条血统优良的英国种猎狗，他常常穿着猎装在附近一带出现。对于这位先生的打猎本领，鸟儿倒是可以安心的；要提防的，是那两条猎狗。但更可怕的，是那位穿着布帮胶底鞋的福田君，四五天前他又上这儿来了。
“今天不要再打猎吧。”我向他提出这样的要求。
“你这样关心吗？那我把那留下的寡妇一起收拾了吧！”
他笑着说了，对于鸟儿，他是这样可怕的人。
两件毛衣
王玲玲
曙光初现，解放大军已经抢渡长江。江南一小镇中的一殷实之家紧锁着黑漆大门，一位个子高高的年轻人在大门口来来回回地走动。有两件事让他心中不安：他年轻的妻子正在黑漆大门里艰难地待产；小镇的一些人家已经不知去向，他的父亲也曾因逼债太甚而致人自杀。父亲已经去世，这笔账说不定会清算到他的头上，他怎么办？
他终于走了，没来得及看一看终于来到世上的他的孩子。等他的妻子沉睡了一天一夜后才发现，他竟然什么也没带在身边就走了。他的妻子知道，从此以后；她的生活会有更多的风霜雨雪。她曾是在风霜雨雪中走过来的。她是这小镇上一家开豆腐店人家的女儿，因母亲长年病卧在床，一家人起早摸黑也只能是勉强度日。她长得十分秀气，不像是吃小镇的小河水长大的。
他的家是开钱庄的，他在上海读书，但是他不喜欢上海，所以当他见到她以后就决定娶她为妻。他给她一本识字课本，对她说，等她把上面的字都认全了，他就娶她。
她读完了识字课本，等他那霸道的父亲去世，她走进了他家的黑漆大门。他们夫妻很恩爱。虽然小镇以外的世界已经不太平，但是他和她却像生活在世外桃源。他和她在院子里种了一棵梧桐树，说是将来一大家子人可以有个乘凉的地方。他还背着人教会了她打毛线，这是他从他上海的女同学那里学的。于是，她在劳作之余，在青灯下一针一线地织起毛衣来。她决定要打一件最漂亮的毛衣给她的丈夫御寒。她找了一本毛线编织书，比照着。随着她的孩子在腹中日渐长成，她手中的毛衣也一天天地显出了样子。
但是他终于没有穿上他盼了几个月的毛衣，他可谓是仓皇出逃。
她承担了所有的责任和屈辱。她就靠为镇上的人洗衣服和打毛衣，含辛茹苦地抚育她的一对双胞胎儿女。好心人总还按数给她工钱，有强横的，丢给她一句话，地主婆还想要工钱？她也不恼，因为她觉得有责任为他的家赎罪。以后强横者要她打毛衣，她依然认认真真地完工。时间长了，镇上的人开始忘了那扇黑漆大门里有过的罪恶而接纳了她。那个被逼死人的家庭，有位30多岁的汉子甚至要娶她为妻。她拒绝了，她相信丈夫会回来，她打的毛衣他一定会穿上，他和她以后会子孙满堂，并且在梧桐树下快乐地乘凉。
每当落叶纷飞、飞鸿南去的时候，她总要把那件又漂亮又厚实的毛衣拿出来放到她自己的衣柜里，就好像第二天他就会回到她的身边。每隔几年，她又唯恐毛衣在箱底放久了不暖和，便又拆了重织。她把她所有的梦想和思念扎扎实实地编织进了毛衣。
那件漂亮的红毛衣已经拆洗了十多遍了，颜色不再那么亮艳，她也华发早生。日渐衰老。小镇的孩子见了她也已经称呼她奶奶了。
当80年代来临，两岸开始解冻。有人从海峡那边探亲回来告诉她，他早就已经在那里又有了新家。两个孩子跑进屋里找出他年轻时的照片，三下两下地撕了。她拿起碎片，动作笨拙地企图再把照片拼完整。她茫然若失地喃喃说道：“一个人过日子是难啊，不容易熬啊！”从此，一家人的希望破灭了，头顶上那一片洁白的云飘散了。
他终于回家了，但是她已经离开了人世。他一进门，见到了她的遗像就“扑通”一声跪下，他知道他所欠她的情今生今世都难以还清。跟着他进门的是他台湾的妻，她姓林，林随他也跪倒在她的遗像前，着着实实地磕了三个响头。看得出她是个善良的人，她没有什么错，谁也没有理由责备她。
他把他和林的故事告诉了他的一对儿女。
他在黑漆大门口焦急地走动时，另一个镇上的大户正带着细软家什急急忙忙地走过，见了他，就对他说，你们家是有血债的，解放军一过来就什么都完了。他被拉着一起走了。当时他只觉得后面已有人追来，所以就忘了他的妻和孩子。那大户的一个重铁匣子放到了他肩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