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学专斋取得的成绩，清政府予以嘉奖。1910年，根据丁宝铨《奏大学堂西学专斋合同届满请奖教员折》，清廷赏李提摩太三代正一品封典。李氏1907年1月曾获二等第二双龙宝星勋章。每三年奖励一次，是办学合同第十六条的内容：“西学专斋各教习每届三年，果系认真教谕、著有成绩者，择优褒奖。”
苏慧廉获赏二品顶戴并三代二品封典，并被授予二等第三双龙宝星勋章。西斋副总教习毕善功同时获赏二等第三宝星并二品封典。
为了纪念这段功业，梁善济亲撰《山西大学堂设立西学专斋始末记》，这篇文章被刻入碑石，与《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教职员题名碑》一起，立在校园里，并有幸保存至今。当时李提摩太已回国。梁善济还仿照此碑，以银为质，专做了两块长一米见方的银牌，交苏慧廉带回英国，赠李氏作为纪念。
苏慧廉是1911年7月离开太原的，从此再没有回来。
谢福芸1936年回访山西大学，那时苏慧廉刚去世。在一个新的高高的大厅里，她发现父亲的名字被刻在高大的黄铜板上。
第二天下午，山西大学为我举办茶话会。他们把我领到一个新落成的高高的大厅。宽阔的台阶两侧是高大的黄铜板，上面镌刻着汉字。我刚走上台阶，王录勋校长就把我引向左侧——这在中国是上首的位置。“看，这是你父亲的名字。”他说。
“苏一慧（聪慧）廉（廉直）。”我读出名字，这是对Su Huei-Lien的翻译。从他一生经历的诸多冒险来看，这个名称也不算完全准确。黄铜板上还有很多其他的英国创建者、教职员，甚至是殉难者的姓名，这些殉难者也是为这所大学而死的。在右边的黄铜板上，刻着中国籍同事的名字。
“我们可能现在就会死去，”王校长说，“但我们并不想让山西省忘记这里是怎么开始的。”
山西没有忘记这些英国人。据谢福芸记载，她1936年在太原时受到了特别的礼遇。校长特地从政府那里借了辆福特汽车去车站接她。在当时，“特别是在山西这样一个偏远的省份，这样的车从进口到平时保养，都是一笔巨额的开销”。
“真是不敢当。”谢福芸用中文谦逊地说。
“您过谦了。”校长则用英文回答，“如果不用车来接苏先生的女儿，那简直就是山西省的耻辱。”谢福芸那次在太原，还受到阎锡山的接见，原因也是同样——她是苏慧廉的女儿。
苏慧廉离晋后仅三个月，武昌起义爆发，山西新军随后响应。
在1911年爆发的革命运动中，丁宝铨的继任者被刺杀，城区大部分遭到破坏。但革命派却没有触动学校的建筑。学校的财务总监，一位姓高的基督徒，以前曾是我妻子的写作助手，在各个班级教室的门上，在学校的所有建筑物的门上，都贴上了外籍教授的名片。叛乱者不敢触动外国人的任何财产。在革命运动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局势一直非常混乱，经费也接济不上，教授和学生零落四方。
李提摩太如上写道。
这位基督徒叫高大龄，是个中国人，时任西斋会计与庶务。他派工匠将中斋所有通往西斋的门用砖砌死，并将外籍教员的外文名片放大，贴在前后门与门外的墙上。被高大龄拿来做护身符的是该校化学教习、瑞典人新常富的名片。
新常富出生于瑞典一个上院议员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1902年新春伊始，二十三岁的他只身从那不勒斯港登船向上海进发，初衷是去中国找份报酬丰厚的工作。在上海，他经人介绍认识了李提摩太，当时李氏正在筹建山西大学堂，于是他的梦想及青春就与这所学校联系在一起。
作为化学教员，新常富对化学的教学与研究是卓越的。190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无机化学》就是新氏所著，该书是当时国内流行的化学教科书。1913年，新常富又著《晋矿》，对全省人口、商务、地质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其对矿产资源的调查分析，尤为详细。新常富在山西大学一直留任到1920年，成为该校任职时间最长的外教。新氏晚年迁居北京，一度在燕京大学地理系兼课。1937-1949年任瑞典新闻社驻华通讯员，兼北京瑞典协会会长。1957年在北京去世。
公元1911年，就像一个历史的十字街头，有人来，有人走。9月，西斋派往英国的第一批留学生结束了在异国的学业，返回故乡太原。后来担任山西大学校长的王录勋在1936年对谢福芸说：
你应该记得你父亲是1911年7月走的，过了三个月左右，10月份的时候，辛亥革命就爆发了。我们这些在英国留学的学生是9月份到山西的，结果错过了您父亲，却正好赶上了革命。不是山西本省的教师都走了，我可不是责怪他们，毕竟在当时，没钱维持这么一所大学。省里说京城的中央政府会拨款给我们，中央也说很快就给，但我们从来没见到钱。中国人可以节俭办事，再说我不能看着你父亲打下的这么好的基础就此付诸东流。虽然我是工程师，但还是把管理学校的担子接了过来。
从西斋出去的学生，最终回到西斋。所不同的是，他们现在的身份是管理者。彼时校园里的英国人陆续散去，留下的是因西斋而改变了一生的中国人。他们将会在这座校园里持续怎样的耕作？这对他们，对未来中国，都是个思考题。
选自《读库》2013年第2期
评鉴与感悟
关于苏慧廉，关于李提摩太，关于山西大学堂成立时西方教育漠视引进和讲授西学的历史，还有多少人能说得清楚？平白朴实的文字下，传教士与化为之民的对抗，描写得尤为触目惊心。大时代的波谲云诡，都在作者的潜心铺排下，一一呈现。
乱世游击
野夫
一
母亲在世时，曾经跟我说过，她在云南有个堂兄。
母亲堂兄的儿子，我们叫作表哥。大姐见过其中的二表哥，经常给我说起：说是在云南，已经是港商，但常住在昆明。我往来于滇西北道上多年，穷在深山，生怕去叨扰富贵的远亲，因而一直未去拜见。
去年昆明的一家媒体，偶然访谈了我。发表出来被表哥看见，他知道我在大理，便要我借道昆明时，一定去家里小酌。我先是抱着礼节性拜望的意思去的，两手空空，在大街上见到了我素昧平生的二表哥。但见六十岁的他，一身休闲装，大大咧咧，腰圆膀粗，步履生风，完全看不出一点老态。他把我带进他的私立艺术学校，不卑不亢地落座，一杯清茶，两弟兄完全不像是平生的初见——直接就开聊了……
他的父亲是我外祖父的亲侄儿。我外祖父抗战期间驻守昆明时，他父亲是副官。他的外祖母也是湖北天门的华侨，二战时，他的外祖母和母亲随着英军撤侨的军舰，从非洲穿过亚丁湾来到印度，后来经缅甸回国。就是在昆明的湖北同乡会上，我外祖父将我表哥的父亲介绍给了他的母亲，才有了他们一家几兄弟姊妹的诞生。
表哥行二，上有一兄，下有俩妹。我坐牢时，他和其父去见过我的父母，但我现在已经见不到他的父母了。我们两家各自在这个时代的遭遇，也可谓异曲同工，各有各的悲辛艰难。那一夜我们哥俩由茶到酒的长谈，至今想来，仍觉心底的哀婉悱恻。而我和他，则似乎是这个庞大家族中，最为相似的两个后人。我们各自的野蛮成长，惊心动魄的青春游历，竟然也是那样的令人热血贲张……
二
抗战胜利凯旋之日，我的外祖父作为邱清泉的黄埔同学兼参谋长，并未跟随邱部转赴东北内战。他接管武汉警备之后，表哥的父亲（我应该叫大舅父）也随之留在了武昌法院，那时，他的家人仍旧还在昆明。武汉解放前夕，我外祖毙命于鄂西道上。表哥的父亲一看大势不好，也急忙卸甲赶回了昆明。
表哥的母系，是一个很庞大的华侨世家。他的外婆育有众多子女，分别在南非、欧洲、印度、香港、越南和缅甸经商。龙云在昆明起义前夕，表哥的母亲和外婆，就动员他的父亲带着全家逃亡。他们完全可以经由越南到香港，他母系这一支人是见多识广的商人，也习惯了这种乱离生涯。但是，他父亲却觉得共产党不至于为难他们，遂阻止了大家的再度迁徙。
新政权初得天下，各地都会马上招募识文断字的人为其服务。表哥的父亲进入了供销社，短暂学习之后，分配到曲靖乡下。昆明是和平解放，前国军人员最初并未立马清算，因此他躲过了1951年的镇反运动。但天下底定之后，中共中央深知众多的前朝吏员未能撤往台湾，很多进入了新政府就业，其中也不乏潜伏分子。于是在1954年，又开始了让人闻之色变的内部审干和肃反运动。
这一次，我这位大舅在劫难逃，被捕入狱。经过一年多的严审，最终发现他只是前朝的文员，并无血债，于是放出来继续就业。但是，随着农村集体化和城市工商业的强行改造兼并开始，社会出现了颇多怨言和对立情绪。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讲：“国内残余反革命势力的活动还很猖獗，我们必须有针对性、有分析地、实事求是地再给他们几个打击。”
同年4月，公安部报告说，反革命分子“利用一些群众对农业合作化的不满和工作中出现的缺点，造谣惑众，制造骚乱和暴乱；资产阶级中坚决反抗社会主义改造的分子进行报复破坏活动；一部分反动富农破坏社会主义改造和农村各项中心工作。”于是，中央指出，必须“严厉镇压一切敢于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反革命分子和犯罪分子”，“目前要着重反对该捕不捕、该判不判、重罪轻判和该杀不杀的右倾情绪”。于是，史称“第二次镇反”的运动又开始，表哥的父亲再也难逃天罗。所幸，老实巴交的他只是被捕判刑，没有绑赴刑场。
三
那时，表哥和他的哥哥跟着父亲在乡下生活，他母亲则带着两个妹妹在昆明求生。两个屁大的孩子，突然失去了父亲，更不懂得如何去找母亲联系，几乎在乡下饿死。他哥哥不得不学着偷鸡摸狗，勉强和弟弟饥寒相依。等到他们的母亲得到传言前来接他们回城时，两个孩子已经浑如乞丐，浑身爬满了虱子跳蚤，饿得几乎气息奄奄了。
表哥的外婆和母亲，原本是牙医世家，且是华侨身份；虽然新中国不让他们个体执业了，但是最初好歹没算太受迫害，安排她们进了公私合营的服装厂工作。母亲独自带着四个儿女，靠着过去的积蓄，勉强支撑着这个濒危的家。但是她开始深深地怨恨丈夫——他们本来可以出国有尊严地生存的，可是现在再也难以逃出了。为了孩子们不受歧视和牵连，她选择了和狱中的丈夫离异。
就这样，表哥他们在这个单亲的家里，颤颤巍巍地熬到了“文革”爆发。当昆明开始出现大规模打家劫舍般的查抄运动时，他母亲把他外婆和多年珍藏的细软，一起送到了乡下的他的小舅舅家里。有一天，十几岁的表哥独自去乡下看望外婆，忽然发现舅舅家遍地狼藉。他顺着邻人的指引来到操场，看见人群正在批斗他的外婆，而舅舅则被捆绑着吊在篮球架上。他看见从舅舅家抄出来的所谓珍宝，竟然更多的是他们家在民国抗战时，响应政府号召，在海外购买的爱国公债。这是他们华侨世家的拳拳之心，摞起来高达两尺的债券啊，民国没了，无人偿债，但是他们终究也舍不得扔下这些象征性的财富，现在竟成了他们等待国民党反攻大陆的罪证。
年少气盛的表哥，实在不忍看外婆和舅舅的惨状。他号叫着冲进人群，强行解开舅舅的绳索，和前来干预的红卫兵对打起来。人群大乱，乡下的红卫兵对这个省城口音且来路不明的青年略存畏惧，而乡民们则颇多同情他们一家的好人，两厢拉扯起来，舅舅便带着外婆逃离了混乱的现场。
他拼命冲出重围，引着追兵往铁路上跑。他不知道乡村乱象的出路何在，只知道沿着铁路，他还能跑回省城，跑回那个在革命时代里风雨飘摇的家。
四
其实，乱世中的家，皆如危巢。学校已经停课闹革命，初中即将毕业的表哥，已经被编入上山下乡的名册。外婆和舅舅，实在无法再在那个小城苟安，这时也逃来了昆明。看着各地遣返逃亡“五类分子”，合家商议，只有把外婆偷渡送往缅甸的姨妈家，才可能逃过这一劫难。
可是从昆明到缅甸，必须要经由边城瑞丽，才能偷越国境。而那个年代，此行一千几百公里，坐车也得五天，更不要说进入边境必须经过几道边关，没有合法证件根本难以成行。表哥决定自己去探路，而这是他也从未踏上过的冒险之旅。
在过去子女多的家庭，往往总有一个孩子，天生就是这个家的顶梁柱。也许是艰危岁月的玉汝其成，我这位二表哥十几岁开始，就已然胆大妄为敢想敢干了。他独自跑到知青安置办死缠烂打，坚决不肯去原本安排的版纳方向，而要去更为艰苦的瑞丽县。安置办被他搅得无法安宁，只好改派他去这个边境小县。他拿着户口和一百元的安置费，直奔百货市场。他异想天开地买了几十双解放鞋，包在一个被子里就上路了。
楚雄、大理、宝山、瑞丽，百二河山昼出夜伏，他抵达那个非常小的边城时，几乎身无分文。他没有去当地的知青办报到，而直接去边境线上的一个乡镇赶集。那个年代，边民们赶集都是随时可以跨越国境的，而缅甸的山民则多要到中方来购买各种日用品。表哥的解放鞋正是当年缅胞的时尚，很快就以两倍的价钱一扫而空。一百元变成三百元，在那个年代，他顿时俨然腰缠万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