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隔着整整半个世纪，我们哥俩才初次相逢。零落栖迟一杯酒，我们各自叙说各自的九死一生，桌上的两碗酒似乎都掀起了波澜。湖北天门刘氏家族的两支遗孑，在20世纪的中国命运，见证的正是一个时代的艰危和不堪。
六旬初过的他，霜鬓入秋，宠辱不惊地给我翻看残存的世家老照片，让我次第熟悉那些从未见过的亲人。这时的他，父母和小舅各自亡去；他照料了一生的哥哥，也已结束了他浑浑噩噩的卑贱生命。他的两个妹妹都已移民海外，妻子和女儿也都定居香港。这个华侨之家，终于回到了他们血脉中习惯的行商生涯。只有他，依旧独自出入于昆明，独自守着那最后一份家业。
他带着我穿行在他打小熟稔的深巷，指指点点说着一些当年的豪勇。他偶尔还会去拜访那些散落在云南各地的战友——这些零落卑微在底层的缅共游击队员，至今无人关怀他们无辜而潦倒的存在。我是在他的苍老回顾中，才知道这一场荒诞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兴亡；那些国际主义战士的血，浇开的竟然是罂粟花的绚烂……
缅共在1980年正式成立由中央直属的毒品贸易机构，代号“8·19”。毒品成为其各种经费的唯一来源，他们建立的海洛因加工厂多达百家。缅共中高级干部，几乎全部卷入贩毒之中，所有高干领袖均从中谋利腐化。
1989年，彭家声果敢兵变，宣布脱离缅共。之后，缅共“八一五”军区也宣告独立，该部多数领导是从中国援战的“知青”。缅共中央终于日暮途穷，领袖德钦巴登顶以及他的追随者，在中国的庇护下度过余生。
这一块被中国过去暗中支持的割据山寨，最终却将大量的毒品倾泻中国。缅甸军政府也一向和中国暗通款曲，无法彻底征服统一这一块罪恶土地。至今，那片山野依旧罂粟烂漫，表哥那一代的血液，依旧肥沃着他国的劲草……
选自《天涯》2013年第1期
评鉴与感悟
看起来，野夫写的是个人的苦难记忆，但时代的大风大浪又清晰可见。历史已翻开新的一页，但真的就这么过去了吗？或许我们可以从野夫对过往岁月的梳理中，找到答案。
一年前的今天，3月23日，哈医大发生患者杀害医生案件，一名28岁的实习医生死亡，其他三名重伤。这几天翻到了当时的采访笔记，综合场记，摘选部分贴出，算是对此事的一点纪念。笔记中写过“这个新闻给我一个很深的启发，我们做这个工作时间长了，每发生了一件事——城管和小贩冲突了，医生和患者冲突了，教师与学生冲突了……都容易有一个判断的模式，谁强谁弱，谁错谁对，什么落点，希望有一个治百病的原因和药方。但每一个真相都与另一个不同，不能断言，也不能以模式套用，每一件事，都需要细究它独有的事实和因果，解决之道只能蕴涵其中。”
一
哈尔滨路不熟，不太清楚宾馆是在哪个路口，后来远远地看到街角一点火光，有几个人蹲在边上，应该是。
他们一家人是知道王浩死讯后从内蒙古赶到哈尔滨的，人生地不熟，唯一能安慰逝去亲人的方式，就是夜深的时候在街头烧纸。
他妈妈精神在崩溃边缘，我们进她房间，走了一半，听到她的哭喊又撤出来了，人的痛苦到了这个程度，去拍是一种冒犯了。他爸一直扛着，就是受不了见儿子最后一面时，儿子嘴大张着，可能是惊愕，也可能是被气管和肺里的血窒息了——人是坐着，从背后被刀直刺颈动脉的，一刀下去喉管刺穿，他连喊一声都没有就倒在地上。
弟弟王然跟他哥长得很像，相距四岁，兄弟俩的名字取自“浩然正气”的意思。王然招呼我们坐，喝水，还寒暄几句。招呼完他窝在床边坐着失神，妻子坐在他身后，轻抵着他。
“你们兄弟俩关系怎么样？”我问。
王然垂着头，说：“我干什么都指望着他，等着他来告诉我。”他妻子攥住他的手：“每天……你知道为什么他老是愿意穿着这件外套不愿意脱，这件衣服是他哥的，里面有很多他哥的东西，他哥用的手机，用过的笔。他在父母面前，特别是在我妈面前，他必须要坚强，可能谁也不知道他哭了多少次，谁也不知道他问了多少回为什么。”
王然抬起头，一脸激愤，“我打电话的时候第一句话问他们科的主任，他有错吗，他有错他活该！他有错吗？错在哪儿了？为什么要这么对他？”
出发的时候看过网上调查，有四千多人为有人杀死一个医生高兴，王浩的父亲在微博中怀念孩子，底下会有人说“你儿子是一个医生，他会没有错吗？谁没被医生为难过？”爱王浩的人也不能理解这事，他的房东说他肯定是“医患矛盾的牺牲品”……“一定是医疗纠纷，那患者要是精神病，为什么不在大街上杀人啊？为什么奔着医生啊，医院走廊里多的是人，为什么奔着穿白大褂的人去呢？他们之间肯定是有一些矛盾的，要不然，我有病，求着人让人救，我还把你杀了？正常的人会这么想吗？”
这些话都是一个提醒，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公正，要避免先入为主的情绪，要在证据上严谨。
二
费了大周折，才在派出所见到了李男，17岁，1994年出生，白，瘦，有一些痣，嘴上绒毛未褪。
他戴着镣铐，手上缠着厚纱布，我问了一下，那把刀他是在医院门口地摊上花四块钱买的折叠刀，他把王浩一刀刺断颈动脉致死后，又造成其他三位医务人员重伤。手上的伤，是在刺砍医生时，刀刃多次反弹回来切断自己的筋腱所致。这个细节让人感觉到这场伤害的残忍无情。
我问：“你和这个医院的医生有过直接冲突吗？有没有争吵过？”都说没有。 又问：“你对医生不满，受过别人的影响吗？”也说没有。
出发前大家有过顾虑，担心媒体报道是不是引发这类事件的因素，我自己心里也拿不准，问了下“以前看过媒体上伤害医生的报道吗？”
“没有，不看报纸。”我想确定，又问了一遍，他说初一辍学，不看这些，因为身体原因待在家，也从来没与人交流过对医生的看法。
“为什么要杀人？”
“我和我爷这次来的目的是打这个药的，她（医生）不给打。他们不给我看，不给我看病。故意折磨人。”
“为什么说故意折磨你？”
“当时她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就记住了它。”
“什么话？”
“不能打，不能。”
他说这话的时候，还是强烈的欲望受挫的表情，不是沮丧，是愤恨。
三
李男戴着镣铐走进来的时候，一拐一拐的，髋部和腿都有问题，坐下去要花一些时间。他得的是强直性脊柱炎，想注射的药叫“类克”，可以明显缓解疼痛。
当天最后下结论说“不能打”是哈医大风湿科主任赵彦萍，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医生。之前采访的时候，她说李男有肺结核，没痊愈，对李的爷爷说过：“用了这个药之后，肯定会增加这个结核复发的风险，我说现在，打的话这个风险太高了。”
晚上回来查了一下类克药的官方网站，确实有“肺结核和败血症者使用该药曾发生严重感染，可能危及生命”的报告，这说明医生的判断没问题。但李男没听到这个解释，我问李男时，他说在电梯口等爷爷，没进主任办公室，“不想进去”。之前有传言说医生怕传染不让他进办公室，他说不是，他自己不想进，也没啥情绪，是一心等着办住院呢。
我跟他爷爷通了一个电话，他爷爷说得很利落，说赵主任跟他说过现在用药会有风险，“说得挺清楚的，三个月之后才能注射。我也接受。”但当时，李男爷爷身患癌症，非常疲劳，前一晚坐硬座来哈尔滨，又奔波一上午，出了门就没有对李男作更多解释，就说“不能打”，李男也没有问。“不能打”这三个字，已经让他暴怒。
而打类克的风险，他一无所知。
我问李男：“你知道肺结核的病人为什么不能打类克吗？”
他说“不知道”。我给他看说明书，上面解释说注射曾经造成过肺结核的严重感染，甚至有生命危险，“这个你知道吗？”
他说不知道，有点吊儿郎当：“生命危险？那我想应该没有吧，顶多，有点影响吧我觉得。”
我停下来，叫了一下他的名字，他抬头看我，我把声音放慢一点，“有生命危险的意思是说，你的肺部有感染，如果打这个针的话，感染加重，会有死亡的可能，如果这么跟你说，你能理解吗？”
出乎意外，他说：“那还不如不打呢，吃点药就行了。”
他的想法转变得这么快，我都不确定他听明白了，又问：“这么说，就是说你清楚危险的话，是可以接受不注射的，是吗？”
他点头说嗯。
我问那你当时为什么没有选择返回到医生办公室问问她？他说“当时挺生气的，情绪有点没控制好吧。感觉挺累的，家里离这挺远，我再回家，唉——我在家想的是打这个药，那个药确实挺好，打完挺明显，腿啥都不疼了，谁知道到这不给打。我就一气之下吧，就去伤害别人。”
李男把爷爷送到旅店后，直接出门在地摊上购买了带弹簧的水果刀，藏在衣服里，返回医院风湿科。“当时我记住我买完刀，我冲进他们办公室，谁离我近吧，就杀谁。”风湿科刚刚轮班，王浩离他最近，背对着他坐在最靠近门的电脑前，李男对王浩有印象。“还行，小伙子还行。挺高个子。没接诊过我。”
“你知道他无辜，那你怎么会刺杀他呢？”
“当时我也没太多想法，我看他离我最近就直接把他杀了。”
“你是想伤害给你诊断的医生，为了怕他出来阻拦你，要来杀害他？还是你觉得但凡是医生……”
他打断我：“但凡医生。”
李男没说一句话，直刺王浩的咽喉，王浩连声音都没有来得及发出就倒下了，以至于坐在边上的王宇医生以为他在跟自己开玩笑。王浩从未给李男诊治过，他的死只是因为他身上的白服。
四
采访李男的时候，他说了对王浩愧疚，觉得自己冲动，但我看着那只缠着厚纱布的手，还是觉得，未成年人的“冲动”不够解释这么强烈的仇恨，跟他谈话就知道，他的这种一竿子插到底的思维方式，光靠“谴责”也起不到作用，也不能让人信服，肯定还有什么东西，是我之前没想到的。这时会觉得压力之大——不在于你能不能采访到，而是现在你可以采访了，你问什么？即使他都说了，但可能他也不能了解自己内在的完整想法，你只能在他的头脑里幽暗无名处往前摸索，这个过程很危险，也可能犯错误，但如果不摸索，时间过去了，消失了，有的事情会是一个空洞，留在了历史里。以后的人也许会责怪我这个工作，没有更真实地纪录这些事情。
今天在采访风湿科赵主任时，她有一句话我当时听了一怔：“我觉得我们真的就是没有想到，这个孩子对这个事会是这样一种想法。”
孩子？
她说：“一想到那些同事的话，心里非常的难受，但是回过头来想的话，也是觉得他真的就是不到十八周岁，就是不像那些穷凶极恶的人。有的时候想想他也挺可怜的。”
还有一句话印象很深，是他们科另一位张主任说的，谈起李男的病，他说：“最大的痛苦就是疼痛，持续地疼。另外就是残疾，往往使部分病人在旺盛的年代就失去了一个正常人同等工作机会和家庭幸福。那对于这个病人来说，他过早的一个家庭不幸，同时又患上强直性脊柱炎，后来又合并一个结核，可是雪上加霜。所以呢，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您为什么说起这个伤害了你同事的人，还是一种医生的同情？”
采访的他一直强力克制，说出这句时下颌一直抖，“因为我是人。”
嗯。
五
同事连夜已经到了李男家，他家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一个农村，路程极不顺，辗转多时才到，也可想而知李男他们来一趟哈尔滨不容易，因为穷，只能坐四十八块钱的硬座。李男从小父母离异，一岁出头还不会讲话时，母亲就离开了家，再也没有回来过。父亲因为抢劫罪被判死缓。他由爷爷奶奶带大，爷爷说他“从小孤僻，不爱说话”。李禄六十二岁了，退休前是当地煤矿工人，靠每月工资一千出头养活全家。李男上了低保，每个月差不多两百元，两年前，他爷爷得了胃癌，家里两个病人，花了二十多万，社保报销大概一半，他家借了外债。
李男初一辍学，没有亲密的朋友，印象中只与同学“玩过一两次”，其他时间都待在家里，他曾经在洗浴城工作了一年多，但很快就得了强直性脊柱炎，腿肿，痛。不再能工作，也很少与人往来。从他第一次住院起，哈医大的医生说与医疗有关的细节很少直接与他沟通。“就是说我在询问病史，他都是很内向不太爱说话，需要他爷爷提供一些病史，然后跟他确认是不是这样。”
“你们之间的交流，很多需要通过他爷爷来完成是吗？”
“对，大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