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的爷爷当时已经患有癌症，六十多岁，耳朵已经有些聋了，我打电话问问题时要靠同事在边上大声转述。他不识字，精力智力上都无法为李男提供什么支持。李男本身还是心智不成熟的年纪，对医疗知识知道得很少，第一次来哈医大时医生曾经给他注射过一次类克，疼痛立刻缓解了，他印象极深。但2011年5月，李男来哈医大再注射时突发高烧，经过诊断，患上了肺结核和结核性胸膜炎，医院建议他先治疗结核（注：李男的辩护律师曾经认为是医院第一次注射类克引发了李男的肺结核，存在医疗过错，采访中医生说当时诊断李男是陈旧性结核，并不活动，此种症状大量普通人都有，当时判断打针不会引发。在法院判决中，没有采纳辩护律师的意见），6个月之后，李男认为自己已经痊愈了，他不理解为什么第二次医生就不能再给他用药，也问不清爷爷，只靠自己猜测，而这些猜测现在看来近于偏执。
我问他：“你当时觉得是为什么不给你治？”
“他们挣钱呗。”
“他们不给你打药，也不接收你入院，怎么能挣钱？”
“可能是觉得我花钱少了。”
“类克多少钱？”
“一针六千多。”
“如果你认为医院是为了挣钱的话，他们干吗不给你打这个药呢？”
“我也不知道啥原因。”
“你没从这角度分析过吗？”
他点头。这是一个先入为主的想法，这种没有沟通和化解的抵触，在内心封闭的循环里越来越强化，形成了他说的“恨”，这是一场虚构的仇恨，感受却是强烈的。
“你恨他们什么呢？”
“他们不给我看，不给我看病。”
“在你的理解里怎么就叫看病？”
“看病打点滴，吃药，打针。”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不打针，反而也是看病？”
“不知道。”
采访时我随口问过一个问题：“出这件事情之前你有跟别人发生暴力冲突吗？”他的回答倒是出乎我意料说：“在当地医院里闹情绪，大声喊，当时挺烦的。”我想起上海的王晶。
他因为治疗肺结核在当地扎兰屯医院住过院，我们找到他当时的主治医生杜大夫，她说当时李男的脊柱炎病情很重，“走路像鸭子一样”，还说医院住院条件很差，没有父母，爷爷也常常不能在，李男长达一两个月无人陪护，在病房里流露出的情绪让她不安。“查房时发现他经常一个人呆呆地立正站着，长时间看着窗外。”肺结核病人治疗中有一种常用药叫异烟肼，这种药不能在精神异常的患者身上使用，杜医生出于对李男的担心，停用了这种药品。
他爷爷说李男出现过情绪失控的征兆：“那可不正常，大半夜跑大街上喊啥呀，那不正常。可着走廊，跺着脚，踹地板。”
因为这场病，他没了工作，没了收入，没有朋友，身体疼痛，行走不便，一个十七岁的人在身体和心理上都陷在被疾病围困的处境，感到极度不耐烦和急于摆脱，他尝过类克带来的“立刻就能跑”的喜悦，在他看来，一针类克是最简单，最好的解脱，这几乎是他全部的欲念和指望。他对爷爷说，只要出了院，就能去打类克了，打完类克，就可以出去打工挣钱。杜医生说没有完全治愈时，他就坚决地要求出院，“他大声冲医生喊，没有办法。”
他闹情绪都是向着医生的，因为在看他来，医生是他通往解脱的唯一障碍。
2012年3月22日，李男和爷爷坐了一夜硬座火车，早上9点下车后，没有吃早饭和安顿，就直接去了医院，在哈医大要求下，他们去哈尔滨胸科医院拍胸片，返回医院后，医生发现病历上没有必须附上的医嘱，李男又一个人再次去胸科医院补回，这时他的情绪已经很严重，觉得医院是故意拖延。他第三次去了哈医大，想要注射类克，但检查结果仍是肺结核没有治愈不能注射，他到了自己认为的承受极限，有了想要报复医生的念头。
3月23日下午4点，风湿科主任跟他爷爷解释的时候，李男没有进屋。十分钟后，奔波了将近二十个小时，已经十分疲劳的爷爷出来告诉他医生说还是“不能打”。这次，李男什么话都没有说。他回到宾馆安顿了爷爷。等他睡下就出了门。“当时情绪挺难受。感觉挺累的。完了还得去看病，这样的。我爷爷有胃癌。”
“你为什么在说有情绪的时候会提到他有胃癌这件事？”
“我怕我爷爷再发病了，坐车来的时候已经不好了。”
他在决心要去杀死医生的时候，也知道自己的命运。行凶之后，他在现场，用刀子向自己的脖子刺了三刀。
“你就是自己也不想活了是吗？”
李男说：“是。”
“你不考虑他人，也不爱惜你自己的生命吗？”
“为家人着想，大人把我抚养大，给上学，花钱给我看病。”
“怎么叫为他们着想？”
“要把这个结束了，对。”
血案发生后，自杀未遂，他返回旅馆，爷爷李禄见到他满身是血，来不及问详情，拉他到哈医大急诊部去包扎。他对爷爷说：“我不想再拖累你了。”
六
这个新闻给我一个很深的启发，我们做这个工作时间长了，每发生了一件事——城管和小贩冲突了，医生和患者冲突了，教师与学生冲突了，都容易有一个判断的模式，谁强谁弱，谁错谁对，有一个治百病的原因和药方。但每一个真相都与另一个不同，不能断言，也不能以简陋的模式套用，每一件具体的事都需要细究它独有的事实和因果，解决之道只能蕴涵其中。
从发生惨案的当天晚上，风湿科的办公室擦净满地的血，还要继续在这里值班，他们有九十多个住院的病人，必须值守，在恐惧和压力之下，没有一个医生和护士离开，他们大都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
我问，如果碰到这样的事情，有什么可以补救的？赵主任说：“如果说当时能够跟他谈一谈……假如说他要是表现出来不满，他提出来，我们可能会很耐心跟他解释，但是我们没有想到，他会抱着这么大的怨恨。悲剧还是发生了，所以我们还要反思自己，有没有自己做得不到位的地方。就像刚才我说得那样，每个医生，治疗疾病应该同时治疗一个患者一个心理上的疾病，一个正常的情况下，不会发生这样的血案。”
“不过，也许医生没有办法判断他不正常啊。”
她说：“今后，我们就多多再努力去做吧。再努力去做，不厌其烦，反复地去做。”她胸口起伏，压着哽咽，“我有点说不下去了。”
七
在王浩遇害五天后，他的家人收到了一份英文文件。王浩的弟弟递给我说：“你看看这是什么，我们也看不懂。”
我看了一下，说这就是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给他的一个回执，“一开头说祝贺，很荣幸能够通知你已经被允许就读这个四年的博士学位，这是他的入学通知。”
我念到这儿，不必再往下念了，也无话可安慰，在场没人说话，也没人伸手接过去，我把纸轻放在了桌上。
王浩的父母在带着孩子的遗体返回故乡前，让车子绕着大学和医院转了一圈。“他热爱哈医大，让他再看一眼吧”，这个二十八岁的实习医生，梦想成为中国风湿领域的专家，在他个人空间里，上传的最后一个视频，是一个故事，贫穷的患者，为妻子治病，但因为他人的一担货物，一直等待货主的归来，才能回到医院陪伴妻子，这个故事最后一句话是“知托付”。
选自凤凰网 柴静：社会观察
评鉴与感悟
这个时代最荒谬的地方可能就在于，本应是体制的责任，结果孽债却嫁祸给了个人，比如在时见报端的医患关系中，医生成了最脆弱的群体。柴静以内敛简省的笔触，对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发出了追问。
一场虚构的仇恨
柴静
——哈医大杀害医生案采访笔记
纳兰妙殊
租客
一
我是“租二代”，做租房客的生涯从降生便开始了。身为城市贫民，爸妈一直租房住，搬来搬去，一共搬了七处。官不修衙，客不修栈。这句话我小时一直听父亲和母亲互相告诫，在他和她忍不住想做点什么改变的时候。到我上高中时候，他们才攒够钱在近郊买了房，搬了第八次。可惜我读的高中是寄宿制，因此始终无法与那间房子建立起太深厚的感情。
前面五间屋，我住的时候年纪小，现在印象都不深了。只记得第四间房子临街，门口就是垃圾箱，整条街的人都到这里来倾倒瓜皮、粪便，天长日久地臭气熏天。七处房子里，最后两间记得最清楚。倒数第二间，位于一幢极老的筒子楼里，把一条漫长幽暗的长廊走尽，就到家了。公用一个厨房，两个厕所。厕所在走廊的另一头，我和爸妈要上厕所，要步行将近三分钟时间。每个厕所只有一个坑能用，另外一个大概从建国时期就堵塞了，因此在堵塞的坑位上堆积了大量住户们的废物，其中有一只搪瓷杯，上面印着“平津战役纪念”。
我傻头傻脑地把对“家”的热爱和归属感献给了这一间屋子，每天放学后疯狂踩自行车，想要回到它身边。老师教唱《可爱的家》，我心里出现的都是它的身影。
我的家庭真可爱，
美丽清洁又安详。
虽然没有好花园，
月季凤仙常飘香。
虽然没有大厅堂，
冬天温暖夏天凉。
可爱的家庭呀！
我不能离开你，
你的恩惠比天长。
日后得知，父母对那间房子的印象并不算好。母亲的幽怨来自厨房。每家都在公用厨房里搁一只小橱柜，用来放烹调用具、油盐酱醋。母亲曾在洋货商店买过一瓶很贵很贵的西班牙橄榄油，舍不得炒菜用，只有时用来煎几个荷包蛋给我们吃，或者羼着大豆油炸带鱼。在那期间全家到外地去探亲戚，离开了一个星期，走的时候橄榄油还有大半瓶，回来之后发现只剩一个底子了。父亲的愤愤来源于他的宝贝书，楼道里有每户的公用杂物区，他把几箱书放在楼道中，不久就丢失了一箱，邻居主动跑来讪笑着说，以为那是废品，卖给收废纸的了。那一箱中颇有几本曾跟随他上山下乡的老伙计，此事他深以为恨。还有更要命的，夏天某次闹腹泻，由于厕所太远，他狼狈地损失了一条裤子……
排行倒数第一的那间屋子，就更糟糕了。我现在还不明白，当年造那一片建筑的人，是怎样设想住户生活的？院子里一片房子都盖成二层小楼，木楼梯又黑又窄，楼道灯泡永远是坏的（有时父亲会买一个，拧上，但三天之内就会被别人拧掉，拿回自己家去用）。一座楼里住四户人家，共用一个厕所。公厕利用的是一楼的楼梯间，呈三角形，里面仅容得下一个蹲坑，一个供人丢手纸用的竹筐。顶子非常低，需要弯腰进弯腰出。
我们租用的屋子还是位于楼道尽头，一共三间，串成一列像一支糖葫芦。三间屋加起来小于四十平米。紧里面的屋子其实是房主自己盖的违章建筑，只摆得开一个衣柜一张双人床。我和姥姥睡在那儿。中间房间房顶倒是极高，卡掉了上半截，盖出一层阁楼，空间恰能容纳两人。
父亲跟母亲睡阁楼。每晚用竹梯子，咯吱咯吱爬上去睡觉。不过，夜里再咯吱咯吱地爬下来上厕所，就太费事了，折腾一回就半天睡不着。他们在阁楼上放了一只搪瓷尿盆。早晨，一个人先下地，站在梯子口等着，另一个把盛着液体的容器小心翼翼递下来。
有一回，尿盆在传递途中失手了，在半空造出一条柠檬黄的瀑布。我记得那整整一天父亲都没说话。随后三天，母亲用刷子把地面刷了五六遍。
我也偶有做错事的时候。楼下另一户人家，是个离婚妈妈带着上中学的儿子，曾找到我母亲，说，大姐，让你家闺女每次……来那个什么的时候，把带血的那一面儿朝下，或者用手纸包起来，再扔进筐里。您瞧，我儿子都上初三了，让他看见那玩意……不好。
母亲转述给我的时候，我只觉得脸颊火烫，对发育中的身体和世界都陡生恨意。第二天下午，楼上的男孩儿搬了藤椅坐在天井里看武侠小说，我推门偷看了好几回，始终不好意思出门、从他面前走过去。
那只装手纸的竹筐非常巨大，能藏住一个小孩儿，要填满它需要楼上楼下的居民齐心合力一个月时间——假如没人闹肚子的话。
到了一个月的关口，筐子开始变得像电影院卖的筒状爆米花，白花花地堆出圆锥形的尖儿来。如果再过一个星期还没人理会，筐子脚下就会积起白色的波浪，又像英雄纪念塔下摆放的表达哀悼的花朵。这时蹲在它面前的人都有点小心翼翼，因为那高过头顶的尖端会给人要流淌、倒塌下来的错觉。
总会有人再也忍受不了，把筐子拽出去倒空。大家进门一看，啊，筐子已经变回虚怀若谷的模样了，幸甚至哉！于是蹲下来默默感激那位忍受限度较低的人，也带着幸灾乐祸的笑意，庆幸那人不是自己。
自打我们搬到这里，最先忍受不了的总是母亲。
后来她很豁达地把这当成了自己的责任，不等到“上尖儿”就拖出去清掉。有时带双面胶条的卫生巾粘在筐底上，磕不掉，她就跑回家拿火钩子。
她还下决心每天去洗公厕。先提着水桶，把兑着消毒液的清水往地面一泼，给自己开路，再屏气躬身冲进去，用鬃刷一通狠刷。她早晨刷一遍，好让全家人都去上厕所。晚上下班回来再刷一遍。然而厕所变脏的速度却出奇地快，有时没半天就满是尿骚味，臭成了辣的，一拉开门就蛰眼睛。后来发现，住在楼上的男人，每次小便都是站在厕所的台阶外就掏家伙，往里面投出自己的抛物线。他又经常喝了酒夜归，醺醺之际，射术自然没那么准，甘霖也就把整个地面（墙壁应该也躲不掉）滋润了。
其实他知道住在一楼的人家每天洗厕所，但始终坚持自己园丁浇花似的方式。这就不仅仅是缺乏公共责任感的问题，而是全无公德，胡作非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