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18年旧历2月24日，穆旦出生于天津西北角老城内恒德里3号院。当时穆旦是和父母以及祖母、叔父、姑姑和堂兄弟等合住，居住条件可见一斑。穆旦本名查良铮，笔名梁真、慕旦，祖籍浙江海宁。查氏为海宁世家望族。穆旦祖父查美荫曾任易州知州和直隶州知州 ，天津和河间等府盐捕同知等职。因受到存款银行突然倒闭的巨大打击，年仅五十五岁就忧疾而终。穆旦的母亲李玉书在二十岁的时候出嫁天津。穆旦的父亲查早年毕业于天津法政学院。他因生性淡泊、不善交际，除了做过法院等部门文书抄写工作之外，大多时间赋闲在家，甚至晚年吃斋念佛、不问世事，自称“自在逍遥一懒人”。1977年10月查因病辞世，而他的儿子穆旦则在半年前因心脏病而英年早逝。
因父亲人微言轻而经常遭受家族白眼的穆旦从儿时就埋下了自立养家的愿望。年幼的穆旦性格倔强而独立，每逢过年过节家族祭拜祖先叩头跪拜的时候，他却从不下跪磕头。父亲经常打骂妻、子，在穆旦的记忆里，母亲几乎是啜泣度日。穆旦是早慧的，早在天津城隍庙小学读二年级的时候就在《妇女日报》发表了《不是这样的讲》。1929年穆旦考入南开中学，此后母亲最大的快乐就是儿子回家后一起围坐在小煤油灯下互相谈心。穆旦把在学校的各种见闻讲给母亲听，这成了她最大的安慰。当时由于战乱，南开校园甚至都成了战场。在枪林弹雨中，穆旦等学生不得不经常到校外避难。这大大激发了穆旦等学子的爱国救亡意识。这对此后穆旦投笔从戎有着很大的影响。在抵制日货时期，穆旦不允许母亲买日本进口的虾皮和海蜇皮等食物，如果母亲买来他不但一口不吃，甚至还会愤怒地把它们倒进垃圾桶。叔伯们因此私下里议论穆旦可能是个“赤色分子”，也从此事事都避让他。由于受到校长张伯苓的影响，南开中学新式而开放的教育环境使得穆旦不仅在英文等方面有了长足进步，而且这一时期蔡元培、梁启超以及鲁迅、胡适、巴金、郁达夫、周作人、郭沫若、朱自清、冰心、俞平伯等新文学作家以及俄苏作家都对穆旦的思想和文学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此时的穆旦已经感受到社会的灰暗并产生不满的心理。他高中二三年级写的诗歌和评论文章《哀国难》《流浪人》等就对社会表达了不平与不满。穆旦最初的诗歌写作就与同时代的青年直抒胸臆的浪漫化写作不同，而是更为深沉和内敛。所以在好友杜运燮看来，写诗时的穆旦更像是一个“中年人”或者饱经沧桑的“老年人”。
二
1935年高中毕业后，穆旦同时被三所大学录取，他最终选择了清华大学外文系。该年8月21日，清华大学186号通告公布了包括穆旦和王佐良、周珏良在内的318名新生录取名单。穆旦在清华先后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和“一二·一六”爱国示威游行，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受过“大刀和水龙的驱逐”。穆旦在清华还读到了《大众哲学》并参加了以“左联”为核心的统一战线群众团体“清华文学会”。此时穆旦以“慕旦”之名在 《清华副刊》 和 《清华周刊》 《文学》 月刊等发表诗文。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清华以及北大校舍被日本兵占为马厩和伤病医院，而南开大学则几乎被日军飞机夷为平地。迫于极其严峻的抗战局势，1937年9月10日，国民政府宣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穆旦随清华的同学和老师一起南迁，其中与他一同南下长沙的还有一位女性，她叫万卫芳，后来成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外文系二年级借读生。
穆旦清华读书期间这段爱情经历鲜为人知。穆旦与万卫芳的相识相爱，他在当时的诗歌中透露出些许的爱情信息，比如“只有庭院的玫瑰花在繁茂地滋长，年年的六月里它鲜艳的苞蕾怒放”。万卫芳家境富裕，生于天津，时为燕京大学学生。清华大学教授吴宓在当时的日记中对此有约略记录，“燕京借读女生，查良铮偕来此。”据穆旦好友杨苡回忆，万卫芳与穆旦相识时已经有婚约在身，订婚对象为燕京大学的学生余某。在长沙期间，也就是1938年初，万卫芳突然接到家里电报说是母亲病危请速回。穆旦认为这是她家人的骗局，而万卫芳还是执意回到了天津并与该男子结婚。当时穆旦极其愤怒，整个楼道里都是他咆哮和嘶吼的声音。这段恋情很快地结束了。万卫芳与丈夫后来定居美国并生下两个子女。穆旦留学美国时，万卫芳得到消息并写信希望穆旦去看她，但遭到穆旦拒绝。以后万卫芳的丈夫因为精神分裂自杀，同样精神分裂和崩溃中的万卫芳竟然亲手杀死了自己的骨肉。
在大半年的时间里，穆旦随着学校从北京到长沙，又从长沙到昆明，其间经历了数千里难以想象的长途跋涉。当时学校从长沙迁往昆明的时候，穆旦参加的是步行团（美其名曰：“湘黔滇旅行团”）。步行团的行进路线为长沙—益阳—常德—芷江—新晃—贵阳—永宁—平彝—昆明。步行团从2月19日出发，4月28日到达昆明。期间步行路程约为一千三百多公里。在行进途中，穆旦常与闻一多先生结伴而行，边走边谈论诗歌。当时传为奇谈的则是穆旦在离开长沙前买了一册英文字典，此后步行途中穆旦一边走一边背诵，背熟后将该页撕去。抵达昆明的时候，字典已被完全撕光。正是因为边走边学，穆旦在行走中往往是最后一个到休整地点，“腿快的常常下午两三点钟就到了宿营地，其他人陆陆续续到达，查良铮则常要到人家晚飨时才独自一人来到”（洪朝生）。正是因为强烈的求知欲望以及艰苦付出的苦学精神，日后的穆旦才成长为一位杰出的翻译家。
到长沙后，穆旦未料到还来不及喘息，他就不得不再次随着联大文学院和法学院迁往昆明六百华里之外的蒙自分校。1938年5月3日清晨，穆旦和其他师生又再次启程。他们先步行至火车站，然后乘小火车，“开出昆明不远便进入山区，山高路险，曲折迂回，震动甚大。沿途凿山通道，大小隧道不可计数。烟煤为山洞所阻，尽入车内，以致车上烟尘扑面，空气污浊，令人不耐”（余道南：《三校西迁日记》）。5月4日穆旦一行人抵达蒙自碧色寨，然后转乘小客车到达蒙自。穆旦在1940年发表于重庆《大公报》的两首诗《出发》和《原野上走路》中回顾了这段艰辛而难忘的经历。
无论是长沙还是昆明，当时的办学条件都极其艰苦。晚上的时候只能在极其微弱的菜油灯下读书，而一起议论时局国事则成为他们必备的功课。但是因为与闻一多、陈寅恪、朱自清、吴宓、冯至、金岳霖、郑天挺、冯友兰、叶公超、燕卜逊（William Empson）等名师大家的朝夕相处，穆旦、袁可嘉、郑敏等后来的“九叶”诗人无论是在人格还是在学养上都受益终生。尤其是燕卜逊将欧美的现代派诗人叶芝、艾略特、奥登和狄兰·托马斯以及西方文论引介给这些学生，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
穆旦在联大期间曾参与青鸟社、高原社和南荒社、南湖诗社、冬青文艺社等文艺社团。因为校园时时遭受日本飞机的轰炸，穆旦和师生不得不经常“跑警报”躲进防空洞中。1939年4月，穆旦写成《防空洞里的抒情诗》。1940年6月，西南联大校方第146次会议决定聘用查良铮为外国语文系助教，月薪90元。而这段短暂的教学经历却在穆旦心里埋下了一丝阴影。通过极其有限的材料可以看出穆旦觉得自己并不适合当老师。这在他50年代于南开大学外文系任教期间同样的感受中可以得到再次印证。
三
1942年2月，杜聿明率军入缅甸作战并向西南联大致函征求精通英文的教师从军。3月，穆旦即辞去西南联大教职，参加了中国远征军。穆旦任随军翻译出征缅甸抗日战场。当时吴宓曾陪同穆旦去第五军办公处体检。3月3日吴宓请穆旦和文林吃午饭，共花费18元，“饯其从军赴缅”。
穆旦跟随杜聿明的中路远征军第五军新编第22师。部队进入缅甸野人山区一度迷失方向，最终是蒋介石派飞机空投地图和物资才得以走出雨季的丛林。军队入缅作战半年，当时正值东南亚雨季来临，致使军中因疫病流行和饥饿难耐而损伤大半。野人山和胡康河谷（缅甸语为魔鬼居住的地方）给穆旦留下了极其恐怖的梦魇般的记忆。尤其是六七月间，缅甸几乎整日倾盆大雨，穆旦所在部队当时正身处原始森林之中。蚂蟥、蚊虫以及千奇百怪的热带小虫数不胜数。因此疟疾、痢疾、回归热等传染病几乎不可控制，尤其令人恐怖的是吸血蚂蟥和蚂蚁。杜聿明将军曾在《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一书中将此惨不忍睹的场景予以记述：“一个发高烧的人一经昏迷不醒，加上蚂蟥吸血，蚂蚁侵蚀，大雨冲洗，数小时内就变成白骨。官兵死亡累累，前后相继，沿途尸骨遍野，惨绝人寰。”沿途留下的是触目惊心的一地白骨，仿佛是活脱脱的难以置信的人间地狱。当时穆旦的马死了，传令兵也死了。穆旦拖着肿胀的腿在死人堆里艰难行进，有时近乎爬行。除了战争以及雨季和疾病的考验，最让穆旦等将士们难以忍受的则是饥饿，其中最长的一次挨饿时间是十四天。穆旦和其他士兵不得不发了疯似的在山中和森林里寻找一切可以入嘴的东西，比如野果、蘑菇、芭蕉、老鼠、蛇、青蛙、蚂蟥、蚂蚁。穆旦随军在森林中步行四个月，终于九死一生到达印度。
1943年初，穆旦从印度辗转归国。他将入缅作战的经历写进了诗歌《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和长诗《隐现》当中：“为什么一切发光的领我来到绝顶的黑暗 / 坐在山冈上让我静静地哭泣。”回国后的穆旦没有再回到大学任职。他先在曲靖担任第五军汽车兵团少校英文秘书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驻滇干部训练团第一大队中校英文秘书，后又到昆明和贵阳、重庆等地四处寻找他认为合适的工作。此间，穆旦生活一直处于不安定的状态。
四
1945年11月21日，穆旦与207师师长罗又伦同乘一辆吉普车开始了为期四十天之久的北上之旅。一行人从昆明出发，途经普安、贵阳、芷江、安江、宝庆、湘潭、长沙和武汉等地。一路上的丰富见闻以及破败的景象和民生的疾苦使得穆旦完成了十篇《回乡记》。
1946年1月初的寒冬，在一个朋友的介绍下穆旦乘飞机抵达北平，终于见到了阔别八年之久的父母和亲人，他们暂时租住在东直门南小街小菊胡同22号院里。此时的北平在穆旦的眼里已经无比陈旧和落败，“宽宽的柏油路，矮矮旧旧的平房向后退去。迟缓的，冬日街上的行人向后退去。风吹沙土，长长的旧红墙和红墙里的大院落向后退去。北平仍是以前的北平，不过更旧了一点，更散漫了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