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时期穆旦和沈从文、冯至以及林徽因开始交往，并曾替沈从文主编过《益世报·文学周刊》。他的《回乡记》得到沈从文和冯至的交口称赞。此时穆旦还结识了袁可嘉等青年诗人。尤其需要提及的是，在北平期间，穆旦通过王佐良、周珏良认识了周与良。周与良的父亲周叔弢为知名的实业家，曾担任过天津市副市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穆旦与周与良开始交往的时间是1946年。二人经常在燕京大学、北师大、米市大街女青年会、清华大学工字厅的周末聚会乃至周与良的家里相聚。他们大体就是喝茶、聊天、吃饭、跳舞、逛书店和看电影。第一次见面时穆旦就问她是否爱看小说。当时穆旦留给周与良的第一印象是“一位瘦瘦的青年，讲话也风趣，很文静，谈起文学、诗歌很有见解，人也漂亮”。然而面对周与良这样一个大家庭，二人家庭背景和出身的差异常常使得穆旦在周家人面前落落寡欢。经常是在一群人高谈阔论之时，他却向隅而坐。
由于物价飞速上涨，面对巨大的生活压力，穆旦不得不在1947年又前往沈阳、上海和南京等地讨生活。因为长期奔波，在南京时穆旦生病并由肺炎转为肺结核，一度失业。按照郑敏的回忆，她一生与穆旦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见面就是在南京。穆旦曾到郑敏在南京的家里看她并一起到新街口去喝咖啡。二人由下午谈到晚上，主要涉及诗歌和教育。当时郑敏通过穆旦的言谈意识到他是一个个性鲜明、很有历史感的人，“这在二战后的中国，是一种优点。但是当历史正在选择道路时，个性强的个人的处境，往往并不如所想的那么容易”（《再读穆旦》）。直到1948年6月，穆旦才在友人引介下到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南京办事处任译员。当年在往返于上海和南京期间，穆旦与巴金夫妇以及陈敬容、袁水拍、汪曾祺等人都有交往。尤其是上海霞飞坊（今淮海坊）59号巴金的居所简直成了一个沙龙，自此穆旦与萧珊结下了一生的友谊。穆旦等人一起谈诗论人生和国事，时间晚了就到美心去叫葱油鸡来吃，有时去喝咖啡或到国泰电影院看电影。
五
1948年春天，周与良离开上海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穆旦专门从南京坐火车到上海为她送别。黄浦江畔，穆旦送给周与良几本书以及一张自己的照片。照片的后面穆旦用钢笔抄录了自己的四行诗——“风暴，远路，寂寞的夜晚，/ 丢失，记忆，永续的时间，/ 所有科学不能祛除的恐惧 / 让我在你的怀里得到安憩”。1949年初，穆旦在联合国粮农组织任职期间前往泰国曼谷工作。据穆旦自己所说，此行去曼谷主要是为了积攒去美国留学的费用。终于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穆旦抵达美国并在该年年底与周与良在杰克逊维尔结婚。他们不会想到，1953年历尽周折终于回到自己祖国后迎接他们的是怎样一番不平常的命运。
穆旦在芝加哥大学英文系攻读硕士学位，课余时间他不停打工以维持生计。艰苦的求学生活、参加抗日远征军的经历以及对祖国和亲人的怀念使得穆旦一直有强烈的回国冲动，而在回国的问题上他经常与其他留学生甚至与周与良产生分歧。他一直坚持留学生应该最终回到祖国去，所以当时很多同学以及朋友都以为他是共产党。尽管穆旦没有亲眼目睹和亲身体验新中国成立的气氛，但远在国外的他仍通过各种途径在思想上不断“充实”自己。穆旦苦修俄文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1950年穆旦在芝加哥大学选修俄国文学，并背诵下整部俄语辞典。1953年年初，在他不断努力与争取下，终于与周与良历经周折回到中国。
回国后的穆旦一直从事外文翻译和教学工作。受到萧珊的鼓舞，穆旦在北京期间就开始夜以继日地翻译苏联季莫菲耶夫的《文学原理》。穆旦最终选择了和妻子一起到南开大学任教。
然而平稳的日子很快就结束了。当时频繁的政治学习和各种小组讨论以及夜大学习更是让穆旦不胜其苦。在这样的政治文化氛围中，穆旦备感不适与孤独。他在1953年写给萧珊的信中这样无奈地写道：“现在唯一和我通信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1954年，穆旦因参加过“中国远征军”被列为“审查对象”，受到不公正待遇。同年11月穆旦还卷入了南开的“外文系事件”。 “事件”的结果是外文系暂时停办。陈逵、巫宁坤、张万里、蒋瑞琪、毕慎夫等人都被迫调离了南开。
在1955年2月开始的“肃反”运动中，穆旦成为“肃反”对象，被勒令交代问题、接受审查。在穆旦的履历表中，家庭出身标明是小资产阶级，本人成分是伪军官。在“肃反”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穆旦和妻子都遭到批斗。在如此酷烈的时代语境下，穆旦虽然被迫停止了诗歌创作，但他仍不肯放下手中的笔，而是一直坚持诗歌和文学翻译。周与良回忆， “他几乎把每个晚间和节假日都用于翻译工作，从没有夜晚两点以前睡觉”，“翻译中忘记吃饭，仅吃些花生米之类”。在反右运动的整风和大鸣大放中，穆旦一直是持一种谨慎的态度。1957年5月应《文艺报》文艺部负责人袁水拍之约穆旦写就诗作《九十九家争鸣记》。本来是“百家争鸣”穆旦却偏偏来了个“九十九家争鸣”。穆旦以讥讽的笔法和诙谐的语调通过对一次会议的描述揭示了“百家争鸣”并非是真正的争鸣，“百花齐放”也非真正是文艺创作的自由。尽管穆旦在该诗的“附记”部分有为自己的意图澄清的说明，但这首诗已经大大越过了当时主流诗歌写作范围的底线，而招致批判也是必然。
这首诗发表不久旋即受到猛烈批判。1957年9月号的《诗刊》发表黎之的批评文章《反对诗歌创作的不良倾向及反党逆流》。文章认为穆旦的诗流露了比较严重的灰暗情绪并“污蔑现实生活攻击新的社会”。穆旦不得不对《九十九家争鸣记》进行了检讨，“我的思想水平不高，在鸣放期间，对鸣放政策体会有错误，模糊了立场，这是促成那篇坏诗的主要原因。因此，诗中对很多反面细节只有轻松的诙谐而无批判，这构成那篇诗的致命伤。就这点说，我该好好检查自己的思想”。
六
1958年12月18日，穆旦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并被判处三年管制，降级降薪甚至逐出课堂，强迫在南开大学图书馆接受管制和监督劳动。从1959年1月5日开始，穆旦每天负责打扫图书馆和清理厕所，“我自动打扫图书馆甬道及厕所，每早（七时半）提前去半小时。这劳动对自己身体反而好”。穆旦每天除了劳动之外，每天回家还要写思想汇报，每星期去南开大学保卫处汇报思想，每逢节假日还被集中起来写思想汇报。穆旦从此失去了写作和发表作品的权利。穆旦在1959年1月1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我总的感觉是：必须彻底改正自己，不再对组织及党怀有一丝不满情绪，以后应多反省自身，决心作一个普通的勤劳无私的劳动者。把自己整个交给人民去处理，不再抱有个人的野心及愿望”。尽管是管制，穆旦还是能每月拿到六十元的生活费。然而精神上的打击是无法想象的，沉默和痛苦一次次淹没了诗人——“多少人的痛苦都随身而没”。
1962年，穆旦的三年管制期已经结束，但是仍然在“五一”和“十一”等节日的时候去图书馆写检查。尽管穆旦承受了巨大的痛苦，但是为了保护孩子不受伤害，他们夫妻一直尽力隐瞒着。对穆旦的管制结束后，他在图书馆从事图书整理和抄录卡片以及清洁卫生的杂务。此时，面对着这个过早衰老瘦弱的人，已经没有人知道他的诗人身份了。
“文革”开始时南开大学有一百多位教授和干部被打倒，穆旦也因“中国远征军”问题再次被判为“历史反革命”。穆旦全家首当其冲遭抄家。据周与良回忆，抄家的次数太多，不仅日常用品和衣服、被褥被当作“四旧”拉走，而且很多手稿和书籍几乎被洗劫一空。让穆旦稍感安慰和庆幸的是，他苦心孤诣翻译的《唐璜》手稿没有被抄走。造反派在房间里四处贴上标语“砸烂反革命分子查良铮狗头”。这时的穆旦已经被集中劳改，打扫图书馆、校园道路、厕所和游泳池。他每晚回家看到的就是满地的狼藉。
1968年，穆旦一家被迫从居住条件较好的东村70号搬到13号筒子楼337室。穆旦夫妇与四个子女（长子查英传，次子查明传，长女查瑗，次女查平）挤在仅十七平米阴暗潮湿的房间里，并且一住就是五年。因为房间太小，只能放两张床和一个书桌。很多物品不得不堆放在楼道甚至厕所里。而此时的周与良也被定罪为“美国特务”关进生物系教学楼隔离审查。因为常年饥饿和营养不良，年仅十一岁的女儿查瑗晕倒在公共厕所，是邻居去厕所发现后背回房间才捡回了一条命。此时穆旦和妻子因为接受审查都不能回家，一天三顿饭还得子女来送。查瑗后来回忆每次去送饭的时候，父亲都会非常关切地询问厕所经常外溢的粪水是否淹到了《唐璜》那部译稿（当时所住的337房间紧挨厕所）。
1969年冬天，南开大学将穆旦等“牛鬼蛇神”及其家属子女都下放到了河北保定西郊太行山东麓的完县（后改名顺平县）。当时穆旦和妻子所在的公社相隔有几十里路。1970年初快过春节的时候，穆旦步行前去探望久别的妻子和四个孩子。然而匆匆一见只有半小时的时间。当时的穆旦精神疲乏、面容憔悴，眼里含着泪水。分别的那一刻，周与良看到的穆旦的背影已经仿佛一个十足的老人，而此时的他也才五十二岁。在下放期间穆旦干过几十种活计，比如挖土、运砖、割草、锄地、放羊、割草、洒农药、盖羊圈、修路、铡草等，其身体和心灵遭受极大摧残。通过穆旦的日记记载，1970年开始，他的身体状态堪忧，消化不良，经常剧烈咳嗽。
1972年8月13日，穆旦一生最好的朋友之一的萧珊因病逝世，年仅五十四岁。病中的穆旦多次给巴金写信给予安慰。“文革”结束前夕，穆旦为萧珊写下一首追挽和纪念的诗作《友谊》，“永远关闭了，我再也无法跨进一步，到这冰冷的石门后漫步和休憩，去寻觅你温煦的阳光，会心的微笑，不管我曾多年沟通这一片田园”。
不管自己承受多么难以想见的苦难，穆旦对子女是疼爱有加的。1974年11月，查瑗到天津第13塑料厂上班。从此几乎每天早晨5点穆旦起床，然后收拾好，送女儿到八里台汽车站。有时查瑗倒班要到晚上11点多才回家，而穆旦竟仍坚持去汽车站接她，无论是狂风暴雨还是大雪纷飞。
七
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穆旦在新购买的《且介亭杂文》的扉页上兴奋地写下“于‘四人帮’揪出后，文学事业有望，购《且介亭杂文》三册为念”。穆旦高兴地对妻子周与良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希望又能写诗了”，“相信手中这支笔，还会重新恢复青春”。然而因为连年政治运动的冲击，心有余悸的周与良却反对穆旦写诗，“咱们过些平安的日子吧，你不要再写了”。而实际上即使是在“文革”期间，穆旦也并未因政治运动的高压而搁笔，而是偷偷地背着家人写诗。他偷偷地在纸条上、烟盒上、信封上、日历上将自己的感受偷偷地转换成诗行。当穆旦在诗坛沉寂近二十年后，在生命的最后时日，在“心灵投资的银行已经关闭”的严厉岁月，他又重新使诗歌焕发出光辉。这也为一个诗人一生的写作画上了完满的句号。当然，这些诗句的背后是一个诗人无比深重的苦难，更有一个诗人的良知，而诗则成了苦痛的“至高的见证”。
1979年8月3日，穆旦得以平反，宣告无罪。1985年5月28日，穆旦的骨灰终于安葬于北京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黑色墓碑上刻着简短的一行字——“诗人穆旦之墓”。2003年9月21日，穆旦与夫人的骨灰在北京合葬。墓穴中陪伴他们的还有出版于1981年的《唐璜》。
选自《长江文艺》2013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