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某一个事件，也许是一个小小的生活细节，触发了卡夫卡的痛苦。这是一种盲人的痛苦，看不见任何事物的痛苦，漆黑的、没有光明照耀的痛苦。更重要的是在一个荒凉的旷野上停留的痛苦，一个没有别人回应的、无限寂寞的痛苦。他想找到一个人，一个拉住他、引导他走向新生的人，想找到一个能够倾听他说话的人。然而，这是多么令人绝望的地带，那个他希望在自己身边的人，既不在房间，也不在周围。卡夫卡判断，这个人“压根儿就不再这儿”，“这种地方谁都不会想到有人迹的”，进一步的判断是， “你躲开这个地方了”。这样的情况下，一个人站立着，最后的结局就是倒下。
然而，卡夫卡的表述并不是消极的，而是怀着不管你是不是在这里的决心而倒下。他期待的一切并不存在的时候，期待也就失去了意义。也就是说，一个人失去了一切期待之后，期待也就不存在了，一个不存在期待的世界不完全是一个绝望的世界，他还是一个抱定了最后倒下的决心的世界，一个让人感到无比坚定的世界。
在另一篇日记中，卡夫卡同样呼唤：离开这儿，离开这儿！其呼唤的力度和声音的嘶哑，可以听得见。他这时不是一个盲人，而是一个正常的行走者。在这里，卡夫卡没有使用“我”，而是用复数“我们”来描述。这意味着，他实际上在指出一个包括自己在内的一个群体。他说：“我们纵马穿过夜色。这是个黑暗的夜晚，没有星月，比一般没有星月的夜晚更黑暗。我们负有一项重要的委托，由我们的向导装在一封铅封的信中带在身边。由于担心跟着向导跟丢了，我们中不时有人紧催其马，上前面去摸摸，看向导是否还在那儿。有一回，正好是我去摸索时，发现向导已经不在了。我们没怎么太惊慌失措，因为从一开始我们就一直提心吊胆。于是我们决定返回。”
实际上，这样群体就像一个盲人一样，需要一个向导，需要有人将他们领到别处。在茫茫夜色中，一群人行走在路上，他们骑着马，怀着神圣的使命，然而他们在事实上并不知道自己要去做什么。因为这一使命，也就是所接受的委托是由向导携带的，这封信已经被打上了铅封，谁也不知道信中的内容。这样，一项秘密的使命，让他们前去执行。在这里，向导既是引领他们方向的人，也是他们执行任务的领头人。如果失去了向导，他们将失去关于执行本次任务所需的一切：密信、方向、路线以及使命本身。
因而，他们所能做的，就是不断摸索向导是否还与他们在一起。最后的结果是，向导消失了，他们只好放弃自己所受的委托，原路返回。卡夫卡在这样一个故事中想说明什么？也许他仅仅是为了设置一个谜，让我们随着这个故事的主人们一起做出最后的决定。也许，卡夫卡有着更为深邃的寓意，试图告诉我们人类的基本处境。除非失去了向导，否则我们不可能自行决定自己的命运。我们实际上正是在黑暗的道路上行进的人，跟随着一个我们所不知道的秘密，去执行我们认为神圣的任务。我们所依赖的向导，未必是能够坚守的向导，他随时可能逃离我们。可能的情况是，他即使逃离了我们，我们也未必知道，因为黑暗的夜色让我们失去了仅存的视线。
“逃离这儿，逃离这儿”，那么，我们能否真的逃离我们所处的位置？我们能否逃离那个可怕的引领我们的秘密使命？我们什么时候能够自己做出原路返回的决定？卡夫卡没有给我们以回答。但他假设了一种情况，就是向导的离去。事实是，我们一直存在着向导，他们不会离去，我们的决定也注定遥遥无期。我们只能一直纵马奔驰于夜色中。
选自《卡夫卡谜题》， 海豚出版社2013年版
评鉴与感悟
卡夫卡一生著作不多，但研究他的资料已然汗牛充栋。但《卡夫卡的谜题》，却是由散文家所写。散文家谈论小说家，又有另外一种跳脱。他要做的不是解说，甚至不是阐释小说本身，而是结合作家自己的生命体验，谈论他对世界的理解和把握。卡夫卡的文字，如同阳光下的柴火，而张先生是一个老练的打柴人，在熟练的打捞中，他捆紧了属于自己的柴捆。
钉子和钉子上的细绳
阿贝尔
——茨维塔耶娃之死
可以肯定的是，那颗钉子还在，在她女儿阿里阿德娜保存的手札卷宗里。今天应该在她的纪念馆或莫斯科一个与她与文学有关的纪念馆。一颗钉帽很宽的钉子，不一定很长，应该早生锈了，装在一个牛皮纸的卷宗里，跟她的一些手札在一起，把发红的锈迹也印在了手札上。手札很厚，钉子躲在中间，像个知错的孩子，并不碍事。
钉子是她自己选的，结实，钉帽很宽，绳子不至于滑脱。
死一直都在她的生命里，被她洞见、掂量、把玩。很年轻的时候，她就试过，写下了“请你为自己折下一棵野草/再摘一颗草莓/没有哪里的野果/比墓地的草莓更大更甜美”，并预言“等到那个时刻到来/请把我埋葬在四条道路的中间/那里，在荒凉的原野/是成群的乌鸦和豺狼——/让岔路口的路标/成为一个十字架竖在我的头上”。然而，本能与爱挽留着她，她一次次把死亡拿出来，又揣回了衣兜，特别是有了儿子穆尔。
过去，我一直认为她死于苏俄，死于自己的祖国，死于物质的贫困与灵魂的高傲，死于诗人的自尊，死于做一个作家基金会食堂洗碗工的请求的被拒绝；现在我知道了，事实不是这样，她死于自己对儿子穆尔的爱，死于穆尔对她的爱的拒绝。儿子一直是她的救命稻草，可是儿子大了，要想独立，不让她再抓。这是人性中最单纯也是最残忍、最真挚也是最黑暗的刺痛了。爱是钉子，爱是细绳，一旦钻进肉里，会疼死人的。
她不是死于贫困，死于吃不上馒头。她妹妹阿霞了解她，了解姐姐。食堂只是个筹划，她希望做一个洗碗工，并随手抓起一张纸写了便条：“请让我当洗碗工——玛丽娜·茨维塔耶娃。”这张纸条保存在薇·瓦·斯米尔诺娃的手札卷宗里。她不会因为这个而自缢，她对女房东说过，（当不到洗碗工）她去国营农场找工作。阿霞活到1993年，虚岁一百岁，她最后见证到的历史证明了姐姐选择的价值和趣味的正确。
今天叶拉布加的沃罗希洛夫街20号，1941年的日丹洛夫街10号，是她绝尘而去的地方。她只在那里住了十多天，带着十六岁的儿子。一栋小平房，一套住宅，她租住的是有两个窗户的单间，儿子睡床，她睡沙发。十七年后的1958年，阿霞来到这间房子里找姐姐。房东没换，只是头发花白了，对阿霞讲了1941年8月31日的情景：“那天是义务星期六，穆尔替她去劳动了，我们也出门了，她一个人看家。我最先回来，我走进屋，看见了她。她用一根结实的细绳把自己吊在一颗从侧面钉进横梁的钉子上，离地板并不高。”
可以想见，院子里站满了人，叽叽喳喳。女房东吓昏了，一个过路的人走进去把她从绳子上取下来，放好，走了。穆尔回来了，人们不让他进屋，他问为什么，听说他母亲自杀了，他没有进屋，独自走开了。
两天前，母子俩吵过架，吵得很凶，说的是法语，房东听不懂。“瞧着吧，我们当中说不定哪一个，会被人们双脚朝前从这里抬出去！”穆尔对母亲说。话里的凶显而易见，从一个十六的少年嘴里说出来，是威胁也是一时的想法。一个把对儿子的爱当救命稻草的母亲，当然不希望被人双脚朝前抬出去的是自己的儿子，宁愿是母亲自己——也只能是母亲自己。
“抬我！”穆尔说那句话时，她心里哎了一声。那句话儿子说了几次，母亲在心中便哎了几次。是叹息，更是应答。
穆尔为什么会这样说？对如此爱自己的母亲……钉子，细绳子，刀子，爱真是这号东西！穆尔说那句话绝非偶然，正因为不是偶然，不是随口说的，她才那么当真、那么狠地做出了选择。这样的狠是对自己，也是对世界，对她的未来的读者。但不是对儿子。她选择了被人双脚朝前抬出来，儿子便没了选择权，她要把生留给儿子。依旧是爱，更高的爱。不是救赎，只是血亲之爱。否定自己。也是母爱的本能。
穆尔责怪母亲没本事弄到生活必需品，谅示她也找不到工作，她对儿子号叫道：“这么说，在你看来，我除了去死，便无路可走？”
你听穆尔怎么回答：“是的，照我看，你没有别的路子可走！”
就像恋爱双方，母子也会是水火不容，这涉及爱的艺术，也涉及爱最黑的部分，到了极致就是占有。
穆尔长大了，十六岁了，想要独立，他烦透了她的无微不至婆婆妈妈，他看见她就烦，听见她的声音就烦，走在她的阴影里就想跑开——永远地跑开。他要自己长，自己活，在自己喜欢的地方，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然而她不让，她觉得他还是个孩子，还无法、也不能独立，又是战争期间，必须跟着她，照顾他。他跟她到叶拉布加已经很勉强，已经很窝火。有一天傍晚，穆尔出门去，没拴好围巾，她伸手去帮着整理，穆尔甩了她，冷冷地看了她一眼。
儿子不让母亲碰他，这是心理的，也是生理的，是一种很绝对的反感。现在的人能理解、接受这种反感了，它是一种排斥，里面有很复杂的人性的浓汁，不单是青春期反应。
伟大的她在这一点上未能逃脱母爱的本能。她选择死，出发点是让儿子活，但儿子的话，会是她想的那么绝对吗？所以她选择死，也有她个人的崩溃，她累了，累不起了，要解脱。她的这个要解脱累的想法由来已久——1934年她就想过去死。
她自缢之后，人们发现锅里有一条煎好的鱼，还是热的，是她煎给穆尔的。
她的亲友（儿子、女儿、妹妹、姑子、朋友、情人）是怎样理解她的？她的读者、崇拜者是怎样理解她的？就我读到的材料，穆尔，这个直接导致了她的死的爱子最终是否理解了她，不得而知。他在母亲离世后三年也离世了，才十九岁，他没有活到能阅读母亲、理解母亲的年龄。从他与姨妈阿霞的通信看，他对母亲的冷漠与隔膜一直都在。她活着时，他不让她碰他；她死去了，他不愿去碰她。我能想象穆尔的那双眼睛，看母亲的那双眼睛，那两束蓝光，它们是一个生命对待另一个生命的态度。她不可能知道三年后他的死，要是能未来先知，她还会选择钉子和细绳吗？
女儿阿里阿德娜·艾夫伦从小为她做得最多，为家人牺牲最多，特别是为弟弟穆尔；然而，她最能理解她，不管是在母亲生前还是生后。阿里阿德娜大穆尔十几岁，她一直跟随母亲，首先能从人生经历读懂母亲，其次是诗文。母亲去世后，她才更多地从超越个体生命价值的角度去理解母亲，像阅读、理解母亲的友人帕斯捷尔纳克、里尔克那样。
阿莉娅（阿里阿德娜的昵称）原本约好要跟姨妈阿霞一同去叶拉布加寻找母亲、看母亲的，谁也不可以单独去，必须有她才行。后来她改变主意了，她不去了，姨妈只好独自上路。阿莉娅的这种改变，有认识的改变，更有心理的转变，有些微妙，可以理解为对母亲的精神化，对一个曾经存在的具体的母亲的放弃。她在给姨妈的回信中说了，她永远活在她的诗歌里，活在她的作品里，言外之意就是她不在叶拉布加了。
作为妹妹的阿霞要去叶拉布加，一次次寻找她的坟墓，除了手足情深，更多地可以理解为一种文化冲动，一种文化与文学史的建树。找到了坟，便可标识出来，可以树碑，做纪念，让后人纪念。阿霞知道，坟墓不可能是姐姐的终点，只是肉身的终点，而灵魂，正如侄女阿莉娅所想，与她的诗文永存不朽。寻找的过程也是理解的过程、澄清的过程；作为至亲，也是一种心安。
毋庸置疑，在人类的感情中，很多时候，姊妹情、兄弟情是超出了母子父女情的。姊妹是平行、平等的，没有代沟，共同的生活经历会给予彼此更多理解，而父母与子女是有代沟的，除了不同时代造成的价值观的差异，还会夹杂权利与占有。或许，阿霞对她最深的理解和最深的爱，不是在她活着的时候，而是在她死后，在她死后多年阿霞渐渐老去之后。距离让她的形象格外清晰，距离产生的美、产生的吸引力掀动着妹妹的心瓣。张兆和对于沈从文也是这样，活着时总是理解不了，理解不够；死了，翻读别人的手札，翻读亡人留下的单单片片，这才理解到。
阿霞后半生所做的一切，对姐姐的理解，绝不是生活在姐姐的阴影里，客观上是一种对诗人、诗歌的建树，对世界文学的建树。
阿莉娅也是一样。她们不做也会有人做，但她们是最合适的人选。其实很早、很多人都晓得她的价值，只是时代变坏了、变乱了，没人顾得上。她的价值和曼德尔斯塔姆的价值都是巨大的，他们水下的冰山都是巨大的，但她的冰山露出水面的稍多。这种价值的认同给予了亲人们的工作以意义。
她死后，除了亲人，也有不相干的人纪念她。茨维塔耶娃迷，她的倾慕者，她诗歌的崇拜者。友人就不说了，不管是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还是曾经的情人，她活在他们心中。
一个基辅人，读了1961年出版的她的那本蓝色封皮的诗集，一个大学生，跑到塔鲁萨她们的姐姐廖扎家中，宣布要在塔鲁萨的山冈上，为她竖一块碑。他在她的《基里洛文一家》中读到了这个句子：“如果我注定要死在别的地方我希望在我们童年走过的到基里洛文家去的塔鲁萨的山冈上给我竖一块塔鲁萨采石场的石碑刻着：‘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希望在这里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