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写到占座和其他：
自习室的“占位大战”（额，我也是占位族的其中一员，不过占了位确实有督促自我的作用，逼得自己每天都要去学习），就我目睹过的来说，已经看见过三场打架了，就是最后还惊动了保安的那种。基本上的就是A的位置被B占了，然后就打起来了。其实说起来，就是因为A占了位置，但是经常不去，然后B就渐渐地成为座位主人了，由此引发矛盾。当然，这是普通矛盾。最狗血的是这样一个剧情，之前自习室有一张桌子（一桌四个人），其中有一个人考上了北大，一个人考上了中大，然后这张桌子就成了抢手货，于是，争夺座位的理由变成了——风水！很震惊有没有！！毫无疑问，这最后也有一场架，至于胜负就不得而知了。自习室的氛围其实很沉闷，所以每当有这种打架吵架的时候，大家就像鲁迅笔下的群众一样，一下子就兴奋起来了，围在门口指指点点，笑笑闹闹。不过很好的一点是，打过了就算了，也没有听说有什么后续报道之类的。还有就是最近听说了其他学院2011年保研时的风风雨雨，大家互相检举、内斗等等，最后闹到毕业酒会都分成两拨开，实在是可惜。
或许考试不是“宗教”，而是对于名校或者名学历的追逐是一种“宗教”……反观我自己，我是否也成了理想的奴隶？我其实不太敢这样想。就像韩寒的一句歌词“我那崇高的理想，又是卑鄙的幻想”，被神圣化的不一定是理想，也可能是幻想，可能是被虚无的幻想奴役，想想就可怕。如果说因座位而打架我还可以接受的话，那么为了保研而钩心斗角却让我很难接受。因为我怕我成为奴隶中的一员。就像穿衣服，有的人是“我穿衣服”，而有的人是“衣服穿我”，后者无疑被衣服奴役了。我不知道该如何平衡理想与自我，我怕我也变成被理想奴役的人。
他们就是在被现实的“教育”中长大的。
听我的同事诗人多多说起给学生讲兰波和顾城的诗，他问大家“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这光明是什么？有学生回答：光明就是光明啊。再问，他们答不出说：顾城不好理解，没兰波的好理解。多多说他都快顶不住了：“隐喻已经不存在了，他们刀枪不入啊！”也许学生们一时没理解到，也许他们不想在那个场合说话，可能性很多。不能说他们都被成功地洗了脑或者不学无术，更多的时候他们只是被分离了，内心多怀疑，多不安，多顾忌，不容易相信什么，不敢轻易下判断。得给他们时间，让他们经历长大。
来自黑龙江的男生尹泽淞说过，这世上有三种人：第一种是不知道又无所谓。第二种是知道，但是无所谓。第三种就是知道，但是不无所谓。他说他属于第三种。这是一个二十岁的人从本能到逐渐理性的选择。
所以，我赞同一个学生对我说的：“你别总想让我们成为你想的那样”。每个人都要自己找路，而不是走别人给出的路。
退却
原因
老师带队和学生一起去某高尔夫球场实习，球场分下来的工作是捉草地上的虫。联系实习不容易，老师希望他带去的大学生规矩有礼，而学生想的是究竟能学到些什么，未来用得上吗。很快，大家在大草坪上分散开，就是简单的逮虫子，开始还俯在地上找，很快发觉虫是由蝴蝶卵孵出来，开始转向消灭虫子的源头。男生脱了衣衫，女生拿着网子，满天扑蝴蝶。没想收工后，挨了老师一顿骂，说他们没有礼貌等等等等，学生们心里很不爽。这件事起码有三个立场，老师学生球场各执一方（球场还没说话），哪个角度都可能讲出他的一通道理，似乎没谁有错，大家却都不快乐。刚听到这事，觉得好笑，怎么听都像一次浪漫秋游，可是随后想到了七年来散落各处乱马七糟的乱纸片和最后被我堆出来这些字。
一件事大家多交流半小时，很可能出现好几条岔路，原本以为清晰了的东西，重又模糊混沌。而事情本身是多向度的，一个人能够听到看到的只可能是一个人的角度，但是，单纯的个人记录变成了书，被更多的人看到，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很多人还很难一下子换个角度去理解所谓的老师和书本，虽然他内心是从来没有过什么权威的。
这只是一个人的看见听见想到，没别的。
在学校八年，上课七年，开始把他们看得太扁平，其实每个年轻人都有故事，故事后面深藏着他自己专有的沉重，不熟悉到一定程度，他不会讲出来，而很多他们的故事都不能写出来，只有叹气。希望那些灰暗的仅属于他自己的故事，以无法甩掉的背影的形态衬托他们身上的光亮，让亮的东西得以凸现吧。
知道得越多越不敢写，已经留在脑子里的东西搅得人很不安。这些看来轻飘飘来往的年轻人也在带给我疲惫和无力感。在校园里住着似乎感觉不明显，一离开这个岛，飞机轰响着拔升，忽然出现一种脱离重力的轻松，像有个默声在提示：知道得越少越好（是一位学生对我说的）。虽然邮箱电话微博都畅通，但是那种面对面坐着走着给人带来的“杀伤力”，换成虚拟空间就气弱多了。
2012年11月很多的阴郁，好些天都没有和人说话的心情，低沉昏暗的周末请几个学生来，看他们下厨，听他们说话，好像这是他们的家，好像从不同地方赶回来的孩子，谈话从古希腊，宗教，校园政治，世事轮回，社会问题社会结构，戏剧，电影，小说，诗歌，诡异事件，京都奈良，德国，夹边沟和高尔泰，民国，齐邦媛巨流河，新文化运动……桌上盘子全光光，甜品也一滴不剩，天马行空还在继续，每个人透彻明亮，犀利开阔，后来他们咚咚咚跑下楼，担心深夜十二点宿舍楼会锁门。
静下来的时候重想，我是个谁，一个偏离者，一个仅以写字安抚内心的人而已，偶然积累了一本关于年轻人的书而已，正因为言论的不能畅达，人和人之间的变形和隔阂，特别是年轻人几乎没有发声的机会，一个人的一本书才被更多的人知道了。
曾经以为眼见着这些生命的痕迹，不记下来，任由它自生自灭，飘散不定，不断被外来的概念和误解给蒙着，实在是太可惜。但一个人的力量算什么，无可帮助的是他们困惑的瞬间，失眠徘徊的晚上，望不见未来的未来。现在我的手机里还存着一个号码叫“好无助”，五年了，它还待在里面，安静极了，它的主人一定换号了，但是这个“好无助”还在。日子久了就留着它吧，我和他没什么不一样，也常常觉得好无助。
别把现实理想化，大学是什么，大学是个灰色的江湖，设定规则，大家一起浑水摸鱼。有人说，听说有学校统一在教室安装摄像头，查逃课。听说有的讲座申请不到教室，移在北方冬天的楼道里进行。学生说，一年来教学督导进教室听课的更多了，有老师把他们赶出去。所有的江湖法则，都是具体的，由有鼻子有眼有神态的人执行的，你不习惯你不屈从就退出，事理无比简单。
教师职业早已经被设定为打磨螺丝钉的计件工，设定里没有和灵魂有关的条款，不可能要求心境同样疲惫的老师在完成打磨任务量的同时，还得付出对每一颗钉子的喜爱，他就是打磨，（当然他也是螺丝钉，也被别人打磨）圆或方一点，尖或钝一点，他不用关心。而体制也许没意识到，它或者也给少数人提供了反制的动力，把疏离者用力推向了相对年少单纯的学生，使得他们获得着互救。
2012年的12月20日晚上，第二天早上的航班我将离岛。接到一位同学的电话，他说：“老师要走了，这没什么，这选择挺好的，如果有人问老师到底出于什么原因离开，你就告诉他‘没什么原因’，你就这么回答”。我说：“好。”我们的对话很短，没有实质内容，但是，忽然感觉了深深地被理解，他是替我站在了一个弱者的角度去面对庞大无比社会，为我找到了理由，什么说辞都不重要，在这个头顶闪着很多颗星的晚上，他选择的角度对我是多重要。
结果
老师不代表昂扬向上进取正确，恰恰可能深藏的是萎缩，胆怯，低郁，偏执和错误，而这又可能被授予给他的教师身份所放大，加倍地影响到学生。对不起，我不够昂扬和主流，不能看到和指出更美好更现实的路，我能把握和感受的只是零星的片段的美妙，我比学生还无力。这八年的“出位”很累啊，心不断被搅起，颠簸，净是波澜，必须退却了。
夏天见到卫然，隔着二十米，她就说：老师你变了。
变老了。
不是，变温和了，你的眼神不一样了。
真的吗？
我想，是这些孩子七年的陪伴，把我变得温和了，变得能倾听和宽厚，愿意从我以外的细小和别人身上发现一些光泽。谢谢这七年中每一个学生的给予。
说两件真实的事：
在深圳我住的小区外有个很小的社区诊所，传说有个老中医可火了，每天挂号排队等他看病的人太多，最后竟然惊动了巡警，也招来了记者，经查证只是一个三十二岁的年轻医生，只是因为这个年轻人愿意倾听病人的感受和耐心解说病情。这不是一个医生本该做的吗，但偏偏人们把他传成了神奇的“老中医”。
2005年我教过的第一届学生亢松最近有信来，除了在电视台工作之外，他还给一个艺术培训机构当老师，教编导方向的艺术考生。他发现现在的孩子“不再像我们以前那样惧怕老师，起码我上高中那会对任何一位有着‘老师’头衔的人都莫名的有一种惧怕”，现在的孩子不一样了。一次他出电梯，“突然同时蹦出四个人对我大喊大叫，我着实被狠狠地吓了一跳，四个学生哈哈大笑，然后他们做出了跑开的姿势，转而又觉得我不会拿他们怎么样又都没跑，接下来继续在电梯周围埋伏，我问他们是否还准备继续吓人，他们兴奋地做肯定的回答。曾经看过一篇报纸讨论小孩子说脏话，说未来的孩子会越来越缺少礼貌。但是我现在却很真切地觉得，未来的孩子应该是会越来越快乐和自由吧……”
最后想说的也是真事，送给我保留着的点名名单上大约一千个海大（不隐晦这个名字了）的同学：
记得吗，校医院门口有个精神有问题的老头儿，课上说到过他，我说他，你们笑：迎着透明的落下去的微红的夕阳，他把脑袋伸出很远，拿剪子给他自己铰头发。2012年11月，再见到他，坐在校医院门口，安静极了，眼睛里的神全散了，呆呆地坐着。有时候他脚前有一张写了字的纸，八开大，大意是本人偏瘫，两个大点的字很醒目“捐助”。压着纸的是一个金属罐，罐子真够大的，估计里面放得下三万块，只在罐底有几张一块钱。最近一次，连这张纸也没有，就是那几乎空的高罐子。看不出他瘫了，只是安详了。
可是，同一个区域，出现另一个年轻得多的智障者，高个子，长发纠结一团，赤色皮肤，剽悍狂野，比七年前的老头儿更威武欢快，有时候带点狂喜地在校医院门前来回走。
我们每个人都看着这一切，它们好像都是既定的，不由我们来做选择。
想不到什么可以激励的话，用一位2009年进入这所海岛大学的学生2012年11月7日发的一条微博做全书的结语吧：
@匡儿：当自己真正对自己的整个生命、生命的整条道路都充满了自信时，最想并唯一能做的就剩“感恩”了吧，我想。感激生命的敏感怯懦脆弱以及不可知，感谢存在的一切，一切的存在。感谢这所有的不可知，使得每一秒都是其最完美的一秒，也正因这些最完美的分秒相加，我知道，生命终将是会走向灿烂的。我确信。
选自2013年《南方周末》
评鉴与感悟
作家进入大学讲堂后，最受益的恐怕还不单是学生。事实上，因为这些作家的观察，局外人得以了解当下学生的所思所想。而且因为是作家，笔下文字生动，又形象。当然作家本身追求的并不是单纯好看，他们企图描述的，应该是一个更宏阔的世界。比如王小妮的上课记，在讲述学生的故事时，她其实也在反省自己，反思更为复杂的社会背景。
雷平阳
云南边上
日落渡
在大江掉头的地方，往往都会形成滩头，滩头上往往也会有一个个古老的村镇。澜沧江劈山剁岭，但也有臣服于哀牢山或无量山的时候，甚至于在狮子山这座小山的脚下，它也难以击垮铜墙铁壁般石崖，只好掉头向南。因此，在狮子山的对岸就有了芭蕉滩，芭蕉滩上就有了一个名叫日落渡的村庄。
村庄叫作日落渡，不是说这儿是太阳落下的地方。村庄以前没名字，抗战时西南联大偏安昆明，学校曾派遣了一批学生到思普地区搞田野调查，写出《水摆夷风土记》的姚荷生便是其中一员。其中另有一位，只身来到日落渡，见这儿四面崇山阻隔，沧江水急，远听不见战乱的炮声和啼哭，近看不见邻村的炊烟和人影，几十户人家或耕或渔或猎，芭蕉和竹林丛中，过的是与世无争的生活。所谓田野调查，听一些操着晋地方言的老人说来说去，除了祖上搬迁之路的迢遥艰辛有些意思外，其他就平平无奇，这人心想，就此作文，断然有仿制《桃花源记》之嫌，且新意全无，便没了著文之心，整日与村民饮酒、唱歌、跳舞。逢到他唱歌时，就将清光绪三十三年学部图书局印行的初等小学乐歌教科书上的《击壤歌》一唱再唱：“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唱得多了，村民就知道“日入”即“日落”，有太阳回家的意思，晋人流落边地，内心思故土，一伙人酒桌上议过，就把村庄取名日落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