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棵白桦树，独自长在高处，周围没有其他树，地上开着粉红色的诺门汗樱花。
“回头。”他说着，打开了箱子。箱子里装满了金黄的桦树皮，上面写着字。
“每片叶子上都写上了字，是我作的诗。”
我等他说下去。
“你为什么不问后来呢？”穆格敦说。
我问他：“你在桦树叶子上写满了诗，后来呢？”
“这些诗是用岩山羊的血写上去的，一百年也不会褪色。你知道我写这些诗多不容易？”
“创作是艰难的。”
“不对，我越看你越不像个作家。创作很容易，创作诗最容易，比吃蔓越橘果实还容易。”
“后来呢？”我问。
“那时候，这些叶子还长在树上。我不能为了方便我写诗就让它们掉下来。我搬了梯子，在每一片叶子上写满了诗句，我的腿站肿了，胳膊比酸浆果还要酸。”
我仿佛看到金黄的桦树叶在枝头飞舞的场景。我问：“你为什么这样做？”
穆格敦很高兴我这样问他，说古代的诗人都这样。他左手握一把干枯的树叶，右手拿出一片念：“德行就是你把喝进嘴里酒运到身体里的各个地方。”
他抬眼看我，“好诗”我说。
他念：
“羚羊的气味在岩石上留下花纹。”
“野果因为前生的事情而脸红。”
“人心里的诚实，好像海边的盐。”
“都是好诗。”我说。
他瞟了我一眼：“叶子背面还有字呢。这个——下雪前一日，在三棵榆树的脚下，离家里一公里。”
“这个——已经穿皮袄了，独贵龙山项的石缝里。”
原来，穆格敦在白桦树的每片叶子上写诗做了个记号，秋天至，风把这些叶子吹走后，他走遍大地一一找回来。他在找回来的树叶的背面再写上地点和气候。
我不得不说他是一个真正的诗人。
“你为树叶找回它们的孩子。找回来后，用树叶在树干上蹭一蹭，它知道它回家了。”
“在霜降的大地上，你眼睛盯着草地，当你发现一片有字的桦树叶时，就知道那是我写的诗，是我要找的叶子。”
“有一片叶子飘进了水里，我游过去，十月份，水已经很凉了。但它不是我找的树叶，是楸树的树叶，但我也把它带上了岸。”
“最远的地方离这棵树有五公里，我不知道树叶带着我写的诗怎么会走了这么远的路。”
“可能有一些树叶被鹿吃掉了。有一些埋在雪里已经腐烂。我还在找它们。”
“你题诗的叶子一共多少片？”我问。
“九百八十九片，我找到了二百六十一片。”穆格敦笑着说：“我在死亡之前，如果能找到七百片树叶，那已经很不错了。”
捧哈达的树
我在俄蒙边界见过一棵树，姿态奇特。那一片戈壁寸草不生，像矿石一样大小均匀的白石块分布在干燥的土上，土像晒过的烟草叶子一样红。这里只有一个植物，就是这棵树。
它的树皮灰白，主干在一米多高处向后倾斜，像人的腰向后弯。仅有的两根树枝向前面伸出。远看，如一个人捧献哈达。不知什么人在两根树枝之间系了一条丝制的白哈达。风已扯烂了哈达，碎片在风中飞。
蒙古国的东方省在树的背后，它献哈达的方向朝着俄联邦的布里亚特共和国和更西一点的贝加尔湖。
早上，这棵树的影子很长，两根树枝在地下的影子分的很大，像伸开双臂的巨人的怀抱。树在头顶长了一小簇叶子，如一个帽子，那是这里唯一的绿色和叶子。在影子里，这些圆圆的树叶是巨人的头发。
我把一条蓝绸哈达系在前伸的两根树枝上。哈，好得很。影子里的巨人平端着很宽、很长的哈达，献给了西方。早上，旭日像一个红探照灯在东方的地平线举起半轮，土地变得更红、石头半红半白。牛群在如同燃烧的河边饮水。我想起一位和胰岛素有关的科学家的名字——牛满江。
我觉得这棵树通灵，它身体后仰如唱长调。长调的尾音很长，人须把肚子里的气吐尽，身子要尽量后仰，哈扎布就是这样。这棵树的树枝是弯曲的，所谓虹枝，好像伸了很多次（或很多年）才伸出去。我想象树冠下面的树皮是它的脸，皱纹早就刻上去了，还应该有一双眯起的眼睛（仰面歌唱不可能睁大眼睛），是蒙古人细而小的眼睛。眼睛下面是一个鹰钩鼻子和唱歌的嘴，胡子在高颧骨下面翘起来，像灰鸟的翅膀。
布里亚特——贝加尔湖西岸，是许多蒙古人最初的故乡。一位住在乌兰乌德山上的大萨满师说。我的祖先曾生活在贝加尔湖岸边，敌不过入侵的沙皇军队才退到了如今蒙古国的东方省。
贝加尔湖像海一样辽阔但比海安静。我早上沿着湖边的公路跑步，见到踉跄的醉汉。公路两边无村庄，不知醉汉从何处走来。他们耷拉着脑袋，像寻找自己走过的脚印。贝加尔湖的丰满把天比小了，天在湖的衬托下显出窄，云朵也少。贝加尔湖最深的地方有六十米，里面不知藏有多少神奇的生物。我看湖似无所见，找小的东西看，那就是鸟。我坐在岸边一尺厚的松木椅子上看鸟，两三只白鸟飞来，长而尖的翅膀如握着闪银光的刀鱼，盘旋远去再回来。其实飞回来的是另一拨鸟。我觉得鸟最容易让人想起故乡而它离自己的故乡最远。它的翅膀让它终身流浪。蚂蚁一生所走的路都没离开故乡。我想象这些白的鸟、黑的鸟是我的祖先，他们不知从何处迁徙到了贝加尔湖。这是多么好的地方啊，他们一定这样想，可以祖祖辈辈住下来，之后又迁走了，就像鸟。鸟找不到一个好地方吗？为什么老飞？它要去的地方叫——宿命。
我想象这些鸟在空中发现了我，它们以为发现的是我的祖先，我至少在相貌上像他们。水鸟用两把银白的长刀划破腥味的空气，橘红的爪子贴在肚子上。它们盘旋，看我有没有翅膀和红爪子。我身上勉强可以称之为翅膀的东西只有耳朵。鸟越飞越低，降落到离我头顶不高处再挑起来，鸣叫声如——欧嘎。似乎要带我走。欧嘎是什么暗号？我对鸟也说——欧嘎，让它慢慢体味吧。
我如果能够跟鸟走就好了，我先飞回中国看我爸我妈，告诉他们贝加尔湖的见闻，然后说——欧嘎。他们大为惊讶，上上下下看着我，我再说一声“欧嘎”。我爸会缓缓地说，贝加尔是蒙古语自然的意思，那是我们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乡。欧嘎，我说。
鸟的翅膀会扇动游人全部的思乡之情。俄蒙边界那棵树分明想回家，它的家也在贝加尔湖的边上。这棵树可能是人变的，也可能是鸟变的，总之它想回故乡。最为触目的是这棵树离边境线只有十来步，但它过不去了，只好伸出双手，只好仰面高唱。
在南西伯利亚，说树会变成人，人会变成鸟丝毫引不起别人的惊讶。布里亚特的导游晓布告诉我：他家一只黄母鸡被大风刮进了山里，三天三夜之后回到了家，羽毛变成了紫色，但比薰衣草的颜色浅。这只鸡下的鸡蛋里面包着一只鸽子蛋。他说，在巴扬（纽扣手风琴）的纽扣上洒上一点燕麦蜜，一点羊尿，一点贝加尔湖的水，它的音色就像老人一样嘶哑，半夜自动演奏图瓦民歌。他说，黄眼睛的人拔掉两颗牙之后会跟自己的小姨子结婚。
假如，把燕麦蜜，鸡蛋里的鸽子蛋，羊尿和黄眼睛人的牙都堆在这个手捧哈达的树的脚下，能不能让它行走？我把这些蛋、尿和蜜喝下去，身上背起巴扬，能不能见到我的祖先。大萨满师说：他们来过了，来看我。他们回去了。我仿佛见到了他们——16世纪的军官和医生，他们和我的脸形一样，气味一样，板牙一样。他们聪明，但会突然办一件愚蠢的事，我就这样，好在意归心窍，平静如初了。
我舍不得这棵树，在黄昏里，它的形影让人不忍离去。你献给贝加尔湖的哈达不要再捧着，让风把它吹进湖里吧。而飞过此地的鸟也会把此景告诉贝加尔湖。边境只有几米远。如果该死的俄国人不侵占西伯利亚，这一片还是蒙古人的土地。
选自2013年《晶报》
评鉴与感悟
鲍尔吉·原野的文字念高中时就看过，那会儿喜欢《读者》，每一篇都有一个道理值得铭记。后来偶尔见到他的文字就有了先入为主的印象，好像有些人生来就是来布道的。不过抛去存见，认真读他的文章，还是会被吸引。比如这篇《图瓦的树》，谈不上是异域风情，可就是有股说不清的诱人，有些评论家的形容词似乎可以放在这里：豪放，幽默，细腻。
我从没想过我会见到列宁
筱敏
仿佛时空穿梭，7月的一个早晨，突然就站在莫斯科红场边上了。风有点儿清冷，许多的年代吹过去了，然而许多的年代又吹回来，在眼前往复翻动。时空的组合未免荒诞，我从未想过我会站在这一个点上，曾经，曾经，这一切多么遥远，21世纪比天堂遥远，莫斯科更比天堂遥远。
先是看到无名烈士墓，在红墙下面，长明的火焰，图片一样经典的卫兵。据说这个“国家一号岗”原来守卫的是列宁墓，现在拐了个弯，站到了这里。铁栅另一侧排队的人们就是去往列宁墓的，免费，但要过一道安检。列宁墓到底是个敏感的地方，是否要把它迁出红场，近年来时有议论。据说有人向它扔过炸弹，还有人向那红色花岗岩开过枪，它会触动各种情感，情感也可能去往不同的极端。安检门旁穿制服的妇女僵着脸，襟上别了一枚镰刀斧头徽章，示意我打开单肩包的拉链，我的心提了一下又放回来，今天已经是2012年了，那个党已经是在野党了。公正地说，那个徽章的图案确实好看。
墓身的影子隔开了阳光，然后是黑色的大理石台阶，随之就走到了地底下。绝对的黑暗和些微的人造灯光。不得不承认特别设计的灯光可以创造超自然的世界，列宁出现了。我当然认识他，在20世纪的整整一百年里，全世界的人都认识他，几乎半个世界都在他的影子下面。我从没想过我会见到他，我出生的时候他已经过去多时了，已经成为历史书上的抽象符号，想不到时间行进到了21世纪，他还在现实世界之中。没必要考究这是不是他本人，有多大部分是他本人，他是唯物主义者，在他的主义统治之下我也成了唯物主义者，在唯物主义那里，生和死的界线是很明白的。把他制作得栩栩如生，是为了模糊那条界线。毕竟有几个唯物主义者是彻底的呢？他们宣称“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他们聚成一党，曾经令无数人深为畏惧，他们自己就真的毫无畏惧？如果真的，他们就不必为自己制造一个不朽的神了。列宁跟众多列宁主义者们或有区别，恐怕他真的无所畏惧，他深信自己掌握着全人类唯一的真理，此外不可能再有别的什么真理。他躺在这里已经将近九十年了，据照料他的人的说法，他还可以靠现代技术继续再躺一百年。一百年这样的时间单位属于超人，没什么可讨论的。我看见的列宁是合上了眼睛，却依然显现不容商榷的坚定，他不说话，把极其擅长演讲的天赋收在红旗底下，把那只随时会像砍刀一样劈向前方的手放在红旗上面。他等着接见更多来自全世界的人。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它徘徊到了俄罗斯，又徘徊到了中国，成为历史的起点。幽灵当然有光，飘逸，炽烈，在黝黑的冬夜尤其诱人，何况是饥寒交迫的人们。幽灵擦过我们的眼睑，鼓荡我们的魂魄，把我们裹挟于其中。这个幽灵的物质构成很久以来都是魔法师的秘密，而我只是迷醉，其不可知的部分，我用自己的幻觉和想象补充。我用了几乎半生来拆解这些幻觉和想象，到我看见列宁的时候，已经没有想象了，尽管我承认有些神话的确很难消失。
从幽暗的墓室出来方才展望著名的红场，天蓝得令人眩晕，举目可见教堂的尖顶和圆顶，金穹顶有刺目的光，七彩穹顶有童话的奇幻。列宁墓与它们的造型不同，是阶梯状的三个立方体，依次垒叠向上，没有一条弧线，也没有一条斜线。它看上去是具有现代性的另一座教堂，与古代的教堂对峙着，其教义具有宗教的基本特征：强烈的排他性。这种排他性从它刚刚掌握权力便开始凸显，封禁异议的报刊从1917年开始，图书馆的大清除也紧接着开始，与此同时，教堂也纷纷被关闭了，红场上的瓦西里升天大教堂也不例外。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成了唯一合法的信仰，它不屑于与旁的观念或信仰对话，它直接禁止所有的“异端邪说”，因为它认为自己是科学的，是终极真理。如我这样生于终极真理国度的人，别无选择地是天生的信徒，我们普遍不具备一个常识：信仰和科学是两回事。信仰是不能讨论的，那里面只有布道者和膜拜者，只需要忠诚和牺牲，而科学要的是批判者和发现者，必得置身于各种各样的质疑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