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住在花园般的校区，这样不上课时，与学生几乎碰不上面。我能给吴萌的最大鼓励，是给她的论文打了开课以来的最高分。半年过去，一天我打开电子信箱，见到她发来一篇评论《〈第十一诫〉中的声音——对一部小说的联想考证》。我至今记得读完时震惊。从小说《第十一诫》第一句“姜夏紧跟在教授屁股后面”开始，她动用了拉伯雷、巴赫、普瑞斯纳、邓丽君、陀思妥耶夫斯基、杜尚、《阿Q正传》 《百年孤独》 《北回归线》、萨德《淑女的眼泪》、鸳鸯蝴蝶派、基斯洛夫斯基《十诫》、罗兰·巴特、巴赫金、瓦雷里、尼采等，来考证小说中的各种声音。我由衷地推崇这篇联想丰富的评论，马上交给《青春》主编，几乎立刻就发表了出来（《青春》2009年10期）。这篇评论令我心生一个主意：鉴于她是一块做学问的好料，我打算劝她考外校文科研究生。我打电话约她在茶社见面，事实上，我还打算请她吃饭，聊表谢忱。
当我走进茶社，抬眼看见她，简直吓了一大跳。只见她兴高采烈地望着我，分明期待我赏识她的奇异装扮：她头戴19世纪的欧式高筒帽（长发已盘进高筒帽里），上唇上方粘着一绺假胡子，身着男式T恤衫和燕尾服……我当时的感受很复杂，至今都难以说清，可能我脸上没有露出她期待的表情，她识趣地摘下了假胡子。我疑惑地望着她：“你就穿着这一身挤公交车来的？”她心安理得地点点头：“是啊。”“还粘着假胡子？”“是啊。”不过，我们的谈话很快转入正题，集中于劝她读研。没想到这是令她生厌的话题，她马上搬出了乔治·桑，说想像她那样活得自由自在，不想受什么学问的束缚。既然我指明的奋斗方向，很不受她待见，谈话就开始离题千里，完全被即兴的探讨驱使。我从未有过如此过瘾的对话，只要提及一个人名或书名，她就知道我想说什么。反过来，她刚说出上半句，我就知道她下半句要说什么。这样我们的谈话，就由半句话和意会的笑汇成，酷似电影《西尔维亚》或《日食狂爱》中的诗人对白。直到吃饭的时间临近，我的思绪才再次转向她的装扮：“你不是第一次打扮成这样走在大街上吧？”她马上用故事回答了我，说有次庆贺同学的生日，她把攒的所有男性道具都用上了，扮成男生，带着一群女生去了舞厅。她很高兴惹得舞厅的男士们万分妒忌，说她很享受那种嫉妒的目光。
如果街上所有人都看着我们，我内心只会感到恐怖。所以，我临时编了一个理由，说家人出差，得去接放学的女儿，没法请她吃饭了。送她走出茶社大厅时，所有人都直盯盯地看着我们，目光意味深长。和她分了手，我才如释重负。当时，我选择了教师应对这种事的稳妥方式，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同样叛逆的诗人。很显然，我当时颇为审慎的教师姿态，让这个中国的乔治·桑失望了……
大约一年后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她从北京打来的电话。那时她刚工作不久，情绪尚好，因住址变动，没收到刊有她评论的那期《青春》。我答应帮她补寄之余，又劝她考研，说要想在社会上保有乔治·桑的自由个性，比登天还难，也许她个性的最好归宿是大学。当然，我的建议依旧不起作用，她说可能会去山区支教。次年，当我打电话询问她的情况，发现她已受雇于一家报社，情绪焦躁不安……再后来，音讯断绝。
我渐渐感到了一种愧疚。如果当年我很激赏她的装扮，并用行动应和她对先锋诗人的想象，是否会把她引向她擅长的学术？事情真有那么简单吗？
羔羊的愤怒
学生对我的课程一直很慈悲，选课人数对小众课程来说已经算多，当然最让我看重的是那些旁听生，他们不为挣学分而来。大概从文学和艺术课程中，看到了能让心灵长翅膀的东西，他们中有的人还来自外校。我一直认为，教师的义务和作家的义务很相像，都是为了激起某种雄心。作家激起读者对美的感受雄心，教师激起学生对未知的探求雄心……
记得前年春天，一群外校旁听生闯进了我的《现代派文学》课堂，他们来自同一所大学。现代派作品对学生来说十分生僻、晦涩，我好歹琢磨出了一套通俗易懂的讲法。前排有个外校女生带的硕大录音笔，引起了我的注意。三次课下来，我感受到了她对课程的浓厚兴趣。她学的是设计专业，下了课却津津乐道和我讨论文学问题。我对这样的学生一般不敢怠慢，这些都是把毕业找工作的事抛在脑后，愿意静下心来提高自己的人。我面带微笑和她说话时，心里总惦着那只硕大的录音笔。有次下课，我向她和盘托出了自己的想法。
由于我讲课只有提纲没有讲稿，我想找学生帮我整理讲课录音。没想到，她根本就不考虑工作量，要求一人承担，说没必要找那么多学生一起分担，说整理录音对她也是难得的温习。作为旁听生，她比校内注册生还称职，没有落下任何一堂课。一天，她打电话给我，邀请我去她就读的大学办讲座，我才知道她还兼着学生会的工作。事实上，她在学生会也干得很称职。记得她有次组织全校的设计户外展示，请我去当评委，说实话那场面让我恍若置身于境外大学，竟有国内大学罕见的自由感，我想，那场面大概体现了她内心对自由的期待吧。
记得她把二十万字的讲稿交到我手上时，我内心充满了愧疚，我用寥寥数语已难感激她耗费了数月的劳动。接下来她用两年时间，旁听完了我所有的文化素质课。她永远坐在第一排，总是对未知充满好奇。
记得年初一个周日的晚上，我突然接到她的求助电话。她的声音悲观、绝望、颓靡，仿佛是李白谪居之前的最后告别。原来这个天真、长相没有优势、学业突出的女生，被学院领导用冠冕堂皇的理由给耍了。她的专业成绩排全院第一，更罕见的是，在保送生面试中因成绩太优异，被校外一所众人趋之若鹜的名校录为硕士生。接下来，她的遭遇简直匪夷所思。学院领导为了令她在排名中落后，重新制定了排序规则，把专业成绩的权重降至百分之二十，针对她的不足设了许多学业外的指标，令她跌至第三名。这样学院领导就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将学院的两个保研名额，奉送给“前两名”（据说前两名都有背景）。她气不过去找校长，校长只是哼哼哈哈把事情推回学院，她成了一只被校领导和院领导来回踢的皮球。踢球游戏整整持续了一个月，直到她给我打电话。
次日是名校录取截止的最后一天，如果学院继续不给她办手续，她只能放弃宝贵的深造机会。我默默听着她无助的讲述，想着如何帮她转败为胜。突然，我意识到，她在领导眼里的形象一直是羔羊，束手待宰的羔羊。 如果她是一头狮子， 哪怕是一头母狮， 领导还敢为非作歹？……
好吧，我开始在电话中给她打气，叫她次日上午去找院领导摊牌——如果他不能主持公正，不能贯彻自己平时为人师表的那些说辞，她只好把内幕和他制定的排序规则公之于众，挂上微博。一开始，她的声音有点怯懦：“这样行吗？”“当然行！但你必须给他胆大豁出去的印象，必须让他感觉你够勇敢……”
当天晚上，我没有睡好觉，因为担心这只“羔羊”临场胆怯，不敢愤怒……再次接到她的电话，已是次日中午。她的声音激动、亢奋，一扫昨晚的颓靡，她先大嚷了一句：“老师，我成功了！”然后娓娓道来。原来她摊牌的异常行为，令院领导大吃一惊。当她威胁说要把内幕和规则披露于微博，领导顿时慌了手脚，当场就答应给她办保研手续。我有点不放心地问：“手续真办了吗？”“当然办了，他不办我不会离开办公室的。”记得我不停地重复：“太好了！”“太好了！”高兴得语无伦次。是啊，这套对付黑暗的办法，本不该出自教师之口，它容易让学生混淆世故的利益和天真的利益，但这又是学生在国内环境不得不付出的认识代价，但愿它不会彻底耗完学生的天真……
选自2013年《南方周末》
评鉴与感悟
都是发生在大学里的故事，只不过，这回观察者是老师。黄梵写得平易直白，却也有几分动人，那些年轻的人生里，有多少爱情的美好值得歌吟，又有多少天才的想象值得肯定？作家没说，但读到最后，却分明又有几分怜惜。或许，那狂热，甚至那多变，都是青春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