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格特岩镇有一块大石头，形状像一个大烟囱，印第安人叫它“烟囱石”。那是泰德·那卡奇小时候常去的地方。在烟囱石下玩到天晚，看着天上的星星一个一个冒出来，烟囱石似乎也把若有若无的炊烟吐出来了。在这样一种蓝幽幽的夜晚，不管你是谁，不管你的祖先从哪里来，月亮反正就是你家的亲戚。靠着一方水土，吃得白白胖胖，在你头顶上笑得无拘无束。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往这样的天底下一站，就有一种精神，像一个骑在白马上的西部牛仔，踏着尘土，挥着响鞭，飞奔而来。这种精神叫：自由。自由是这块土地的灵魂。
泰德·那卡奇上小学才学英文，然后在斯格特岩镇高中读书，是学校橄榄球队的运动员。奋力打球，赢了高兴，输了不高兴，但第二天，就又高兴了。天大地大心大。他没觉得自己的姓“永木”和其他同学的姓“史密斯”或“布朗”有多大区别，直到有一天……
1941年12月7日，泰德·那卡奇得到了一个好机会去访问纽约。那时，他刚从一个乡下男孩变成一个美军新兵。纽约的摩天大楼和红红绿绿的灯火，让第一次来到纽约的泰德·那卡奇无比兴奋。在这么小的空间里，城里人居然装进去了那么多热闹。和“沙丘”相比，纽约是个魔术师。这是另一种人造的快乐和壮观，人在这个地方变得忙碌，忙碌又让人们显得重要。城市和“沙丘”太不同了，一个是人的梦，另一个是自然的梦。
就在1941年12月7日这一天，泰德·那卡奇从纽约回到营地，人的梦和自然的梦都突然被惊醒了——日本偷袭了珍珠港。罗斯福总统对全世界宣布：“1941年12月7日，这一天，将永远记录在人类耻辱史中。”战争爆发了。
泰德·那卡奇在1941年5月，到日本去玩过。在日本，他听说日美之间可能要打仗。他想，我最好立刻回美国，那是我的家。回来后不久，泰德·那卡奇就和其他一群男孩子，一起应征入伍了。到12月，这才过了七个月，战争就真打起来了。战争一打起，泰德·那卡奇突然发现有一些事情变得奇奇怪怪。怎么再进城去，街上走着的亚裔人，衣服上写着：“我是中国人，不是日本人”“我是韩国人，不是日本人”？泰德·那卡奇想：我是美国人！
可是，事情就是有点儿不同了。怎么和他同一军营的士兵们都走了，上前线去了，却把他一个人留下了？和当时的许多男孩子一样，泰德·那卡奇想当飞行员。他过了体格检查，却也没当成。不仅没当成，他还被调到肯特基州的托马斯港，进了由四十个第二代日本后裔组成的营房。他们有了一个怪怪的名字，叫"Nisei”（第二代美籍日裔）。虽然他们也叫自己的连队“作战队”，却不能到前线去打仗，只能在美国本土军营里种树，给军部的人洗衣服，烧饭，做后勤。
泰德·那卡奇很生气。这是什么使命？这是打杂。西部的牛仔还不憋死了？为什么一直不让他上前线？直到1942年的一天，泰德·那卡奇看到战略情报局招收日裔特种兵的通知。干什么？招兵通知没说。只说去完成一些比任何一场前线作战都危险的使命。泰德·那卡奇在部队干了一年多的杂活儿，现在，他的机会来了。他立刻报名当特种兵，进了“四四二连作战队”。他们被送到密西西比河边的营地受训，从跳伞到发报，从丛林作战到日语翻译，什么都学。最后又从二十三个志愿者中，选出十四个成立精英队，在1943年1月，送到中缅边界战略情报局一〇一独立支队。
当时，仰光失守，被日军占领。给中国送物援的滇缅公路被破坏，不能再用了。这十四人的精英队，从空中跳伞，在黑夜里悄悄降落到滇缅丛林。主要任务是在敌后打游击，收集日军情报，营救被日军打落的联军飞行员。
这一段故事，可以另写一部小说。拣精彩的说一点儿：1943年，史迪威将军命令OSS一〇一独立支队组织三千人的游击队，在敌后丛林打游击。泰德·那卡奇在丛林里训练出了两支缅甸土著人卡秦（Kachin）部落和山（Shan）部落的抗日游击队伍。缅甸丛林里的土著部落，非常痛恨日本兵，日本兵曾经把卡秦部落一个村子的人全杀死了。战略情报局一〇一独立支队的队长把泰德·那卡奇介绍给卡秦和山部落当军事教练的时候，对土著村民说：“你们要分清楚了，对你们笑的是美国人，对你们龇牙咧嘴的就是日本人。”泰德·那卡奇不多说话，却爱笑。一笑起来，就是西部人的开怀大笑。
后来，泰德·那卡奇和他的土著游击队员们，多次偷袭日军运输线和营地。不仅在丛林里，有一次泰德·那卡奇还孤身潜入日本军队的司令部，收集情报，就在日司令部附近一带给战略情报局一〇一支队发报。人们都说日本军人会打丛林战，但在缅甸丛林，OSS—〇一独立支队比日本人打得更好。只是，做这样危险的工作，机智、勇敢、坚持、信念，缺一不可。威廉·皮尔斯上校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他的一组一〇一特种兵在缅甸潜入敌后收集情报，送回好些重要情报，但突然就没了消息。后来，其他敌后一〇一情报人员发现了他们，一个小组五个人全被敌人抓住了。日本人对五个情报人员使尽酷刑。其他一〇一情报兵，实在看不下去，却无法救他们出来。直到一天，美军一架飞机无意中炸平了那个关押五个被俘情报兵的房子，才结束了日本兵对他们的折磨。威廉·皮尔斯上校说：也许，上帝都实在看不下去了。泰德·那卡奇和他的同伴们，真的做了比上前线更危险的工作。
再后来，泰德·那卡奇从缅甸被调到了云南，一九四五年八月又志愿参加了“鸭子”使命。当我称他是英雄，问他为什么要参加这些如此危险的使命时，他哈哈一笑，说：“我不是什么英雄，我不就是想从飞机上往下跳一回嘛。飞行员当不成，跳降落伞，也算是沾到了一点儿‘飞翔’梦嘛。”
泰德·那卡奇一辈子跳过两次降落伞，一次跳到滇缅丛林，另一次跳到潍县。他一个人，把美中日三个国家的近代史都沾上了。
战争结束，泰德·那卡奇和一万多退役士兵一起，回到了盟军镇。他娶了一个快乐的夏威夷Ni。Ni姑娘，在“沙丘”上一年又一年过着我一开始描述的那种生活。泰德·那卡奇对谁也没有仇恨。他的任务完成了，现在，他可以在自己家的一张大纸上写自己的农民日志了。他在这张大纸上写：玉米、大豆、牧草、肥猪、奶牛。写了一辈子。这些“大字儿”永远年轻，从不见老。绿色、黑色、黄色，这就是泰德·那卡奇的好日子。就这几个字，反复写，年年写，轮流写，百写不厌。在他眼里，这些玉米、大豆、牧草、肥猪、奶牛也都是受他保护的小儿女。风调雨顺，这些小儿女长得风姿绰约，然后他们就远走高飞，变成油，变成饲料，嫁出去了。碰到坏年成，干旱洪涝病虫，这时，老兵的本事就显出来了。泰德·那卡奇不是一般的人，他是OSS的特种兵。慌什么，泰德·那卡奇知道自己的责任。一个农民的责任不就是保护他的庄稼吗？泰德·那卡奇总有办法完成任务。一季有灾，立刻换种子，赶种下季。他脚下的土地是他坚守信用的老朋友，会跟他吵一架，却不会背叛。泰德·那卡奇热爱土地。
农民日志写到后来，他自己就九十二岁了。老伴也走了，到天堂去了。接着，三个兄弟也走了，连三个儿子也一个一个都走了，都到天堂去了。孙子重孙们也都相继搬到城里去了。只剩下他一个人还在这“沙丘”上坚守，像独自坚守一块阵地的老兵，守着一种责任。并不是为了向别人证明他是谁，也不靠成功和业绩来证实自己的存在。他就这么简简单单地活着，这样的勇气，堪配“自由人”的称呼。
再讲“一个风轮”：
“沙丘”，也并不总是如诗如画，它有自己的禀性。说粗犷就粗犷得没头没脸，一眨眼工夫，全世界都能变成狂风，夹着黄沙，夹着骆驼刺。“沙丘”的沙飞到天上，就不再是曲线了，正弦线余弦线全成了狮子吼，跟内蒙古沙尘暴卷起的黄沙没两样。黄天黄地不分昼夜，叫你呼吸都呼吸不成，只能赶快逃回屋里。这是自由世界，沙也是自由的，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种时候，最好的去处就是酒吧。
泰德·那卡奇因为肺病才做了手术，有些日子不能去酒吧了。我说：“我替你去。”我就想去看看泰德·那卡奇生活着的小社会。于是，在这么一个黄沙蔽日的下午，我逃命一样飞跑进一个酒吧。魔幻现实主义在这里不是作品，是生活。外面的世界，飞舞着翻脸不认人的黄沙，一群没心没肺的小黄蜂，往人脸上扎，往人眼睛里钻，把人捉住推着转圈圈。酒吧门口的灯光就像指引到天堂的路标，弱得看不见，却还在闪着。我一进“天堂”门，就听见一句名言：“罪恶，就是踏过了底线。别人，那些和你一样的别人就是这条底线。”
这是一个八十六岁的老兵说的。他说，他当年是第五海军陆战队的新兵，就想当飞行员，可是，战争快结束了，不需要那么多飞行员了，他就成了海军陆战队的士兵，打到了菲律宾的吕宋。在吕宋的丛林里，他们新兵的任务是清理战场，他看到了无数日本兵死在热带丛林里，见证了日本兵惨败的情形。他说：“臭不可闻呀。看到那种情形，我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永远不要让我的孩子们经历我所见到的情形。”
于是我想，若是泰德·那卡奇一进门听到这番话，会怎么反应？他大概会说：“老弟，我们都是普通人。你老弟应该当老师，我就应该种种田。要叫我看，战争只有一个合法的目的——和平。若不是为了这个目的，你我绝不会跑去打仗。”
践踏别人的自由，是比战争更罪恶的东西。这个罪恶踏破了底线。
和“八十六岁”对面坐着的是一位从缅甸来的难民。他把头凑到大啤酒杯前，喝了一口说：“你说的那些都是老战争，成传奇了。我五年前从家乡逃出来的时候，经过的是新战争，真的。你们这里的人，不相信鬼和神灵，把鬼和神灵这样的事儿当笑话。在缅甸，我们信佛，没有人怀疑鬼和神灵。我的好朋友十八岁，他说，他下辈子的轮回要生在美国。他就走到难民营外面去砍竹子，他弟弟走在他前面，却被一根刺扎了脚，他超过了他弟弟，就踩到了地雷。那时竹子开花，那些开花的竹子很漂亮，他说去砍一根回家给他爸爸盖竹楼。但是，开花的竹子就是‘死’的意思。他十八岁就死了。他妈妈在他头上画一个黑记号，为了下辈子好认出来。”这个缅甸难民，在铁路上打工，刚拿到美国绿卡。这天他来酒吧，算是庆祝一下自己成为美国人。他说：“我也想来找找我的朋友，看他是不是再生了……”
在这个飞沙走石的时刻，听这种故事，让我瞪大眼睛，心里一抖。玛丽·帕利维特在山东潍坊市召开的“纪念潍县集中营解放六十周年”大会上讲了一句话：“人们认为，二战是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但是，战争结束不了任何战争。”
我就把玛丽的这句话说出来了，我说：“这是人的不幸。”我想，若是泰德·那卡奇听到这个故事，他会怎么说呢？缅甸是他打游击的地方。打走了日本人，为什么一个民族又会自己人跟自己人打起来？这是最荒唐的事。这时，八十六岁的老兵用自己的大啤酒杯撞了一下这个年轻难民的酒杯，说：“你家里打仗的故事我懂。我自己就是人，活了八十六岁，人的什么问题和劣根性，我都知道。战争结束不了战争，只有和平才能结束战争。想打仗的和爱好和平的，若经过战争，又活到我这个年纪，都会得出和我一样的结论。”
听了这话，我想，要是泰德·那卡奇这会儿也在这里，他大概也会撞一下这个年轻缅甸人的酒杯，说：“到我这个年纪，我可以说，我们得把人的局限和毛病，看作一封邀请信，它邀请‘宽容’。自由要有土壤，能养活自由的土壤是‘宽容’。给你的民族时间。”
酒吧大门关着，外面的飞沙走石进不来。酒吧里的几个大吊灯优哉游哉地把人们的影子画到墙上，描到地上。老祖父一样的黄色灯光，暖暖地溢出来，像啤酒，也像中国茶。其实，小镇上的酒吧，就和老舍笔下的中国茶馆差不多，是个小社会。这里没有吵得人不得安宁的音乐，更没有KTV那种自己闹自己的新玩意儿。这里是老熟人新朋友见个面、聊聊天的地方，酒保就是某个老邻居家的大儿子或二儿子。大家说故事，不需要介绍背景，都是家里家外的事儿。只不过在这里，大家拿着大杯子喝啤酒，笑声不断，故事一个接一个，讲完就痛痛快快再来一杯。在茶馆，人们是捧着茶杯细细慢慢地品茶，讲完一个故事，再倒一杯茶。
八十六岁的老兵听说我是代表泰德·那卡奇来的，就立刻把我介绍给了另一个老兵。这个老兵八十二岁，和“八十六岁”是从小一直玩到今天的老朋友。他们小时候还一起看过泰德·那卡奇打橄榄球，现在又一起在当地的大学里选上“国际关系”。八十二岁的老兵对我说：“我一九四六年当兵，没赶上二战。但我赶上了朝鲜战争。六十二年前，你爸爸和我大概正在朝鲜战场上你打我一枪，我打你一枪呢。”我说：“我爸爸没去朝鲜，我叔叔去了。但是活着回来了。”“八十二岁”哈哈笑道：“那是因为我和他都是对天开枪的。”我也笑，说：“幸亏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