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你死我活的故事，可以变成一个玩笑。在这些老兵眼里，人类历史有很多时间，在它的手上，有一种东西比成败、英雄、功勋，甚至比江山都更有力、更真实。那就是“人道”。幸亏还有人并不为自己杀死多少人而得意；相反，他们知道，战争永远是让人遗憾的事。一个正常的士兵，在战争结束后，会为自己救下了多少人而自豪，恐怕不会为自己杀死了多少人自豪。我想，如果泰德·那卡奇在这里，他大概会说：“‘鸭子’使命，我们救了一千六百人，没死一个人。这是一个人道主义的使命。”
我还想起我读过的一本心理学家写的关于战后心理的书，这位心理学家说，他为那些勇敢杀敌的士兵骄傲，同时，他也不得不为那些不愿开枪杀人的士兵骄傲，在他们的品格中，都表现出了我们人，这个物种的高贵之处。那时我不懂到底什么是一个好士兵的品格。在和这些老兵的谈话中，我感到勇气和怜悯是强者应该同时具有的品格。
那个成为自由人的缅甸难民，坚持要给我们讲完他的鬼和神灵的故事。他说：“我姑姑不信鬼和神灵，她生了八个小孩。村里的人都说，小孩要想养大，得要让鬼不喜欢才能活。她不听，第一个小孩起了一个漂亮名字，死了。第二个，又起了一个漂亮名字，又死了。到第四个，是女孩，她怕了，就起了一个丑名字，叫‘屎’，就活下来了。”
“八十六岁”“八十二岁”和我都哈哈大笑，酒吧里另外几个人也围过来了。缅甸难民不紧不慢地继续讲：“‘屎’长到十八岁，被一个过路的流氓强奸了。这个坏蛋跑了，无名无姓。‘屎’生下了一个小孩，也找不到爸爸。我们那里的人都信神灵。你要想保护自己的菜园子，剪一小截死人用过的上吊绳，埋下，谁偷吃了你家的菜，谁就生病。有男人强奸女人，也一样。女人只要手里拿着男人裤衩或背心上的一小块布片子，什么也不用做，这片布上面的神灵，就会把这个跑了的男人招回来，认罪。”讲到这里，这个缅甸难民突然转到现在。他认认真真地说：“我对这个法子最感兴趣，一直在研究。想想这个法子多好呀，可以帮助FBI和警察对付美国的罪犯。可以帮助CIA对付恐怖组织。FBI，CIA，警察都可以不干活了，只要有一片罪犯留下的衣服、头发什么的，就等着吧，那些东西上的神灵会把罪犯全招回来。世界不就太平了吗？”
酒吧的人都哈哈大笑，兴奋极了。从古到今，人们想出了多少法子来保护和平呀。“八十六岁”和“八十二岁”同时说：“你原来是想用坏蛋的DNA来破案呀！”于是，大家争吵起来，好像世界有了正义。泰德·那卡奇若在，也一定会跟着笑。早知这个法子，他当年在缅甸，出生入死跑到日军司令部，就不该去搞什么情报，偷他们几块破布回来，就万事大吉了。
从酒吧出来，我觉得，虽然我不能重新经历历史，但是，说不定那个曾经产生“鸭子”使命里的英雄的小社会，就像风轮，一直在一个位置上转。“沙丘”上的时间本来就不存在，七十年一眨眼，这里的一切那么普通，那么平常，那么生动，那么人性。就让老奸巨猾的世界嘲笑“沙丘”上的简单吧。如果政客们想把互相恐吓当作游戏，军火商们想多多地卖出军火；如果所有的人都跑到历史中来随意抓一把，想怎么演自己的角色就怎么演；如果历史这场戏本来就没有导演，也没有编剧……我也愿意相信：哪怕是在最混乱的场景里，也会有一种老祖父一样的光，温和地和每个人交谈，把一种精神保留在历史背后，让人的社会终以“人”的方式活下来。
风沙过去了。西边的太阳揉揉眼睛又亮起来，再揉一揉，就掉到沙丘的顶上了。夕阳成了首饰盒子，突然打开，把黄金白银暴风骤雨一样泻在秋天的树上，叶子全变成金色，尖尖角上，滴下来的都是水一样的亮光。我想，今天若泰德·那卡奇从酒吧里出来，他大概会说：“和平和自由是人的属性，把它们叫作我们好人的DNA也行。”
我们也许永远都不能消灭世界上的罪恶，能和罪恶对抗的，不可能仅是多做几件善事，而应该是对“善”和“正义”的信念。只要生命的DNA上写着“和平”和“自由”，那么，我恐怕也可以有充分理由“魔幻”一回，说：“好吧，我也许个愿，就把我写的这个‘鸭子’使命，当作一小块布片子，从一场痛苦的战争中剪下来的，放在这里。让现在还想用战争说话的人们自动投降，让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们继续平平静静地种田、上班、过生活。”
选自《人民文学》2013年第6期
评鉴与感悟
这是袁劲梅发现的一段历史，历史中有英雄，但她要讲的也不是英雄，而是一种人生。当然，她讲述的角度很特别，都在她的掌控之中了。我喜欢她的态度，不急。真相，历史现场，就在她的一点点努力之下，还原了。
海德堡
王安忆
万民啊！拥抱在一起！
和全世界的人接吻，
弟兄们──在上界的天庭，
一定有天父住在那里。
──摘自贝多芬第九交响乐曲席勒所作《欢乐颂》
似乎，所有的在这之前或在这之后的故事，都是从海德堡开始的。
那是到了西德一个月之后，代表团已经回国，而我留在了德国。送走代表团，走出法兰克福机场，坐上黄先生的汽车，汽车行驶在漆黑的夜晚里的高速公路上，心里竟会升起一股茫茫的凄凉的感觉。代表团回国，就好比突然的撤离了一道温暖的围篱，这围篱是由我所谙熟谙透的人情与人事交织而成，也许其中有多少不快与不便，却是绝对安全。我们走在异国的旅途上，唱着中国的歌，窗外的风景如拉洋片一样美妙地拉过，我们便想：这就是德国。这时候，我缩在汽车的后座里，耳朵灌满了汽车在公路上不限时速的疾驶的声响，那是一种喧闹而又寂寞的声响。我的心情就好像是，我第一天到了德国。那过去的一月的旅行，没有给我留下任何经验，却已经使我疲劳而想家，兴致是到了极低点。我就像是仅为了不辜负黄先生的好心邀请，才留下的。
黄先生实在是一个很倒霉的先生，自他开始出版中国女作家丛书，赔了本不说，第一位邀请的女作家招呼不打一个拔腿就跑了，而第二个的我，则是不领人情且难伺候。他将我从机场领出来的时候，那神情好比是携了一样易碎品，一不小心就要碰个粉碎的，那一刻里他一定是后悔极了。汽车到波恩已是深夜十二点，他生怕我在波恩无聊，连夜安排了我第二日的旅行，随一位名叫袁小平的女学生回家，她家在一个美丽的城市，叫作维思巴登。第二日，我穿了一条牛仔裤，背了一个简单的行囊，拿着一份黄先生送我的搜寻已久的联邦地图，上了火车。火车沿了莱茵河行驶，那是一条罗曼蒂克的路线，可我的兴致依然很低，想家，还想与代表团一起的快活的日子。这一种想念像一桩缓解不了的心事，始终地，永远地梗在了我的心里。在我以后的旅行中，我一直怀了这一桩心事，因此，我再不可能彻底地快乐起来，而以后的旅行，意义也全不在于“快乐”这两个字了。
到维思巴登的第三日，袁小平带了我去海德堡，为了一场露天广场的贝多芬音乐会。
我好比是第一次到海德堡似的第二次到了海德堡。第一次到海德堡，是我们从斯图加特往波恩附近一个名叫“磨房”的地方所路经的。是一个雨天，我们冒着雨去了王宫，后来雨停了，我们不冒雨地逛了老城。随了我们的司机和朋友米歇尔斯，吃了一顿极古怪的墨西哥午饭，在商场买了一些文具，穿过几条小街，在大学广场前的咖啡店吃了冰淇淋。听讲了海德堡大学的学生监狱，听讲了海德堡由于一个法国军官的布尔乔亚情调，而在二次大战中免遭炮击的可爱的故事。然后我们就上了汽车，向“磨房”进发。汽车驶进了海德堡，我便愚蠢又可怜地开始寻找我们前一次的足迹，好像要以那些匆匆的足迹安慰自己孤寂的旅途。
汽车驶上了石块拼成的街道，穿过几条大街和小街，最后停在一盘小小的珠宝店门口。街上静静的，停了几辆汽车，有一个男人让出他的车位给我们停车，店铺关着门，这是一个星期六的中午，天气很好，太阳照着石块相拼的街面，暖烘烘的。袁小平和我站在了珠宝店的门前，小小的橱窗里放了不知为什么有些陈旧而黯淡的首饰。她按了铃。
袁小平是一个出生在德国的中国女孩，在波恩大学读中文。我问她，为什么要读中文，不是读了中文很不好找工作？她回答我说：“我是一个中国人，却不会说中国话，我觉得很奇怪。”就是这么简单，她在海德堡大学读了一二年级，然后，也就是不久前转到了波恩大学中文系，海德堡有她许多同学。门吱吱地响了。我们推门进去，走过珠宝店的侧廊，上了楼梯。木板楼梯在我们脚下吱吱嘎嘎地响，有两个德国男孩站在三楼的转角处迎接我们。一个是淡黄头发淡蓝眼睛的，别一个则是黑头发黑眼睛。这是一套小小的公寓，这两位学生合租的。一共有两间卧房，一个厨房兼餐室，一个淋浴房，厕所则在外面楼梯转角处，这一层楼面合用。厕所的窗户是朝北的，望出去是一片屋脊，屋脊上竖着电视天线，似乎马上要飞起一群鸽子，不由想起了上海的后窗，难免又要惆怅一时。
他们三人手忙脚乱地做饭，那黑眼睛的男孩十分殷勤地说，他早已作了准备，腌了蒜汁，将那蒜汁端给小平闻，小平闻过了又给我闻，我几乎呛了起来，好像有几百斤大蒜浓缩在了这只瓶里，而他们连连地赞叹道：很香。午饭是吃意大利面条，一大锅白煮捞干的面条，一盆番茄沙司，还有一块肥皂一样的忌司，用一个多眼刨锉下粉来撒进面条，另外还有一大玻璃缸生菜。那黑眼睛黑头发的男孩是德国南方人，此时此刻，我并不懂得南方与北方的含义，只注意到他学的是艺术，就向他询问德国的当代的著名音乐家。那淡黄头发的男孩要略长几岁，淡黄的头发整齐地向后梳理，显得斯文而持重，他学的是医学，于是便谈针灸，还有艾滋病。饭后，又喝了很浓的土耳其咖啡，便送了我们出来。顺路去对面街角的一个书店看了看，这时已是下午两点以后，书店关了门，只能从橱窗里看见了一些关于中国的书籍。恰巧其中有一本小说集，其中有我的一篇，我告诉了他们。他们回过头重又仔细地看了我一番，似乎要重新评价我似的。然后，我们说过晚上音乐会见面，便上了车，去大学了，有一批同学在大学里等我们。这一天晚上，在内卡河的对岸，与王宫遥遥相对的树林茂密的山上；在四十年前，希特勒为他统治全世界作宣言而建起的万人露天集会场上，有一个音乐会，演奏贝多芬的第九。袁小平请她的同学们买了票，我们将去那山上听音乐。
汽车停在学校的停车场，走出停车场，便有两个男孩朝我们跑了过来。一个男孩是学英语的，他脸上始终含着谦逊而温柔的微笑，他用很温和很谦逊的语调说英语，使你不得不听懂了，如实在听不懂便十分的抱歉，觉得自己是很没有道理的。另一个高高大大的已有了绅士风度的男孩是学中文的，因此便有了一个中国名字，叫史耐德，他们都是我另一个故事里的人物了。当我听说了他的名字后，便说，好像有一个影星也是叫这个名字，他彬彬有礼地用清晰准确的中文说：“是的。可是她是女的，而我是男的。”这时候，我看见了我们上次吃冰淇淋的小店，那小店就在我们站的地方的对面，很近很近。见我望那里，学英语的男孩便很温柔地问我，想不想吃冰淇淋。我惭愧地连声说不想，他却一径微笑着。然后史耐德告诉我：“音乐会是七点，但是五点半就要出发，因为要爬山。现在是三点，还有一个多小时。我们可以喝咖啡，谈话，也可以玩。”我说我想去看一看闻名已久的学生监狱。于是我们走过了几条碎石拼成的小街。那都是一些狭狭的长长的小街，两边是高高的墙，墙的高处有一盏古老的路灯，那路灯使人想起一些酱黄色的温暖又凄楚的图画。脚步踩在石子路面上，会激起清脆的回音。
一百年前的学生监狱，紧闭着森严的大门，我们以为过了参观的时间，却不甘心地去推那门。门无声地开了，涌出杂沓的喧声，狭狭的木楼梯吱吱扭扭地叫着。我们上了楼梯，一扇房门里，却幽灵似的闪出一个男人，要我们买票。墙上，天花板上，楼道上，涂满了乱七八糟的图画和文字，那阴森的房屋因了这些胡涂乱抹顿时活泼起来。那一百年长久的新鲜的活力在这阴森的老屋里流动。犯了校规的囚犯们在墙上画着他们的自画像，黑色的剪影，戴着昔日的学生制帽。参观者们高声地读着墙上的字句，然后朗朗地笑。那囚室里的黑色的铁架床是多么的冰凉啊！那冰凉的房屋全因了这铺天盖地的热烈的胡涂乱抹而暖和起来。史耐德为我翻译了两首诗，第一首是一首爱情诗，写一个囚禁的寂寞的夜晚，想念他的亲爱的姑娘，另一首则和文字有着关联，全文如下：
诗人们写作的对象是人；
可是人是多么不值得写，
如果诗人到了这里，
保险他什么也写不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