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松树是院落里的神明，尽管没有牌位，也没有香火。它高大而又魁梧，却不像躲在黄幔后的庙里的菩萨，让人没来由地惧怕。往北几米远是一片方方正正的林地，杂错地种了不同品种的树木。直到举家从这里搬走，我也只认得桃树、山茶和广玉兰——攀爬起来并不费劲，也就成了儿童嬉耍的游乐园。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够爬上老松树，也没有谁企图尝试。它的脚下堆着积年的松针，枝蔓在半空中蜿蜒，常年覆着浓密的叶，末梢垂至地面。远远望去，宛如一柄半开的长筒伞。就连逾越那水泥砌的神龛、进入它的领国，都是极需要勇气的行动。蹑手蹑脚地靠近，脚下的针叶哔哔剥剥地响，像是灶膛里的火苗舔舐着桔梗。垂拢的树冠里面，光线昏暗，仿佛雨天没有开灯的房间。灰色的躯干上结了淡淡的霜，绽开无数枯竭的沟壑，露出阴沉的褐红色的肉，却又并不像是忍受着疼痛。它的腰身远远超出了手臂的丈量，我只能轻轻地贴上去，就像拥抱上了年纪的老人。老松树是一个多么温柔的神祇。
那时的我住在松树西首的角落。半面不高的围墙，在这封闭的世界里又窝藏了小小的一隅，并排站着联体的六层单元房。围墙上钉了一块蓝底白框的洋铁牌，烙着“百狮子桥□□号”，漂亮的楷体字，隐约有那个年代的娟瘦，很像是小学语文课本的封面。可这里既没有石头狮子，也没有桥，只有模样普通的旧楼房，外墙上洇着沉闷的赭绿，远看就像河沿上湿漉漉的条石。几颗流浪的草籽，不知何时在天井的砖头缝里生根发芽，不多久便滋长出一片恣肆的春色，让人觉得新鲜而又明媚，可终究还是感到荒凉。草丛里常常能捡到瘪下去的塑料瓶，或是挤空了的牙膏壳，抬头望去，每一家的窗户都紧紧地闭着，连空气都不愿意说话，只有偶尔从某个厨房里漏出咸肉炖冬笋的香味。
这些破旧的单元房里，当时却住着退休的教授，和未来或许前途无量的教员。对前者而言，这是晚年的福利。在后者的心中，也许只是青年时代的小小辛涩。他们有的头发蓬乱，有的油光笔挺，他们跨着威风凛凛的二十八寸老凤凰，俨然是所有孩子心中的白马骑士。他们欢快地蹚过百狮子桥门口的斜坡，轻盈地从林地和松树之间穿出，意气风发地向东驰行。松树的东首延伸着一条狭长的小路，是联结大院和学校本部的唯一通道。路的北侧是学校的田径场，向下有一段落差，恰好是孩童跳跃的极限。路沿上自西而东横亘着一排铁栏杆，若是攥了石头一路磕磕蹭蹭地走过，就会有叮叮咚咚的乐声追赶着脚步。
母亲总会告诫说，别用手摸那些栏杆。其实，除了看得见的锈痕，和看不见的细菌，它们还悄悄地反射出暗淡的光，如同没有星星和月亮的夜晚，散发着难以言说的甜美。那是经年累月的无数次的摩挲，唯有凑到跟前才能发现。围栏的西端有一处半米宽的豁口，像是被人故意截断了两根，对于可以穿梭自由的小孩来说，无疑省去了跋涉的劳苦。田径场的入口在小路东面的尽头，站在老松树的位置眺望，总有一种十分遥远的感觉。而我的世界仿佛就在那儿戛然而止。从那里向北，拐进水杉夹道的林荫路，便可以走到学校附属的幼儿园。上下班的时候，母亲都会顺路捎带我，可我一点儿也不喜欢那里。我并不是受着老师和别的小朋友喜爱的孩子。我时常孤独地徘徊在铁栏杆的豁口，不想跳下去，也不愿向东走。我扶着豁口边缘的栏杆，面朝乌漆漆的煤渣跑道，微微探出身子。我只是很喜欢从手心和栏杆摩擦的地方弥散开的味道。那是一种说不出的甜，冷冰冰的，滑腻腻的，勾起了某种亲切暧昧的回想。
这就是我的童年。生活昼夜不停地旋转，像是原本五颜六色的陀螺，却幻化成一团氤氲的白。在这局促的如牢笼一般的世界里，似乎只有那棵老松树，永远地停留在原地。年长的孩子，习惯在水泥墩上铺开课本，半跪半伏地誊写作业；年幼的，就围着圆形的树荫追逐嬉闹。老人便挨坐在一起，唠唠叨叨地说着些什么，却从来没有谁留意，仿佛他们只是说给树听。夕阳总是倏地落在松树的肩上，才会缓缓地掠过屋顶。院子里渐渐响起呼儿唤女的声音，时而悠长，时候尖促，时而温柔，时而暴戾；儿童便如归巢的鸟兽，啼嚷嚣叫，各奔东西，黄昏就变成了这样一出欢谑的喜剧。母亲牵起我的手，腰里还兜着围裙，厨房里的味道也跟下楼来。是毛豆炒仔鸡，还是百叶结烧肉？想要再仔细地嗅，却只闻到淡淡的毛线衣的香气。
现在想来，世界并非真的如此狭小，而老松树竟是如此的广大。它见过市井中卑微的生死离合，它听过各种各样的祈愿祷告，它闻过每一家主妇最拿手的菜肴，它却从未想过表达。它甚至无法像榕树一样，荫护这方寸的天地。它只能做一把半开的伞，敛着身子立在那里，仿佛是谦卑的感激的姿势——为着自己仍可以在这院子的中心驻留。每一棵树都有它的悲悯和智慧，只因为比大多数人类活得更长久。
春去夏来。学校在运河外辟了一片荒地，盖起了新的住房。一种恋爱的状态悄悄在院子里荡漾开来。兴奋总是相互传染的，空气里散播着奇妙的热度。愿望在甜蜜的等待中渐渐心猿意马，流言在辗转的焦灼里变得情意绵绵。不修边幅的男人剃掉了两颊的胡茬，面容憔悴的女人也重新容光焕发。他们三三两两地聚在老松树的周围，谈笑风生。如我一般年纪的孩子，就像夏天的猫一样躁动而敏感，常常竖起耳朵收听着四面八方的说话，窃窃地奔走交流，但终究觉得大人的话题并不如暧昧的外表那么有趣。只有几个略谙世故的半大少年，似懂非懂地加入了成年者的憧憬。
一夏天的期盼，如同盛装等候在街口的青年，然而约定的爱人，直到最后也没能出现。大人们的额头，起初都干巴巴地蹙着。秋风一起，吹散了所有的纠结，依稀剩下几个生僻的词汇，“职称”啊，“配额”啊，幽灵似的时隐时现。小树林里的蝉渐渐地噤声了，也很少再有孩子趴在石墩上做作业，松树便仿佛重新为老人们所占据。他们一直都不曾离开，只不过像老松树一样活得云淡风轻。有时孙辈就在脚边捉对嬉戏，他们似乎也并不十分在意，就像看着几只活泼的猫狗。偶尔望见被什么东西绊倒了，或是莫名地啼哭起来，才会轻轻地吐出“啊哟”的声音。那年秋天，我时常遇见一位推着轮椅的少女，轮椅上坐着白发如雪的老妪。我从镶着洋铁门牌的墙外走进天井，她们正徐徐地向外行去，迎面拂过旧式的红木衣柜的味道，沉淀在记忆的深处，就像箱底的短呢大衣和绸缎旗袍。我久久地注目着，少女的背影像一支瘦而挺拔的竹。她们绕着老松树走过好几匝，而后向东消失在了那条通向校园的小径。
院子里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孩子，却没几个同我相熟。同幢的楼里有两个黏着我的小邻居，喜欢听稀奇古怪的故事，更喜欢我家里的小霸王游戏机。还有就是阿酉哥哥。住在院门口三层楼里的那群大孩子中，仿佛只有他从没欺负过任何人。他比同龄人都要矮小，鼻梁上架着厚厚的镜片，常常反出白茫茫的两团光，微笑的时候总显出歉疚的样子。阿酉喜欢搬了板凳坐在铁门边看小人书，鼻尖几乎贴在了纸上。他的橱柜里堆满连环画——他说，等搬家的时候，这些书就全部送我。有一天，老松树旁的空地上忽然停了一辆蓝色的卡车，长着扁而圆的前脸和突出的喙。我站在家门前的斜坡上，就好像看着一只模样滑稽的狗。直到看见工人抬着沙发从阿酉的家里出来，才慌不迭地跑上前去。阿酉的脸上露出了真正的歉疚的神色——那些书清早就被隔壁的孩子瓜分完了。
又是一年春天。雨落得满地泥泞。父亲终于分到了传闻中的房子，似乎还是名单上的第一批。母亲的脸上洋溢着苦尽甘来的笑，一切都恍如童话里的爱情故事，尽管杨枝塘新村这个名字，总让人产生僻远和蛮荒的遐想。簇新的楼群往东，便是与国道相连的公路，隔三岔五地驶过运着煤渣或是生猪的卡车。马路对面是破旧的厂房和碧油油的菜田。之后的每个中午和傍晚，煤气灶上都无休无歇地炖着母亲最拿手的红烧肉。除了盛给我的那一碗，其他都装进了大大小小的饭盒。母亲风风火火地在单位和新宅旧居之间三地往返，而她的厨艺，也随同红烧肉的香味，在杨枝塘的装修队中间传诵开来。
那一段时间，母亲每天都很晚才回家，嘴里唠叨着一天的疲累，可面上又间或地流露出心满意足的颜色。她总是用格外温柔的语调在枕边描述装修的进程，直到卧室里飘出父亲的鼾声。客厅角落的墙顶渗出淡淡的痕迹，像是不经意地洇在泛黄宣纸上的水渍。春雨霏微的午夜，我躺在对面角落的床上，耳边飘荡着无数细小的声音，仿佛黑暗中有一眼汩汩涌动的泉。客厅的中央摆了一张方桌，靠窗的位置安放着父亲的写字台和书柜，都在触手可及的距离。多少年来，它们一直在小小的客厅里陪伴着我，使我不觉得寂寞。可是我终于感到局促。底层的公共车库，一楼附带的花园，自己的卧室……脑海中翻覆着母亲对新房的形容，未来俨然是细长而清澈的溪流，似乎奋身一跃，就能稳稳当当地落到对岸。我在梦里哼着歌，我的心中满是欢悦。只有这淅淅沥沥的雨，时断时续地下到了天明。
搬家的那天，是一个晴朗的日子。走出天井的时候，我又看见那辆模样滑稽的卡车，正停在松树与斜坡之间的空地，脸冲着我，像是刻意地做出亲热的样子。帮佣的人从楼上担下一捆又一捆的书，几个邻居背了手站在天井里，不知是谁啧啧地感慨说，这真是孔夫子搬家呢。话音未落，便响起参差的附和，回荡在这寂静的午后，总有一种寥落的况味。最亲近的，是与我们同住一扇门洞的老两口。老奶奶姓傅，黑黑瘦瘦的，说话做事都很活络；老爷爷姓沈，白白净净的，却有些木讷沉默。他们搂住我的肩膀，目送着最后一件家什抬上了卡车。
“搬……”“搬到那边以后，也要经常来看看奶奶啊。”
分明是爷爷先张了口，却还是被奶奶抢先说走了台词，我看见老人的嘴唇翕动了两下，似乎有一些踌躇。最后还是讪讪地抿上了，显出憨厚而又温和的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