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全部小说表达了民间百姓从历史上长期传承下来的乌托邦思想：这个乌托邦既不同于道家弃圣绝智、不问性情的小国寡民，又不同于儒家建立在血脉观念上的尊卑世界，更多的是与墨家“天志”面前人人平等的“大同世界”（墨家的乌托邦）相重合的理想境界，但又修正了墨家的乌托邦——这主要建立在恢复义的原始意义的基础上。
1.金庸之诞生
说起来很有些奇怪，金庸进行武侠小说创作似乎完全出于偶然：1955年，《香港商报》急需武侠小说连载以招揽订户，金氏的好友罗孚遂向该报推荐了金庸。后者赶鸭子上架，用自己家乡——浙江海宁——关于乾隆皇帝的民间传说为由头，写出了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1〕。结果是出人意料地大受欢迎。金庸欣喜之余一发而不可收，甚至为连载自己的武侠小说还创办了后来在香港声名赫赫的《明报》。到1972年写完封笔之作《鹿鼎记》为止，短短十几年内，居然写出了十二部长篇小说，三部中短篇小说（长篇分别是《书剑恩仇录》《碧血剑》《雪山飞狐》《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飞狐外传》《连城诀》《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侠客行》《鹿鼎记》，中短篇是《白马啸西风》《鸳鸯刀》《越女剑》）；1994年，由大陆权威的出版社三联书店推出的《金庸作品集》就多达三十六卷。
当然，说金氏创作武侠小说纯粹出于偶然并不全对；假如我们投机取巧地套用海明威的话则可以说：金庸的创作自有一座“冰山”样的心理／文化上的准备，至于好友推荐这般具体由头，大可看作浮出海面的“冰峰”。不过，正是这般具体由头，无意之中，造就了当代中国文学的一大奇观，凡有华人的地方，一定有金庸的武侠小说，以至于有人惊呼，在中国文学史上只有两位作家、两部作品真正做到了家喻户晓，真正写尽了中国的人生：一是曹雪芹及其《红楼梦》，另一便是金庸及其武侠小说〔2〕。此说或可见仁见智，也非常可能让某些患有鲁迅所谓“贵恙”的人反胃或者不屑，倒还是摸准了脉搏，揭出了一些真相。
“家喻户晓”并不是优秀的别名，与杰出甚或伟大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事实上，武侠小说一向被正统、严肃的学术界不无鄙夷地称作“通俗小说”而难入其高贵法眼。虽然20世纪初叶就曾有人盛捧“鼓吹武德，提振侠风”的《水浒传》〔3〕，主张小说创作应“演任侠好义、忠君爱国之旨”〔4〕，甚至号召时人编辑“以侠客为主义”的杂志〔5〕，沈雁冰却站在为新文学鸣锣开道、摇旗呐喊的立场，斥此为小市民的“迷魂汤”〔6〕；郑振铎则无师自通地从接受美学角度，痛贬武侠小说之流行，无非是读者“悬盼着有一类超人的侠客出来”，“宽慰了自己无希望的反抗心理”〔7〕；就连几十年后的金庸也迫于压力，不得不承认武侠小说虽然有一点点文学的意味，但基本上还是娱乐性的读物〔8〕。而在一个提倡“血与泪”的文学革命的时代（即新文学草创的时代），“娱乐性”早已被宣布为过去（时）的东西。搞得一些武侠小说名家满面惭愧，乃至宣称自己是被逼为娼，甚至立即宣布要“退出说林，不愿更为冯妇”〔9〕。即便在今天，正如陈平原先生所指出的，虽然有金庸这样的武侠名家横空出世，也引起了部分好事者的关注，“但在正统文化人心目中的武侠小说仍是毒害青少年的‘文化垃圾’”〔10〕。——从前说武侠小说是小市民的“迷魂汤”，现在又变成了青少年的海洛因，看来问题还都出在武侠小说上。
但摆出一副社论面孔的学术界似乎忘了，它津津乐道的作为“纯文学”的小说，与通俗小说一样，都起始于和正史文化（史官文化）相对立的民间野史文化〔11〕。——被强行分为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不过是同出一母的兄弟。真实的情况刚好是：世上并没有纯文学和通俗文学之别，只有优秀的文学和不优秀的文学之区分。姑且不忙论述这一点，退一万步说，我们只需要问，当年的《三国演义》《水浒传》之流不也正被正统文体（比如诗、文）所打击和嘲笑吗？《金瓶梅》被断言为“诲淫诲盗”，吓得作者连姓名都不敢署，倒给其后貌似高深的学者准备了铁饭碗。《红楼梦》呢？那是破落户的惆怅，很长一段时间也难入经生儒士的尊眼，至于走红甚或火暴，不过百余年间的事。即便是号称“言志”的诗歌，长久以来也被看作“载道”之文的“余事”。今人以西洋小说为参照，以为只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只有马尔克斯、博尔赫斯才是纯文学，才称得上正经、严肃，殊不知华莱士·马丁（W. Martin）早已为这种说法的荒诞不经道出了行状：小说在西方地位低下的迹象至今还能看到〔12〕——哪管你是乔伊斯还是普鲁斯特！这大约还不是“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穷措大之举吧？
重要的不是这些，而是金庸的出现，恰好足以让自封高雅的批评界大感难堪：一方面依然是采取痛斥和不屑一顾的态度，却又无从打倒；另一方面是高度赞扬以至于推崇备至，却又找不到切合实际的批评方略。这差不多算得上一个不大不小的报应。鲁迅曾讽刺过自封高雅的林纾等辈：“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竟至总共‘不值一哂’，真是可怜煞人。”〔13〕虽说是针对“崇文言而贬白话”所发的议论，用在这里怕还有些道理。是啊，面对此情此景，批评界又该怎么办呢？
学术界无论如何应该注意到一点：为什么以金庸等人为代表的新武侠小说在今天还有这么大的市场？为什么他的作品会经久不衰？新武侠小说一般都以古代为时空坐标，这和关注国事民瘼的现实主义（更不用说现实本身）相距何止天壤，为什么众多读者偏偏喜欢与自己的现实人生处境八竿子打不着的古人的恩恩怨怨、爱恨情仇呢？这一切难道真的不值得深究，哪怕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去深究？
曾经风靡一时的港台作家尤金、琼瑶等人，在大陆读者心目中曾经留下的印象，现在恐怕已经烟消云散了——至少随着读者从少年变为成年，他们（她们）的影响力已经逐渐减缩到了最低程度，而金庸仍然是中国大陆各阶层读者心中一块巨大的磁石——犹如《书剑恩仇录》中大漠古城王宫里的那块巨型物件——仍在吸引读者、挑逗读者的胃口。这有一印再印的三联版《金庸作品集》为证。面对如斯境况，我们也许不应该保持缄默。鲁迅《狂人日记》里那位疯子有言：“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对我们来说，情况依然是这样。让我们把所有关于“通俗”的武侠小说的言论、所有关于金庸的“说法”（不论好坏），都暂且悬置在胡塞尔（E. Edmund Husserl）的那个括弧内，先从“心灵现象学”的水平上来一番检讨再说。
2.替人民做梦
接受美学的重要原则，就是要考察某一部（类）作品包含着何种程度的“期待视野”（Horizon Expectation）；期待视野越大，但还不至于和读者的心理渴求完全同一时，读者从中获得的共鸣愈强烈，不言而喻，该类作品的消费量也就越大（不一定越优秀）。欣赏者在进入欣赏过程时，并非像神偷那样，以“妙手空空”的心理白板去“顺应”文本，而是以一种完整的内在经验模式和心理期待去“同化”文本，并由此得到对自己内心需求的证实——这就是期待视野的本义。期待视野的形成，涉及读者的志趣、爱好、个人情怀以及时代与社会思潮；而最大者，莫过于潜藏在读者心中的集体无意识。荣格（Carl G. Jung）说：“（集体无意识）并非来源于个人经验，并非从后天中获得，而是先天地存在的。”〔14〕荣格那个看似玄虚、让人摸不着头脑的“集体无意识”，其实具体地来源于一个民族长期的历史承传和“积淀”，并通过我们的行动和动作得到彰显。“考察某类作品包含着读者何种程度的期待视野”，最主要的，大概就要数考察它包含何种程度、何种形式以及何种内容的集体无意识。
遗憾的是，以此为角度去探寻金庸及其武侠小说存在的合理性的工作，目前做得还太少；武侠小说的合法性，单凭一句“存在即合理”的黑格尔式断语其实并不济事，它和说武侠小说是“文化垃圾”“迷魂汤”并无差异。华莱士·马丁说，文学评论家很少屈尊去研究流行的、公式化的叙事类型，如侦探小说、现代罗曼司、西部小说、连续广播剧；如果它们的无意识内容能够被发现，它们也许会提供一些有关我们社会的有趣信息〔15〕。华莱士的提醒固然让人神往，听见尤其是听懂的人好像并不多。金庸的新武侠小说堪称另一种意义的“现代罗曼司”。虽然他笔下的时空是古代中国，但这并不妨碍读者的兴致。
郭靖呆鸟一个，却机缘巧合学成绝世武功，立功杀敌，声名响逾身后（《射雕英雄传》），这该为那些“想当元帅”却未当成的“好士兵”提供了多少想象和意淫式满足！韦小宝以流氓无赖之身，却幸御七个出身高贵的绝色美女（《鹿鼎记》），让那些偷偷摸摸找情人、一门心思渴望婚外恋的现代人多想回到小说中，代替“阳具有无限活力”（胡河清语）的小无赖……更重要的是，当我们在“形势一片大好”的车站、码头，甚至家中遭抢劫、遭伤害，却不敢也无力拼死向前讨公道和讨“说法”时，自然希望令狐冲（《笑傲江湖》）、袁承志（《碧血剑》）、乔峰（《天龙八部》）、张无忌（《倚天屠龙记》）、胡斐（《雪山飞狐》《飞狐外传》）……从书中出来，替我们打发眼前的混账玩意儿，如同他们在金庸笔下经常做过的那样。
唐君毅意味深长地感叹道：“侠义之精神，则由宅心公平，欲抱不平，以显正直，而归平顺”，并“伸展人间之委曲，使千里之外，闻风慕悦”〔16〕——用海子的一句诗说，“我们在千里之外的沙漠上”就听见这种可爱的侠客精神了。金庸的小说在中国有这么大市场，无疑与中国漫长的重人治不重法制的帝国制度，噩梦般久合必分、久分必合的离乱史有关——“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17〕，就是对这种离乱史最有哲学意味的总结；也和由此形成的渴望被救助而不是自救的民族心理有关。侠客，就是金庸为我们提供的众多救助者中最诱人的一种。
有人指出，中国的侠是为了一种不属于自我的、指向他人的义而行侠〔18〕。“指向他人”正好与“被救助”的心理期待一拍即合；“在我们的观念里，侠是一个急公好义，勇于牺牲，有原则，有正义感，能替天行道，纾解人间不平的人。他们虽然常与官府为难，但总站在民众一边”〔19〕，这就更把话讲白了；至于侠客“可以济王法之穷，可以去人心之憾”〔20〕，更是一语道破，决不遮遮掩掩；而“真是行侠仗义之人，到处随遇而安。非是他务必要拔树搜根，只因见了不平之事，他便放不下，仿佛与自己的事一般，因此才不愧那个侠字”〔21〕，人们渴望的，恰好是这种“见了不平之事”“便放不下”的人物……郑振铎曾经挖苦他那个时代的读者悬盼有一类超人的侠客出来宽慰自己无希望的反抗心理，虽说是站在“反对党”立场讲话，却颇见功力。顺便说一句，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同意陈平原先生的观点：武侠小说之流行，也许并不是一桩值得庆贺的好事，哪怕是在今天，哪怕是在今天的朗朗乾坤当中。
侠一出现，便引起了统治者的高度恐慌。韩非申斥道：“侠以武犯禁。”〔22〕一个“犯”字可圈可点。荀悦则说：“世有三游，德之贼也。一曰游侠，二曰游说，三曰游行。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23〕这个评语来得意味深长。君不见，大字不识一筐的张无忌“立气势”当了明教教主，整日里大谈多角恋，而他的“私交”杨左使、范右使还筹划让他当皇上哩。若不是野心家朱元璋犯上作乱锁拿教主，明朝的天下肯定姓张（《倚天屠龙记》）。而这似乎有野史为证。据说，刚当皇帝的朱洪武曾志得意满地对刘基说：本是沿途打劫，没想到弄假成真。吓得刘伯温连忙伸出头去，看看是否有太监在偷听……张无忌其实有机会“弄假成真”的，只不过据金庸说他不是一个好的政治家而已〔24〕。伪侠客兼小流氓韦小宝，混迹于清宫与天地会，赢得了敌对双方的共同好感，大儒顾炎武甚至建议让他当皇帝，以救我大汉民族于清人之水火（《鹿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