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情此境，在统治者看来，侠是社会不稳定、危及自身统治权威的重要因素，自然在残酷打击之列。美籍学者刘若愚在《中国之侠》中指出，西方的骑士是封建制度的支柱，中国的游侠则是封建社会的破坏力量〔25〕。向以神州华夏为天下的中国王权，自然不屑于知道西夷的骑士，却实用主义地知道本土的侠对自身统治生死攸关的利害之所在。基于这样的考虑，才有秦始皇“收天下之兵……铸以为金人十二”〔26〕，当然，秦嬴政肯定不会忘记没收侠客手中的宝剑；汉武帝强令长安豪侠迁徙茂陵，不惜杀戒大开，倒也史有明载〔27〕。到了金庸的小说，康熙屡命他的“朋友”韦小宝去扑灭天地会（《鹿鼎记》）；乾隆用洋枪射杀其民间传说中的弟弟陈家洛的红花会诸雄（《书剑恩仇录》），更是着眼于此。
不过，统治阶级自有力不到“七寸”的时候：《书剑恩仇录》里的好汉子赵半山、无尘道长等人，虽九死尚余一生，在《飞狐外传》中依然仗剑斗狠，不时视官府为寇仇。侠在遭到韩非痛斥后，并未销声匿迹；也未曾如鲁迅所说的那样，全变作了上海滩的流氓〔28〕。虽自《汉书》以降，正史几乎通统不载，侠却在近两千年的中国诗文、戏曲、稗官、野史中不断出没，经由唐宋豪侠小说、清代侠义小说而至20世纪新武侠小说，一时蔚为壮观〔29〕。不过，真实的侠已变作了纸上的侠，不大再走入尘世，却活在老百姓的期待视野里和集体无意识中。儒侠（比如陈家洛、郭靖、袁承志）、道侠（比如令狐冲、风清扬）、佛侠（比如虚竹、一灯大师）、丐侠（比如洪七公）、邪侠（比如夏雪宜、莫大先生）、疯侠（比如桃谷六仙）……金庸笔下诸如此类的侠客，不过是众多新旧侠客中的一批——当然，他们是更有吸引力也更能满足读者渴求心理的一批。
侠大多出没于乱世；或者说，乱世需要侠，也造就了侠。吴炽昌曾说：“此侠客也！古今恒有之。第茫茫宇宙，斯人安在耶？俾予遇之，愿再拜而投诸门下，习其术，抽取天下贪墨之财，以济四穷而助公举，不亦快哉！”〔30〕——历史上是这样，金氏小说中同样如此。金庸的小说集中火力，体现了“需要侠”这一特质，极大满足了读者潜意识深处渴望被救助而不是自救的期待视野。苏东坡曾为此感叹不已：“噫！吾闻剑侠世有之矣……世有险邪恶者，辄决去其首，亦一家之正也。嗟乎！据重位厚禄，造恶不悛，以结人怨者，不可不畏隐娘之事也。”〔31〕这差不多是集警告“险邪恶者”和欣慰能“被救助”于一体的上好说明。《七剑十三侠》第一回说：“天下有此三等极恶之人（即贪官污吏、势恶土豪、假仁假义——引者注），王法治他不得，幸亏有那异人、侠士、剑客之流去收拾他。”而“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的乱世〔32〕，在中国历史上曾层出不穷；连一向为统治阶级说尽好话的欧阳修，也有偶尔的大彻大悟：“此剑在人间，百妖夜收形。奸凶与佞媚，胆破骨亦惊。”〔33〕不是王法治他（即“奸凶与佞媚”）不得，要真的如此，欧阳修就不会为统治阶级的正史文化说话；而是王法不治他，要真不如此，欧阳修也就不必假剑破妖。
乱世就更是这样。金庸小说的时空坐标往往安放在宋末（《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等）、元末（《倚天屠龙记》）、明末（《碧血剑》）、清初（《书剑恩仇录》《鹿鼎记》），就是钻了这一空子。很难设想，清明世道会有“负剑远行游”，“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杀人辽水上，走马渔阳归”，“欲报天下不平事，方显人间真丈夫”的侠客。方以智说得好极了：“上失其道，无以属民，故游侠之徒以任得民。”〔34〕太史公更是用饱含同情的口气说：“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连圣者虞舜也曾窘于井廪，伊尹还负于鼎俎，傅说匿于傅险，至于“吕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饭牛，仲尼畏匡，菜色陈、蔡”，更是人间常事。他们已经如此这般，“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35〕？司马迁用反诘的语气问道。
武功在身的杨铁心、郭啸天，离乱年头尚且性命不保，更何况他们牛家村的老弱病残、妇女儿童（《射雕英雄传》第一回）！陈家洛的红花会诸雄，在救了因未婚妻被人抢去做妾上吊自杀的周阿三后，此人不但不感激救命者，反而埋怨他们：“爷们还是让我死的好！”侠客章进嘲笑周阿三：“你这人没出息，干么不和这姓方的去拼命？”另一个女侠骆冰嘲笑章进：“他有你章爷的一成本事就好了！”（《书剑恩仇录》第九回）看见了吧，这就是连“中材”也谈不上的小民在乱世经常会遭遇到的真实景况。“世何以重侠游？世无公道，民抑无所告诉，乃归之侠也。”〔36〕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近人柳亚子的诗句“乱世天教重侠游”，也许倒“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上失其道”的乱世，文人学士尚且可以自建一座桃花源避祸躲杀，“中材”之人或“材”远不及“中”的“愚民”“群氓”毫无能力自保，悬盼“济贫自有飞仙剑”〔37〕，大约还不应该得到过分谴责吧？让每个人在受到残酷伤害时都去舍身炸碉堡、杀身成仁，都能起来作有希望的反抗，听起来固然豪雄，实行起来未免太难；盖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愚民”“群氓”也许更能深解“好死不如赖活”的精义——那帮躲进桃花源却又指手画脚的文人士大夫们，难道真的不懂“好死不如赖活”？他们自己和他们的身体是知道的！危难关头，“游侠救人于厄，振人不赡”〔38〕，毕竟为没能力、无胆量的乱世草民，提供了与文人学士们的桃花源相类似的安慰之物——比如被抢走未婚妻而绝望上吊的人，就因为红花会诸雄才得以报仇雪恨，有情人终成眷属。这种潜藏在心里的，从历史上长期积淀和承传而来的渴求被救助的弱者的潜意识，其惯性所及，使现时代的读者在阅读金庸的武侠小说时仍激动不已。“侠之大者”（金庸语）郭靖，在襄阳太守于金兵兵临城下惊慌失措拥姬妾在桌下狂抖不已时，以一介草民身份率众抗金，救满城百姓于水火，免去了一场玉石俱焚的大灾难（《射雕英雄传》）；袁承志施展绝世武功，仗剑挥杀明兵，救无数贫民于断头流血、命如蝼蚁之际（《碧血剑》）——“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正是乱世草民一点可怜的幻想。幻想中的侠客已经成为他们的“佩剑神”〔39〕，侠客也因此成为荣格所说的“原型”。
《史记考要》称司马迁《游侠列传》乃自伤身世之作，显示出柯维骐作为史家知人论世的深湛洞察力：“迁遭李陵之祸，平昔交游，缄默自保”，当此危难关头，所有平常为自己敞开的大门业已悉数关闭，司马迁念及“救人于厄，振人不赡”的侠客，当在情理之中。“天下多有不平事，人间难遇有心人。”〔40〕如司马迁、周阿三这样遭受“不平”者委实过多，“有心人”则未免太少。“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此之谓也。黄公度与梁启超书曰：“二百余年……葸懦成风，以明哲保身为要，以无事自扰为戒，父兄之教子弟，师长之训后进，兢兢然申明此意，浸淫于民心者至深。”〔41〕这差不多是“难遇有心人”的准确注释，也是“侠骨无多”的根本缘由。由此，是不是也可以反证人们是多么渴望侠客、渴望被救助的心理图示呢？
张潮说：“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间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之。”〔42〕问题是，会仗剑以求公道的只是一小撮，杀人作恶者中却又是“练家子”居多，比如西毒欧阳锋（《射雕英雄传》）、伪君子岳不群（《笑傲江湖》）、鹰爪孙张召重（《书剑恩仇录》）、道家逆徒玉真子（《碧血剑》）、狂徒丁春秋（《天龙八部》）……更是嗜血成性、杀人如麻的高手中的高手。即便是李逵劫法场，抡起板斧排头砍去，据鲁迅揭发，首先砍的，却是无罪的看客〔43〕；万世敬仰的武都头为报大仇，血溅鸳鸯楼，竟杀死张都监一家十五口〔44〕；《无双传》中的左押衙行侠，却也“冤死者十余人”。像袁承志、郭靖、狄云（《连城诀》）、张无忌（《倚天屠龙记》）那样有机会又有能力报仇雪恨者，更是少之又少。当真是“笑亦何奇，哭亦何奇，胸中块垒当谁告”〔45〕？悬盼侠客的出现，渴望自己也能成为侠客，构成了危难之时中国人的典型心态，其累积加叠，早已变作集体无意识内化于国人心理深处，因而在读金氏小说时引起强烈共鸣自不待言。与其说读书流泪替古人伤心，毋宁说，是在自己的期待视野的驱使下，为千万个中国人中的这一个“我”而悲伤。在漫长而残暴的帝制中国，“侠”早已成为普通百姓唯一能够摆脱灾难的“白日梦”。有人说，侠常常代表着芸芸众生那些基本的，但往往是得不到正常允可的人生与社会理想，由此，侠成了一种文化现象。〔46〕这当然说得很对，但应该再加上一条：侠更是一种心理现象，它是集体无意识的物质化的原型。
集体无意识的形成有其历史承传的因素。诚如荣格所说，它是先天的。渴望被救助的念头被长期动荡不安的历史现实不断强化；民族心理深处的这种“集体无意识”时时探出头来，在毫无防范时偷偷溜进了读者的日常生活、待人接物的态度中，并不因为你是陛下、当今、主上，他是草民、商贾、喊“喳”的奴才而有何不同。“你命运的星宿在你自己胸中”，塞利对毕伦斯坦说。想消灭、消解、颠覆集体无意识，大概只是一场春梦。正是民族意识深处渴求被救助的集体无意识这种类似于“命运”的东西，直接显现为对武侠小说的接受心理和期待视野，才使得金庸的武侠小说长盛不衰。
3.为两足兽幻想
人称武侠小说为“成人童话”，可谓一语中的。童话者，幻想也，白日梦也，“迷魂汤”也。如果说，乱世黎民渴求被救助是武侠小说读者接受心理的主要成分，那么，幻想本身才是武侠小说最能走向读者、与读者的接受心理达到真正契合的深层因素。李渔说：“传奇原为消愁设，费尽杖头歌一阙。”〔47〕说的正是这个意思。真实的侠已离我们远去，幻想的侠倒不时混迹于记忆。幻想，是那被唤作人的两足兽的天性。金庸的小说整个儿就是幻想性叙事，是与现实建立起的一种间离关系。萨特（Jean Paul Sartre）《恶心》的主人公认为，要么生活，要么叙述。因为据萨特说，要使最乏味的事情成为奇遇，只需叙述就够了〔48〕。奇遇和幻想有什么样的关系，只要生活过五天的人都不难知道。米哈伊尔·巴赫金（Bakhtin）说，一个人生活在艺术中，便不在生活中，反之亦然。〔49〕诗人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不是文学反映了生活，而是生活反映了文学。究其缘由，不过是“艺术”和“文学”表达了人们虚妄而真实的渴望。纪晓岚说得再妙不过：“文人自有好奇癖，心知其妄姑自期。”〔50〕——一“妄”一“期”，犹如画龙点睛，活活点中了“要穴”；幔亭过客也曾精辟地说过：“文不幻不文，幻不极不幻。是知天下极幻之事，乃极真之事；极幻之理，乃极真之理。”〔51〕——这更是狗胆包天地把幻想与至高无上的“真理”提到了同一档次。就是在幻想的基石上，金氏牌“迷魂汤”与读者的天性缔结了协约，金氏的幻想性叙事也和读者的期待视野达到了“视界融合”，因而扩大了读者的层面。正是与现实相间离的幻想性叙事，允许读者从尘世中探出头来，让开门七件事、大小关系网、七大灾八大难……侧身让道，使他们成为天性中所幻想的纯粹欲望之人，把现实中无法满足的欲望自由自在地来一通满足：像“刁民”任我行——这名字就已经很说明问题——那般，做不成陛下，却可以做个相当于皇帝的日月教主，他和皇帝活得一样长久，皇帝称万岁，他叫“千秋万代”（《笑傲江湖》），虽然在实际生活中，曹雪芹早已为此辈准备了“心比天高，身为下贱”的判词。
其他的当然就更不在话下。李渔曾嬉皮笑脸地说“我欲为官，则顷刻之间便臻富贵”，就是极好的说明。古人为爱情呼天抢地，“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一寸相思一寸灰”，“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完全是多此一举。你只要学被爱情击昏头脑的神雕大侠杨过，从万丈崖口一头栽下去，沉入水中，就能找到一扇通往你的小龙女的石门（《神雕侠侣》）。而在幻想中，诚如李渔所说，“我欲娶绝代佳人，即作王嫱、西施之原配”〔52〕，根本不用问时间的代谢，也不用管一朵鲜花是不是插在了牛粪上。想发财吗？有的是宝藏，它的密码就在《四十二章经》中（《鹿鼎记》），在《唐诗三百首》中（《连城诀》），在一支小小的金钗里（《雪山飞狐》），在一个悬崖的石窟里（《碧血剑》），在一把钝旧的匕首上（《书剑恩仇录》）……只看你的运气了。罗伯特·舒文斯（Robert Scholes）说得好，幻想是一种精神升华〔53〕。其实在我们看来，岂止“升华”，简直就是现实，并且，最好是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