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之残缺几乎天定。古谚云，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简·爱》则说，人活着就是为了含辛茹苦；基督教干脆把人之为人定为“原罪”，人必得通过磨难洗却通体上下的罪恶。神之子耶稣早已在十字架上为此做了标本。凡此种种，并不注定人不去追索幸福。法国诗人艾吕雅（Paul Eluard）公开声称：我怎么会热爱痛苦，我比所有人更热爱幸福。浮士德激动地喊：“停一停吧！你真美丽！”——并不惜用自己的灵魂换取瞬间的幸福感叹。看来，毫无自知之明的人类，当真要把在残破的世上寻求完善幸福之梦做到底了。道教成仙，佛教涅槃，其实都是因为这个缘故。不过，学道太苦，修佛太累，这一悖论的理想解决，唯有在艺术的幻想中才能实现。难怪并不喜欢艺术的老康德，研究过理性（《纯粹理性批判》）和善（《实践理性批判》）之后，还要马不停蹄地追赶美（《判断力批判》）的精义。金庸的武侠小说作为一种幻想性叙事，并不是对超自然事物的描绘，并不仅仅是对幻想所构架出的世界的陈述，而是对某种渴求状态的描述。这种幻想性叙述也许没有在现实秩序中的合理性，但它有心灵逻辑上的合法性。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说，金庸炮制的“迷魂汤”固然于经邦济国无大补（但那些“纯文学”于“经邦济国”就有“大补”了吗？），却又与人的天性相关；舍弃它，除非崩了该死的天性。还是罗伯特·舒文斯说得好：正如我们不能说睡眠对醒是逃避，幻想也不是对现实的躲避；睡眠与幻想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侧面，是为了醒来更精神〔54〕。金庸的“迷魂汤”是否让人更精神，还有待探讨；而让人从幻想的叙述中与天性合一，并获得对自由的体验，却并非全无用处。阿诺德·豪泽尔（Arnold Hauser）为此辩护过。他说，通俗艺术的目的是安抚，是使人们从痛苦中解脱出来而获得自我满足〔55〕。阿诺德·豪泽尔的点睛之言就像是毫无武功的小郭靖，无意间击中了武功盖世的铜尸陈玄风的练门（《射雕英雄传》）。
有趣的是，“迷魂汤”论的发明者茅公自己就是个武侠迷。且听他的交代：“十一二岁时，也读《七侠五义》一类的书。对于侠客们所使用的‘袖箭’，了不得的佩服。”〔56〕对此，恽树珏作过解释：“童子于古书无不喜《史记》，于《史记》无不喜游侠刺客诸传。”恽氏进一步说：“是知勇为达德，实有生以俱来也。”〔57〕若改为“是知幻想之为达性”，庶几更妙。现代心理学终于在某一个不太明媚的早晨恍然大悟：儿童的幻想天性并不随人的长大而消亡，所不同的，仅在于儿童的幻想天性“发乎自然”，成人的幻想天性桎梏于俗务而“止乎礼仪”，非得挣扎不能夺门而出。“少无适俗意，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刚好从正反两个方面道出了真谛。而唯其“挣扎”，或许更能见出幻想之于天性的重要性。
多年来，人们曾为“异化”问题互相打破了脑袋。现在似乎又有了新的答案。李泽厚先生以为，社会要发展，异化就必不可免〔58〕。凭借简单的生活经验我们就能明白：这才是得道之言。或许，这更加证明幻想对于生活的重要性：人总不能每时每刻生活在异化之中吧？幻想于是成为人暂时回复天性、暂时隔断异化的方式之一。套用钱锺书的妙喻：异化（尘世生活）是从门口走进的丈夫，幻想则是从窗口爬进的情人〔59〕。哪一个更富激情，答案是明明白白的。只不过，丈夫是常备的米面，情人只是偶尔的零食，上不得盛宴的台盘。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金庸的武侠小说最不济也能成为读者的零食。他在一系列鸿篇巨制中描绘了常人无法抵达的虚拟的江湖——那是个实行另一套规则和符码的世界。武侠小说不是现实主义式地对自然的摹写，而是对幻想的组合与编码，是幻想的符码化。对于幻想，金氏采取了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对付“存在”的伎俩：“给它一个词，捉住他。”〔60〕学成绝世功夫的侠客（金氏的读者或许早已将之转变成自己）自由自在，天王老子的账也不用买。“欲寄江湖客，提携日月长。”诚如梁羽生《云海玉弓缘》中的大侠金世遗所说：“我平生独来独往，快意恩仇，纵横海内，决不受人挟制。”该侠客道出了金庸所有侠客的心声，也道出了金庸“迷魂汤”享用者的心声〔61〕。令狐冲仗剑挥洒江湖，狂饮烂醉，把好端端的尼姑庵径直当作了酒坊（《笑傲江湖》），这是何等酣畅淋漓的自由大曝光！尘世生活中，即使李白这天纵的自由化分子也不过惊叫一声：“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他明显拖了个宋江的尾巴。果然，他被招安了。而这，正好显透了“零食”的作用。
在庞大的现实生活中，人存在于时间的某一刻、空间的某一点，并不断如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所说的那样“沉沦”，转眼就有被淹没的危险。同样具有庞大创造力的人类精神，倒也产生了超越时空局限的伟大需求。说“美是自由的象征”（高尔泰语）和说“幻想是自由的象征”是一回事——最起码，金庸的读者在读金庸的武侠小说时，宁愿相信美就是幻想，并不顾那么多专家、学者对美的定义。这真是人拿人性没法子的事情。
渴求自由，并不仅仅是渴求被救助；渴求自我实现，渴求心理上与自由天性同一，并不仅仅是渴求安全需要，这美梦恐怕永远不会在地球上成真。但这并不妨碍读者假借金氏小说的幻想方式摆脱时空局限，以求心理上的满足。《七剑十三侠》开宗明义：“这般剑客侠士，来去无定，出没无常。”读者听从《七剑十三侠》的教导，跟随令狐冲、杨过、周伯通（《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韦小宝、段誉（《天龙八部》）……出游了，如同笔记小说《郭伦观灯》中喜欢打抱不平的道人向郭伦所说的那样：“吾乃剑客，非世人也。”读者在欣赏金庸的小说时，或许也早已将自己置入潇潇江湖：他们在幻想的江湖上只身仗剑、浪迹天涯，一忽儿秦楼梦好，在“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中体验到放纵；一忽儿大漠孤烟，在“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里看见了烂熟的快意。更有那飘然来去，独掌正义，“吾乃剑客，非世人也”的理想的自由、自由的理想。金圣叹如有幸活到现在，或许会在自己的文章中再加一条“不亦快哉”。
4.夜晚乌托邦
武侠小说十分吸引人的地方之一是对夜晚的描写。夜晚是侠客们行侠仗义，恶人们行凶作恶以至于恶贯满盈之时。令人眼花缭乱的打斗场面，正邪双方的语言较量和兵刃较量，正义的喧叫、邪恶的狂呼以及最后的哀鸣……大都在夜间展开。对夜晚的描摹和把夜晚作为主要的时间构架，是武侠小说的一大特点；武侠小说作为类型小说〔62〕，比其他类型小说更愿意将夜晚当作自己的时间坐标。金庸也不例外。陆菲青夜斗“关东六魔”中的老三焦文期（《书剑恩仇录》第一回），拉开了金庸武侠小说中“夜晚”的序幕。红花会诸雄拼死救盟兄文泰来的数次激斗、与乾隆翻脸以至于大打一场（《书剑恩仇录》），江南七怪大漠勇斗铜尸铁尸夫妇、洪七公威风凛凛用打狗棒教训恶贼裘千仞（《射雕英雄传》），袁承志大破温氏兄弟的五行阵、深入禁宫刺杀崇祯皇帝（《碧血剑》），“落花流水”四兄弟大斗西域血刀门高僧（《连城诀》），大恶人李秋水与其同为大恶人的师姐天山童姥的生死搏杀（《天龙八部》），田伯光数次使良家妇女名节失丧（《笑傲江湖》）……都无不在夜间展开。这种“叙事语法”也许能够让我们判定，夜晚为金庸的小说叙事提供了潜在的内驱力和动力源。
夜晚构成了武侠小说（而不仅仅是金庸的武侠小说）的一大隐喻。夜晚是白天的背面，是白昼的中断，是普通人安眠的时刻。对普通人的意识而言，夜晚使时间、世界暂时隐退缺席；但对于金庸笔下的武林中人，王法、现实也照样长眠不醒，却又刚好是“举头三尺有神明”、可以实行另一套行为准则的时刻。白天是王化的世界，是正史话语的空间；对于武侠小说，夜晚正是非王化的世界，是民间野史话语的空间〔63〕。侠客的夜晚是对王化的白天的一次中断、超逸，甚至是一种否定。
假如我们夸大一点，借用陈平原先生的说法，夜晚就是“一个不受王法束缚的法外世界，化外世界，实际上是在重建中国人古老的‘桃源梦’”〔64〕。陈平原接着非常精当地指出：“侠客得民心却不见容于世，武侠小说家的任务首先就是改变这种令人很不愉快的局面。隐身江湖是历史上侠客的真实写照；隐身江湖而又能逍遥自在，随时可以大展雄风，却是武侠小说得以展开的‘基本假设’。”〔65〕对于武侠小说，其“基本假设”能得以成立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对夜晚的极度摹写。
夜晚在此有两重含义：它是具体的时间，是打斗的场所；也是与王法世界相对立的野史时间，具有抽象的、隐喻的性质。相对于正史世界的白天，武侠小说的时间几乎都是隐喻性质的夜晚〔66〕。
在对抽象夜晚的描摹中，金庸为我们建构了公道和正义的世界，满足了我们需要侠而又有侠的渴望：金氏通过他的全部创作，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类似于儒家大同的理想境地——当然，“夜晚”不是大同世界本身，毋宁说，它已经修正了大同世界的原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67〕——这自然是儒家称道的“大同”。武侠小说的乌托邦世界则与此有着极大的差别。龚自珍说：“任也者，侠之先声也。古亦谓之任侠。侠起先秦间，任则三代有之。侠尚意气，恩怨分明，儒者或不肯为；任则周公与曾子之道也。”〔68〕排除龚自珍的论述中值得商榷的部分，至少有一点可以被我们肯定：“侠”是“儒者或不肯为”的〔69〕。金庸小说里的侠客大都目不识丁（《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或许是个例外，因为此人很有学问，在科考中成绩斐然），他们与儒大约是两回事。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金庸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他着力建构了墨家的江湖乌托邦（墨家的大同世界）。墨家的江湖乌托邦在金著中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70〕。正是它，为普通读者提供了潜藏在内心深处的渴望。
中国传统哲学的最高概念是道。按金岳霖先生的看法，道可以合起来说，也可以分开来说：自万有之合而为道言之，道一；自万有之各有其道言之，道万〔71〕。按照通常的、一般性的理解，道的思想直接体现为天人合一的思想，为儒、道、墨三家所分食，只不过它们各自走着不同的路径。假如说，道家的路径是以人合天，儒、墨则偏重于以天合人。以天合人在儒、墨两家那里都采取了循环论证的方式，它们基本上都是依据人道去塑造天道，又用被塑造出的天道来为理想化的人道作裁判。正是这种思维方式上的特殊性，为金庸构筑夜晚乌托邦或江湖乌托邦（即墨家的大同世界）提供了理论资源。
“兼相爱，交相利”是墨家思想的重要成分。为此作论证的，则是幻想一个有意志的、能惩恶扬善的“天”来赞扬和发明“兼相爱，交相利”。墨家就这样把裁判权拱手交予了“天志”（道）。在墨家那里，“天之意不欲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天之所不欲也。”〔72〕“天下无大国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73〕这就为“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74〕找到了形而上根据，也为“爱无差等”找到了理论说明。墨子更进一步说：“天子为善，天能赏之；天子为暴，天能罚之。”〔75〕紧接着，墨家从天道出发，提出“义”的概念来证明天道的作用：“天欲义而恶不义。”〔76〕“义”是金庸武侠小说的中心概念和命脉之所在。对于“义”，墨子曾肯定地说：“万事莫贵于义。”〔77〕正是从“义”的角度墨家提倡“任侠”。所谓“任”，按照墨家的观点就是：“士损己而益所为也。”〔78〕“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79〕金庸的武侠小说从“义”出发，走向了、渲染了墨家人人平等的“大同世界”〔80〕，也为江湖乌托邦和夜晚乌托邦的出现提供了先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