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金庸完全可以在这种情况下将乔峰打发到佛门中去，正如他已多次做过的那样。金庸却给了乔峰另外一个任务，让他本着宽厚的宅心去化解大宋与契丹的兵刃相见。在这里，金庸的确如严家炎先生所说的那样，打败了大汉中心主义的正史俗套，但大约还不至于是什么现代精神在其中唱花脸。我们倒不妨说，乔峰饱受两种逻辑煎熬之苦后，凸现的宽厚宅心正是慈航普度的变种、变形。尽管很难说乔峰是否是佛徒，但《天龙八部》本有的佛学色彩，早已给乔峰的眉宇心肺间打上了佛禅气质。我建议，我们最好不要戴上放大镜，去金庸作品中寻找现代精神。
乔峰在他的结拜兄弟、大辽皇帝耶律洪基让他挂帅征宋时，他早已忘了汉人和他有杀母之仇而宁死不从；当耶律洪基要挂帅亲征时，乔峰则奋力出面阻止，不惜将皇帝一人一骑抓获，并逼他发下重誓，终辽主一生不使一卒犯大宋边境。辽主为保命当然同意了。乔峰为此却自杀了。在他自杀后，宋朝群雄有过一番隔山打牛似的争论：
中原豪杰一个个围拢，许多人低声议论：“乔帮主果真是契丹人吗？他为甚么反而帮助大宋？看来契丹人中也有英雄豪杰。”“他自幼在咱们汉人中间长大，学会了汉人的大仁大义。”“两国罢兵，他成了排难解纷的大功臣，却用不着自寻短见啊。”“他虽于大宋有功，在辽国却成了叛国助敌的卖国贼，他这是畏罪自杀。”“什么畏不畏的？乔帮主这样的大英雄，天下还甚么事要畏惧？”
（《天龙八部》第五十回）
这些说法顶多只能算是摸到问题的肚脐眼，离心脏还有几万里地哩。金庸的真实用意是：让乔峰以生命为代价，完成笼罩在《天龙八部》全书眉宇间的佛禅气质，并使之与扫地枯僧的举止遥相呼应。乔峰或许的确是自觉对不起自己的大辽子民身份，觉得自己再无面目立于天地之间，这看起来是正史逻辑与野史逻辑在唱戏，其背后的支撑却是佛禅；乔峰的举动已经迹近于佛陀舍身饲虎以救小生灵于血口的举动了。但我们仍不能说乔峰是佛门中人，他仍是不通佛法的，是金庸让他带发修行，在四大皆空和四大皆有的边界上，在有为和寂然涅槃的中点上，做出慈航普度的大举。乔峰是金庸为我们找到的用以表现《天龙八部》佛禅气质的一个鲜明载体。佛禅并不是一种绝对出世的学说，它可以化为行动——至少在金庸那里。
慈航普度与四大皆空作为解决恩仇/杀伐的武器有一个极致，乔峰之死就是明证——他虽然为自己找到了一条化解两种逻辑冲突的方程式，但又要以生命为代价；在他得以成功的那一刻，也正是命丧黄泉彻底失败的那一瞬。因此，或许不是扫地枯僧，也不是命丧刑杖下的玄慈大师，更不是幡然猛醒的谢逊、裘千仞，而是乔峰更能体现慈航普度的大爱气质；正是乔峰既体察到了正史逻辑和野史逻辑的极大冲突，同时也把这两种冲突的解救之路推到了极致。
乔峰之死也把佛禅调解恩仇／杀伐的有限性给摆明了：谁又敢保证耶律洪基能绝对遵守誓言呢？我们当然不会有这种肯定的指望，历史上发生的太多事情也警告我们不能有这样的轻信。佛云，善恶只在一念之心。这正是佛禅调解恩仇／杀伐有个极限的内在原因。“若识自心见性，皆成佛道。”〔50〕“一切般若智，皆从自性而生，不从外入。”〔51〕“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地上。性在王在，性去王无。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坏。佛向性中求，莫向身外求。”〔52〕这正是善恶只在一念心的的解，我们也可谓之为佛禅的个体人格自足性。一切向内转，一切出自心性，一切原则由自己的一念心开出，这与儒家“反身而诚，反求诸己”的个体人格自足性在本质上又有多大差别？佛家的个体人格自足性从逻辑上说，并不能彻底让人只行善、让人只做慈航普度之举，同样可以为恶。这一切，不仅使佛禅世界不可能真正与正史世界、野史世界取得鼎足而三的平等地位，甚至也不能保证佛门内就没有刀枪杀伐；少林寺的和尚为了本门中某一人被杀、被虏而前往迎敌，在金氏作品中并不只是某一特例，而是常举。
乔峰在“一念心”之间逼迫辽皇发誓后自杀，辽皇也在“一念心”之间定下保证，但谁也无法保证辽皇就没有与此相反的“一念心”。假如事情果真如此，乔峰舍身饲虎又有什么实际意义？我们不能只看到裘千仞、谢逊、慕容博、萧远山诸人在佛前俯首称臣，更应该看到乔峰之死就其意义而言，是否值得怀疑、值得担心。导致一念心间作恶的，正是极端为我的盛宴在从中作伐，也是正史逻辑在从中作梗。
即便是一心向佛，一心只向性中求的人也会找不到自我。《侠客行》主人公的第一个名字是狗杂种，随着他行动的不断深入，在叙事的逻辑框架中，他逐渐开始有了很多名字：石破天（在长乐帮时使用）、石中玉（雪山派及石清夫妇误用）、白痴（丁不三用）、大粽子（丁不四专用）、史亿刀（史小翠用）……〔53〕这中间哪一个名字真正属于他？可以说，其中的每一个名字（狗杂种除外），都是被别人误用，试图让此时此刻拥有这个名字的他为误认者做事——狗杂种没有哪一次不是拼力为别人干事。狗杂种正是六祖慧能的现代金庸版，他在一念心中该是一心向善了吧？虽然他并不知道佛心是什么，但正如慧能所说的：
菩提本无树，
灵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在金庸的心目中，狗杂种天然就是那种没有善恶之念，不必去擦拭心上尘埃的佛子。但到了最后，该狗杂种还是茫然不解：我爹爹是谁？我妈妈是谁？我自己又是谁？“我是谁”天然与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相连带。从性中求，一切仰仗心性，仰仗佛禅的个体人格自足性，既不能保证化解杀伐 / 恩仇的绝对有效性，更有可能让人在勤拭心上尘埃的过程中荒唐地丢失自我，搞不清“我是谁”。狗杂种不明白自我身份，与欧阳锋倒立行走搞不清欧阳锋是谁，又有什么差别？
当金庸试图化解自身创作面临的险境，好不容易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佛禅作为自己的“孤筏”，但它两支孱弱无力的桨——四大皆空与慈航普度——又完全或基本上要取决于佛禅的个体人格自足性，这就一下子使看似清楚的成功变得模糊起来。如此说来，裘千仞、谢逊等人获得拯救，萧远山、慕容博之间的恩仇消于无形，与其说是金氏牌佛禅思想的必然结果，不如说是金氏牌佛禅思想在未走到极致时的侥幸所致，真正的必然性要么是乔峰的自杀，要么是狗杂种的“我是谁”这一设问。金庸的思路又一次让我们看到什么叫才出虎口又入狼窝，金庸又一次无可奈何地要面对这一内在紧张感。有诗为证：
花逢春到，人逢时到，
花开人旺多欢笑，
看英雄，赏花娇，
乐极悲至非人乐，
花正发时风又恶！
花，零落了，
人，憔悴了。〔54〕
注释
〔1〕参阅严家炎：《论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文学评论》1996年第5期。
〔2〕这里要再次说明的是，本书将道家和道教看作一体。这是金庸创作本身允许我们这样看待的；事实上，在金庸的全部作品中，道教与道家本来就难以绝对区分。
〔3〕参见王以仁：《阿Q与韦小宝》，《文史知识》1992年第1期。
〔4〕本书认为，小说是野史话语的集大成文体，但本书也同时认为，正史逻辑对野史逻辑、正史文体对野史文体有又打又拉的统摄关系（分别参见第二章和第三章的相关论述），因此，由于其天然特征，小说总是使其自身在野史逻辑和正史逻辑之间、在野史世界和正史世界之间有一种互动关系，即相互驳斥、争论的对话关系。对话不是指一方消灭另一方，而是指通过一方与另一方的对话来显示自己的存在、自己的本有特征。
〔5〕《诗经·周南·汉广》。
〔6〕《三国志·魏书·东夷传》。
〔7〕具体地说，《红楼梦》中佛禅的作用是化解情怨，而在金庸小说中则是化解正史逻辑与野史逻辑的冲突以及每一种逻辑各自内在的矛盾，具体表现为对恩仇／杀伐的化解；佛禅在《红楼梦》中，是以整体气质笼罩在叙事之上的，而在金庸小说中，则是直接参与情节构架并最终组成佛禅世界。
〔8〕这当然只是大概而言，但也并非随口胡说。有一点必须指明：不论在金庸创作的什么阶段，正史世界、野史世界都是存在的。实际上，正史世界与野史世界是中国文化中的两个“原型”，在金庸作品中也不例外。至于金庸的封刀之作《鹿鼎记》则又是另外一副面孔，不能拉入这早、中、晚三期的分法之中。本书第四章将对《鹿鼎记》有专门论述。
〔9〕事实上正是如此。比如，金庸曾试图用正史逻辑去修改、限制野史逻辑；试图从“兼爱”一极去限制极端“为我”。
〔10〕《金刚经》。
〔11〕《金刚经》。
〔12〕龙树：《中论》。
〔13〕《普贤经》。
〔14〕《坛经·宣诏品第九》。
〔15〕《左传·成公四年》。
〔16〕韩愈：《原人》。
〔17〕苏东坡：《韩愈论》。
〔18〕《涅槃经》。
〔19〕《涅槃经》。
〔20〕《观音经》。
〔21〕《涅槃经》。
〔22〕佛家认为尘世人生一切皆苦，并从现实生活中抽象出八种苦来作为其证据：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求不得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五蕴炽盛苦等。苦的产生，佛家以为源于要求支配一切、占有一切的欲望，而欲望是无所不在的。欲望即无明。
〔23〕陈墨说：“《侠客行》是一部文学杰作。这部奇绝深刻的小说杰作，不仅是金庸小说中的最好作品之一，也不仅仅是武侠小说世界中的卓尔不群的奇葩，而是足可与世界上任何形式的文学杰作──当然包括了纯文学或雅文学──相比较而毫不逊色。”（陈墨：《金庸作品赏析》，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287页）此说肯定有些夸大，但也足以表明了部分论者的看法；似可作一参照。
〔24〕《坛经·般若品第二》。
〔25〕李开先编：《一笑散·醉太平》。
〔26〕本书认为，佛禅点化恩仇为虚无，其能力也是有限的，它同样是从人的本性来对人进行外在约束，而在人的本性面前同样能力低下。参见本章第5、6节。
〔27〕金庸：《天龙八部·“天龙八部”释名》。
〔28〕Shantih在此重复，这是某一部《奥义书》的正式结尾，此词的意义大略可译成“超出一切理解的安宁”。（参阅《T. S.艾略特诗选》，赵毅衡译，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49页，赵毅衡注⑥）
〔29〕《坛经·行由品第一》。
〔30〕《金刚经》。
〔31〕参阅本书第二、三章的有关论述。
〔32〕比如在《射雕英雄传》中对恶人裘千仞由恶向善的描写，在《倚天屠龙记》中对恶徒谢逊的同样描绘；而对正派弟子宋青书（武当派）由善向恶的刻画，在《神雕侠侣》中对尹志平（全真派）由正向邪的记述，都属此类。但这种描写成分极少并且各人物都不是主角。
〔33〕在中国古代思想中，“三”是个极其有趣且神秘的数字，它既不同于单维的“一”，又不同于相互对立、对应的“二”，它是“一”与“二”的结果，通过它可以开出世界、万物。《说文》：“三，天地人之道也。于文，一耦二为三，成数也。”段玉裁注：“三画而三才之道在焉，故谓之成数。”《淮南子·天文训》：“道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为阴阳，阴阳合而生万物，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史记·律书》：“数始于一，终于十，成于三。”“三”是两个相互对立、对应之物的结果。《易》卦画正是“三生万物”观念的体现。《白虎通义·封公侯》：王者立“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顺天成其道”──则完全取三的倍数。可以猜测，金庸很可能就是受到上述观念的启发，用三重世界的平衡来代替两重世界的对立、杀伐。
〔34〕《金刚经》。
〔35〕《金刚经》。
〔36〕《金刚经》。
〔37〕《游行经》初卷。
〔38〕《东坡志林》卷一。
〔39〕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元明传来之讲史（上）》。
〔40〕《胡河清文存》，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51页。
〔41〕竹坞遗民（文秉）：《烈皇小识》卷一。
〔42〕爱·缪尔：《小说结构》，方土人、罗婉华译，《小说美学经典三种》，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352页。
〔43〕裘千仞跳崖时被一灯大师救下，从此刻以后才开始一心向佛，所以，一灯大师救他下来在他耳边的一席话后，才算真正走进了佛禅世界。
〔44〕孟郊：《侠客行》。
〔45〕贾岛：《剑客》。
〔46〕李白：《战城南》。
〔47〕汪盈科：《雪涛小说》。
〔48〕《大戴礼记·武王践祚》。
〔49〕王婆对西门庆说：“大官人你听我说。但凡挨光的两个字最难。怎的是挨光？今俗呼偷情就是了。要五件事俱全方才行的。第一要潘安的貌；第二要驴大行货；第三要邓通般有钱；第四要青春小少，就要绵里针一般，软款忍耐；第五要有闲工夫。这五件唤作潘、驴、邓、小、闲。”（《金瓶梅》第三卷中的第三回；又见《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324页）
〔50〕《坛经·般若品》。
〔51〕《坛经·般若品》。
〔52〕《坛经·疑问品》。
〔53〕参阅陈墨：《金庸作品赏析》，第305—306页。
〔54〕曾瑞：《山坡羊·叹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