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禅世界的大团圆与上述两种大团圆大有区别：它的大团圆首先建立在四大皆空、慈航普度而导出的泯灭恩仇、视善恶为空有之上。试想，要是佛家仍认为恩仇双方、杀伐双方都有各自的理由，并且它也落入俗套地站在其中的任何一方，犹如当年文天祥行刑前面对元朝皇帝发出的慨叹那样，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又从何说起”呢？
这一招的直接后果就是彻底将佛禅世界上的大团圆与另两种大团圆区分开来：不论正史逻辑与野史逻辑的义有何不同，也不论它们在判定同一事件上有多么大的区别以至于脸红脖子粗，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标准是为杀伐本身提供理由，大团圆的建立是以杀死各自逻辑眼中的恶人为前提，尽管两家逻辑“只眼”中的恶人并非一样——野史逻辑认为胡斐是代表绝对正义的一方，正史逻辑恰恰认为，像胡斐这样成天与官府甚至朝廷作对的刁民，才是该杀的浑球。
佛禅世界的大团圆是泯灭恩仇、视恩仇为粪土的场景的最终到来。在佛家只眼中，化解恩仇双方的仇恨心理，使杀伐彻底降下大旗，使这个世界不再有杀伐兵刃一说——“这个世界”当然是指佛禅世界。玄慈以自愿受刑致死来化解已结的恩仇，就是佛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真实写照，也能使由他引起的恩仇双方兵不血刃，这自然是大团圆；扫地枯僧让势不两立的萧远山、慕容博相逢一笑泯恩仇，互使内力为对方疗伤，做到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这不是佛禅世界的大团圆又是什么呢？对于向往和平、平安的武林中人，这种化解恩仇的做法，正是他们的心理渴求。
更为惊心动魄的一幕还在于金庸对那位不信天、不信文武周公的杀人魔头谢逊的描写。谢逊在杀死曾经奸杀自己妻子又杀其满门的恩师后，终于幡然醒悟，觉得仇恨恩怨了无意思，便自绝武功，心平气和地对前来找他报仇的众人（他因为仇恨曾杀过很多无辜的人）说，有怨你们就报怨吧。曾经惨死于谢逊手下的死者的亲人们一个个走上前来，但他们在少林寺的佛堂前，再也无力向一位手无寸铁、自绝武功、安然待死的盲人下手了，他们要做的，就是把一口口唾沫吐到谢逊脸上以示仇恨。于此，他们多年来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的大仇宣告结束。即便是有人要杀谢逊灭口，在假装吐出的唾沫中捎带暗器，能听风辨器的谢逊也毫不躲闪，因为他知道自己作恶多端，现在死已经迟了（《倚天屠龙记》第三十九回）。
假如说裘千仞是想以死来洗去羞辱，在他跳崖时还在正史逻辑与野史逻辑圈子里打转〔43〕，谢逊就明显是在佛光的照耀下，以自己受辱、以自己的性命为代价赎回一个清白之身，因为在此之前他已经拜少林大师为师，决心重新做人。这同样是放下屠刀的意思，也正是金氏牌佛禅世界上的大团圆的真实含义。
作为小说家，金庸既要努力写剑，所谓“平生无恩仇，剑闲一百月”〔44〕，也要着力写出江湖上的剑中之书。兵刃的功用当然是杀人。对前两个世界，杀人是完成大团圆的必要手段，满足读者心中邪不压正的渴求心理。在佛禅世界上，兵刃的用途不在于杀人，而在于使对方放下屠刀。假如说前两个世界的兵刃主要是通过以杀止杀，完成除恶扬善以求大团圆的来临，佛禅世界的兵刃的首要任务，是兵不血刃地让对方放下屠刀。金庸的折中之处正在这里：一旦他赋予佛禅世界上的兵刃以如许目的，看起来与佛禅中人身份毫不相称的各种兵刃也就有了合理性。就这个意义上说，胖诗僧贾岛“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45〕的剑拔弩张，金庸也许并不喜欢。
金庸曾经鼓捣过很多武功假定性的把戏，我们已经提到过的纯阳正气的正派功夫肯定能打败阴森森的邪派功夫就是一例。此处再提一个，这就是在招式和兵刃上的正邪之分。兵刃诡怪、招式下流的主儿一定是恶徒——想想欧阳锋的蛤蟆功、丁春秋的化功大法吧；而兵刃正派、招式光明正大的人必定是侠客和君子，也不妨回顾一下郭靖手中的宝剑、张无忌手中的屠龙刀。蛤蟆功、化功大法固然是想取人性命，代表纯阳的宝剑和有祖宗崇拜性质的屠龙刀，难道就不想取人性命了？李白说：“乃知兵者是凶器。”〔46〕事实正是如此。很难明确计算郭靖和张无忌杀死的人一定就比欧阳锋和丁春秋少。“见卵求夜，庄周以为早计。”〔47〕金庸自圆其说地指出，死在欧阳锋、丁春秋手下的必定是暴死，死于郭靖、张无忌兵刃下的则快迹近于安乐死了。“带之以为服，动必行德；行德则兴，倍德则崩。”〔48〕金庸争辩道，郭靖、张无忌的兵刃正好是为欧阳锋、丁春秋辈而设。
佛禅世界的兵刃与招式完全是另一番模样。当虚竹迫不得已学会了逍遥派功夫回到少林寺，帮助少林寺抗敌胜利后，少林高层人物不仅不表扬他，反而斥责他用下流手法打退强敌（《天龙八部》）。佛禅世界上，一般是用棍居多，在相同情况下，伤人性命较之刀剑自然难得多；更重要的是招式不仅光明正大，还明显隐含着悲天悯人的劝诫作用。我们不妨道出金氏牌少林功夫的几个响当当的招式吧：童子拜佛、回头是岸、苦海无边、放下屠刀、万法皆空……不必追根溯源地弄明白金庸是怎样让他笔下人物使用如许招式，他的命意却能够为我们理解：这种悲天悯人的方式体现在招式和兵刃上，目的还在于化解恩仇与杀伐，并以此为基底，完成佛禅世界的大团圆。
在萧远山和慕容博生死相斗的间隙，扫地枯僧用慈悲的口气说过一席话，就很能说明问题。那老僧道：
本寺七十二项绝技，每一项功夫都能伤人要害，取人性命，凌厉狠辣，大干天和，是以每一项绝技，均须以相应的慈悲佛法为之化解。这道理本寺僧人倒也并非人人皆知，只是一人练到四五项绝技之后，在禅理上的领悟，自然而然地会受到障碍。在我少林派，那便叫做“武学障”，与别宗的“知见障”道理相同。须知佛法在求渡世，武功在求杀生，两者背道而驰，相互克制。只有佛法越高，慈悲之念越盛，武功绝技才能练得越多，但修为到了如此境界的高僧，却又不屑去多学各种厉害的杀人法门了。
（《天龙八部》第四十三回）
这种武功的假定性，金庸却说连本寺僧人也“并非人人皆知”，这就彻底露出了该假定性本有的狐狸尾巴。
这正是金庸的圆通之处：他把武学与佛法相提并论，而且找到了二者之间看似必然的关系；在他的叙事结构中，那些不屑去多学各种厉害杀人法门的人，也就自然只是学会了童子拜佛、回头是岸、苦海无边、放下屠刀、万法皆空一类大慈大悲的招式。武功上的假定性是由金氏牌佛法建构的佛禅世界推导出来的，目的是为了化解恩仇、平息杀伐；“假作真时真亦假”，反过来，武功上的假定性又为佛禅世界的大团圆得以实现立下了汗马功劳，与正史世界、野史世界上绝对二分的恩仇/杀伐，必须要诉诸兵刃以求生死来完成的大团圆根本不同。你可以说佛禅世界的大团圆是不问是非、是和稀泥，但人世间的恩恩怨怨、爱恨情仇，真是那么汤清水白、青菜煮豆腐吗？
从不同的逻辑出发看待同一问题，肯定会有不同的是杀还是不杀的判定，谁又能保证这种种判定绝对能让双方都口服心服呢？又有几个被杀的人是心安理得地就死？佛禅世界能让正史世界和野史世界以及这二者间的冲突看清：只有从勘破人执、我执，勘破生死恩仇出发，并以大慈大悲的眼光看待全部生活，才有可能从根子上解决这一切。有人说，金氏对武功的描写有诗意化的倾向，这固然不错；但如果佛禅世界上的兵刃、武功不为着它的大团圆服务，这种诗意又将附着在什么东西身上呢？这倒不妨请那些高明的论者们来回答。
只有在佛禅世界上对大团圆的不断瓦解和不断建立中，恩仇／杀伐才会不断得以建立和瓦解；只有这样，在正史逻辑与野史逻辑不断的冲突、对话过程中，佛禅世界才能用它特有的大团圆方式，一次次调解它们的冲突，分别与之对话，瓦解它们恩仇绝对的二分性。从这一特殊的维度，金庸有效地找到了中国文化发展的逻辑：当儒道互补和杨墨互补各自内部都出现了肠胃不适、功能失调，当这两者的互相争斗公婆不相让又自以为要得理不让人时，只有佛禅思想为这种失调暂时找到了出气的阀门。金庸的深刻就在这里，在五四新文学（文化）运动以后，几乎人人都在忙于反“封建”，都以为反“封建”的大业已经完成，或人人都开始移植西方现代主义而忘了中国小说的传统精神时，金庸却用毫不起眼的武侠小说，在对中国文化——尤其是价值文化——进行更加深入的思索。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愿意夸张地说，金庸是一位思想家；是在“五四”以后绝大多数人忘记了的地方，重新从文学写作的角度，开始了批判中国文化的重要人物；他不仅仅是批判所谓的以孔孟为主的“封建”文化，而是中国人文价值文化的整体——谁说中国文化的所谓精髓仅仅只有“孔家店”才有售？
6.金庸的“绝路”之三
金庸根据自己创作逻辑的需要引进佛禅，是为了解决在正史逻辑和野史逻辑推动下，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恩仇 / 杀伐模式引起的内在紧张感。这与中国小说传统精神有些差别。在中国古典小说中，佛禅思想进入小说叙事结构，早不是什么新鲜话题；但它在不同作品中的诗学功能是不同的。
在《金瓶梅》里，佛禅思想基本上是以反讽、戏谑的口气出现，间或还有一丝米哈伊尔·巴赫金所谓的狂欢化倾向：潘金莲能与西门庆在寺庙里调情，把王婆教给他们的“潘、驴、邓、小、闲”的偷情招式逐个演练了一遍〔49〕；这两个浑蛋能在和尚们做法事的地方大肆淫乱，而这些个和尚在偷听他们的颠鸾倒凤时也禁不住心猿意马……种种形状表明，在《金瓶梅》里，佛禅思想中所倡言的四大皆空在人的本性面前根本不堪一击。兰陵笑笑生在拿人的卑劣本性大开玩笑时，也将佛禅的软弱无力给涮了一把。我们倒不妨说，兰陵笑笑生正是通过西门庆诸人对佛法的藐视和他们的必然灭亡，给四大皆空的佛禅思想找到了现实依据。哪种说法更对呢？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金瓶梅》引进佛禅思想是为了给西门庆诸人的贪财、贪色作一番映衬。
《红楼梦》里的佛禅思想则又有另一种景致。曹雪芹在极度张扬哼哼唧唧的男女恋情时，并没有忘记仔细描叙四大家族中的争权夺利、为财产而奔波，但最后全落得“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的下场。甄土隐所谓“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的《好了歌》解，说的也是这个意思。佛禅在这里的首要功用是化解情爱（三毒之一），其次是视权、利等外物为空有……
凡斯种种，均与金庸用佛禅化解恩仇／杀伐模式在思维方式上有相似之处，不同的只是表现形态。不过，有一点正可以指出：“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不仅是《红楼梦》的主题歌，也是《金瓶梅》、金庸作品里佛禅世界的主旋律，最起码也算得上插曲。
武侠小说作为一种特定品类的传奇，自有它的特殊性。正如并不是因为有了“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的警示，西门庆就不再淫乱，贾宝玉就不再用情太多，王熙凤就不去挖空心思弄权整人，金庸笔下的武林世界也就彻底免除了杀伐和刀鸣剑吟。
调解贪、情（色）也好，调解恩仇也罢，佛禅的功用并不能起到绝佳作用，只能在一定限度内发挥威力。我们不妨再把这个说法来一次提升：中国文化在通过从人性的内在深处对人进行描写的杨墨互补，与对人进行外在规范的儒道互补之间的大肆对话、冲突后，符合逻辑地有了佛禅这个平衡器，以至于三种思想体系共存，但佛禅并没有太大的力量担当前两种思想体系相互杀伐的灭火器。这一点也正是金庸通过武侠小说这类毫不起眼的文学品种进行思考后，明确告诉我们的。
乔峰是个绝好的例子。《天龙八部》被人称作一部有着浓厚佛禅气质的小说，这当然不错。乔峰英雄一世，杀人如麻但心地宽厚，从不诛杀一个不该杀之人。但他一人身兼野史逻辑与正史逻辑的重任，总不免有些力不从心。在乔峰身上，正史逻辑犹如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对野史逻辑高喊：“我奉诏讨贼！”而野史逻辑却像天王老子也不怕的袁绍，他拍马前来指着正史逻辑的鼻子痛骂：“我奉衣带诏讨贼！”但乔峰已经分辨不出前一个“诏”与后一个“诏”的区别在哪里，其合理性都在哪里，他也不愿意把自己当作两种逻辑进行格斗的演兵场，于是远走塞外，想彻底离开这个杀伐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