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倚天屠龙记》里张三丰对于正邪问题有一段妙论：“为人第一不可胸襟太窄，千万别自居名门正派，把旁人都瞧小了。这正邪两字，原本难分。正派弟子若是心术不正，便是邪徒，邪派中人只要一心向善，便是正人君子。”当然说得好。但在只有正史世界和野史世界并存的状态下，正邪不两立，却是必然之事；正派中有恶徒（比如岳不群），邪派中也有好人（比如于洋，《笑傲江湖》），金庸十分明白。但是，坏人一定是什么好事也没做过的恶徒比如欧阳锋、丁春秋、张召重（《书剑恩仇录》），好人则是一件坏事也未做过的赤金比如郭靖、胡斐、张无忌，他们顶多在小节上有些小缺陷。邪派中的好人和坏人亦属此列，反正看不出于洋干过什么坏事。正史世界和野史世界上不论从谁的义作为准的出发，人物都不免是绝对二分的，正邪绝对性都难保不是必然〔31〕。实际的情况当然并不是金庸描述的那样，金氏为此也作过一些努力，以改变这一令人很不愉快的现状〔32〕，但正史逻辑和野史逻辑本有的内在机制，又使他的这种想法在化为行动时不免太过无能为力。只有到了三重世界并存的时候，情形才可望有根本性转变〔33〕。当此之际，我们无法判断四处行侠仗义、四处留情而又从不抚养儿女的段正淳是恶徒还是正人君子（《天龙八部》），我们也不能明确认定忽而杀人如麻忽而行侠仗义的谢烟客是好人还是坏蛋（《侠客行》），我们甚至无法判定玄慈大师是何许人也，更不用说他的情人——四大恶人之一——叶二娘。叶二娘因为情郎是德高望重的方丈，始终不愿吐露曾经与玄慈有过的相好经历，那洞中的销魂人生；当他们的儿子还在襁褓中就被恶人掠走后，叶二娘因为爱子心切开始染上丧心病狂的恶症：每天要吃一个婴儿才能心平气和。佛说：为善为恶只在一念心。但是，当叶二娘在少林寺的众目睽睽之下终于得知自己的儿子就是虚竹，并且虚竹就在眼前时，她高兴得快要疯了；当她看到昔日情人玄慈大师勇敢承受少林寺的执法杖时，她坚决要求代方丈受刑，玄慈死于杖下后，叶二娘也马上自刎而死：她认为是她勾引了方丈，害死了方丈。我们看到她这一辉煌举动时，似乎能够原谅她的作恶多端。肉身已灭，夫复何求？金庸在叙事框架中给我们端出叶二娘这一类难辨真假、混淆正邪的人物，正是他的佛禅观念给了他锐利的法眼。
佛对须菩提说：“汝等勿谓如来作是念：‘我当度众生。’须菩提，莫作是念。何以故？实无有众生如来度者，若有众生如来度者，如来即有我人众生寿者。须菩提，如来说有我者，即非有我，而凡夫之人以为有我。须菩提，凡夫者，如来说即非凡夫，是名凡夫。”〔34〕甚至连如来自身也难逃此劫：“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35〕这当然是极端的空无论。金氏做不到这么彻底，他所操作的具体对象也不允许他这样彻底，但至少能让他做到视恩仇为虚无，视正邪为空有。套用佛的话说就是：正史世界上的恩仇，即非恩仇，是名恩仇；野史逻辑上的正邪，即非正邪，是名正邪。
对金庸来说，情况的特殊在于，先有正史世界和野史世界实存的恩仇、正邪，才有佛禅世界“只眼”中的恩仇虚无和正邪空有；这样，或许才使武侠小说既不沦为彻底的满纸杀伐，又不沦为陈平原所担心的武侠小说不复存在。在具体操作中，在叙事的具体运用上，金氏则将它点化为自己叙事及笔下人物眉宇间的空无气质。玄慈在大庭广众之前，以德高望重之身份坦然受刑，坦然对着叶二娘满面微笑，就是金庸伎俩的绝佳说明。一切都是空无，所谓的恩仇也就不存在，正邪更是从何说起？探究叶二娘是好人还是坏人，是好人中有恶人成分，还是恶人身份重而好人身份轻，又有什么意思？佛禅世界在使众生于虚无面前齐一后，保证了正邪、恩仇的非绝对性。这也能让我们看出，张三丰的正邪妙论还停留在“有”的世界上，没有参透正邪之乌有。
佛说：“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36〕此处的邪万不同于其他二重世界上的邪。张三丰停留在“有”的世界上的正邪妙论，不过是金庸早期创作中用来破正邪绝对性的方法罢了；自然，他并没有成功。虚竹作为少林寺的小沙弥，歪打正着当上了恶人天山童姥的继承人，童姥手下有一大帮对童姥怕得要命却又时时为非作歹的门人，他们在恐惧心理的惯性作用下，对虚竹也是恐惧有加。但虚竹心中没有正邪的分别，他不会像孔夫子时常说的那样“必也正名乎”？他不。正是在这种视恩仇、正邪为无物的情况下，他手下的那帮恶人才开始从原来的无恶不作，没有一丝好人成分的家伙转变为正邪难辨的境地。
应该说，正邪难分、亦正亦邪本是人生常态，但金庸在小说中的思考告诉我们，这常态不是正史逻辑和野史逻辑能够恰当给出的。倒反而是“夷狄”之学的佛禅给予了我们这种眼光。对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来说，它想不想长叹一声呢？
万物皆空，万物即非万物，是名万物；这并不是亦正亦邪，打破正邪绝对性、恩仇绝对性的唯一法宝。就佛禅世界来说，另一重要法宝则是慈航普度的大爱。就破除正邪绝对性而言，大爱与四大皆空相连，虽然我们照旧不能确切地、合乎常理地找出其逻辑上的裙带关系。但这正是金庸从号称博大精深的佛门教义中巧取豪夺、为我所需的实际情况，也许并不值得太过深究。不管萧远山、慕容博的恩仇／杀伐在他们看来如何有道理，在扫地枯僧眼中，一方面它们是不存在的，两人中间也根本没有好人坏人之分，这正是四大皆空、众生齐一的真实含义；另一方面，佛的慈悲心肠则驱使扫地枯僧设法点化，以超度他们到无正无邪、无恩无仇的彼岸——自然是反对《金刚经》里佛对须菩提的当面宣教。“是故种善，为后世粮。”〔37〕于是我们才看到金庸笔下惊心动魄的禅房华章。也正是在大爱的只眼下，作者再没有将萧远山、慕容博写成只做坏事或只做好事的绝对人物，他们身上的正邪夹杂从他们的终极去向——皈依佛祖、泯灭恩仇——的角度看，更显透出深刻的意义。
当金氏以四大皆空、慈航普度为双翅，构筑他的佛禅世界而与先前的正史世界、野史世界相共存时，他的整个作品系统也呈现出一种更加让人叹服、更加斑驳陆离的景象，也彻底改变了看似难以改变的好／坏、正／邪绝对对峙的中国小说传统精神。对此我们不用过多引证，只需回忆一下《儒林外史》《水浒传》甚至《三国演义》就行了。苏东坡说：“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38〕正邪的绝对性以至于“百世不斩”，真是奇哉怪也。鲁迅在盛赞《三国演义》之后，也曾精辟地指出了《三国演义》的缺点：“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39〕当然，在中国古典小说中也有例外，《红楼梦》就是显例。不过，《红楼梦》之所以能例外，恐怕与全书的肉身佛骨有逃不脱的干系。只有当外来的文化因子加诸原先争辩不已却又相持不下的封闭系统时，才能真正解决该系统的内在矛盾和争吵以至于相互间的大打出手。在这里，外因才是根本，内因只是个被改造、被“脱裤子”“洗澡”的对象。我们甚至可以设想，假如中国古文化中并没有能给金庸提供化解恩仇的东西，他的正邪绝对二分性怕是难以找到解决路径的，充其量是以他生造出的张三丰的妙论为准。莫非他真要如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引进现代精神？
乔峰死了。他死于两种绝对冲突的逻辑的较量：他既不想背叛自己血缘上的契丹国（何况大宋于他还有杀母之仇），又不愿背叛对自己有恩的大宋（他毕竟是宋人的养子）。他终于自尽了，因为没有外力、没有功夫更高的人能够杀死他。但这世上还有比武功更高的东西，他终于并没有忘记这一点，这一点也始终不会忘记他。乔峰的死正是正邪绝对二分、恩仇绝对二分的悲剧下场；他不信佛，金庸也没有把他安放在佛禅世界上，而是让他血淋淋地死去。这中间既有对他勇敢、仁义、诚实的表扬，也对他看不透人世皆幻的境遇而自取灭亡有所叹息。
当我们在看清金庸引进佛禅世界的原因后，假如说金庸从前对张翠山夫妇在正邪不两立、自问有愧于“正”而终于自杀以还自己之“正”还有相当程度的赞赏时（《倚天屠龙记》），对乔峰的自杀身亡就不免有几分复杂的心绪了。正如里尔克在诗中咏颂的：
我们是驱使者。
但接受时间的步幅
像琐屑的小事
在永久持续的身边。
（里尔克：《献给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
5.佛禅世界的大团圆
武侠小说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品牌，不用说，对杀伐的描写是十分重要的。有一个极端的反证是当代小说家余华曾经写过的《鲜血梅花》。这篇貌似武侠小说，实则是将现代主义精神倾注其内的反武侠小说，几乎没有任何打斗场面的描写，主人公阮海阔由此变成了一个玩世不恭、游手好闲的现代浪子。该“少侠”从没把为父亲报仇雪恨当作一回事，他最大的兴趣是打着复仇的旗号进行美妙的旅行。按已故青年评论家胡河清的说法，这是作者患上了对历史、对中国文化的“反讽乏力症”所致〔40〕。不管胡河清的论断对与不对，这倒恰好证明：失却了对恩仇／杀伐的直接描写和叙述，武侠小说肯定不能成立。
为了免于“满纸杀伐之声”的境地，金庸先后引进正史逻辑与野史逻辑的“义”，试图为恩仇／杀伐找到准绳来加以限制，不过，内在紧张感又恰恰出自于两种“义”的各执一端上。在这种情况下，金庸引进了中国传统价值文化中的最后一招：佛禅。四大皆空与慈航普度在金庸处的功能已约略谈到，两者的“合力”直接体现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对武侠小说真是再贴切不过的说法。稍有佛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佛经中那个关于立地成佛的故事。我认为，从金庸引佛禅入小说的逻辑看，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仅是四大皆空和慈航普度必然的结果，也是四大皆空和慈航普度的前提：放下屠刀，可以成佛。这刚好也为化解恩仇／杀伐提供了不失情面的台阶。
关于情面，有一则有趣的逸事：“上（崇祯皇帝）又问阁臣：‘近来诸臣奏内，多有情面二字。何谓情面？’周道登对曰：‘情面者，面情之谓也。’”〔41〕据说，周道登对奏完毕，“左右皆匿笑”。千万不要小看恩仇／杀伐中人的情面（即面情）问题，对于金庸笔下的练家子来说，那不仅仅是一个台阶，更是身份和尊严。放下屠刀，可以成佛，也为读者和恩仇／杀伐双方指出了一条可以接受的化解恩仇的心理路径；情面问题的解决，也当在情理之中。裘千仞卖国投敌（金人），在洪七公打狗棒的教训下准备跳崖自绝，而一灯大师对他一席耳语，终于幡然有悟。他扔下兵刃奋力往崖下跳的那一幕，不正是活脱脱上演了佛经上立地成佛那一幕吗？至此，连与裘千仞有杀子之仇，誓死要置其于死地而后快的瑛姑（即周伯通的相好），也再不与他为难，因为裘千仞这样做已无形中给了她情面，而去改追她的老情人，几十年对她避之唯恐不及的老顽童周伯通去了（《射雕英雄传》）。
在一个根本不能生出法制的文化语境中，裘千仞的归结似也不失为一条可行路径，虽然读者和许多被他残害过的人未必对此满意：难道坏事做尽只要皈依佛门就能算赎罪？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在金氏处还有一大功能：直接导致了武侠小说又一重大团圆的诞生。至此，与金氏小说系统中三重世界的共同平列相对应，三重大团圆也在这里同时共存。正史逻辑的大团圆起源于正史逻辑导出的义，并用此义去限制恩仇／杀伐，当代表绝对正义的一方（比如红花会诸雄）战胜了绝对邪恶的一方（比如清廷鹰犬张召重）时，大团圆即告诞生；当然，作者在此大团圆诞生前，总免不了要动用叙事法宝先勾起读者对正史世界上邪不压正的心理渴求。野史世界的大团圆也循着这样的路线，首先由野史逻辑从兼爱一极导出义，然后用此义去判定恩仇／杀伐的双方，当代表绝对正的一方（比如胡斐）战胜了绝对邪的一方（比如凤天南）时，野史世界的大团圆也宣告出世。它们二者的不同在于：两种义标准有别。它们在叙事学上的相同在于：种种大团圆并非一定出现在“大收煞”处，而且都不止一个大团圆。这里用得上爱·缪尔的话：“在情节小说的整个过程中，它常使死亡降临于某些附属人物；既然主人公在他那喧嚣的假期之后回复到平安和幸运，恶人就要被杀戮……总之，情节是根据我们的愿望，而不是根据我们的认识展开的。”〔42〕根据两种义的“愿望”，在恶人张召重、凤天南被杀戮时，大团圆从小说结构的子宫内也就探头探脑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