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门人（也包括天理的直接代身者皇帝）都在抒发肉体，都在引证正史逻辑的教导和来自人性深处的渴望以便把自己的居所拼力弄成妓院，都在一边教诲小老百姓的同时，不忘把一切都看作婊子和把自己看作随处都可施淫的嫖客，这就是正史逻辑在与其他两家文化（即老百姓的杨墨文化以及作为调解儒道与杨墨争执的佛禅文化）相互对话后，又齐心协力的必然走向。看似身份极高的康熙居然能和妓院野种韦小宝结成朋友，在韦小宝“畏罪潜逃”后，龙飞九五的康熙居然命令大内侍卫四下找寻小杂毛；当韦小宝见到主子时，什么话都不说竟然号啕大哭，而大皇帝也居然“眼眶湿润”……金庸清醒地为此道出了真谛：在皇帝眼中，从来都有把韦小宝当作自己替身之意。事实正是如此。韦小宝不过是康熙之“表”，康熙恰好是韦小宝之“里”；表里看似不同，但在明眼人那里，实则如一。金庸深深洞明了个中要的：正史文化的堂皇说教是其“里”，它的真正含义恰恰要鼓励人当流氓这个“表”。
蜀中才子唐甄为此下过断语：“有秦以来，凡为帝者皆贼。”〔17〕“贼”是流氓与皇帝的另一个隐性名称：想想“窃国者侯，窃钩者诛”的千古名言，就没有什么不清楚的了。而宫廷之脏与妓院之秽相较，岂止不逊色，简直有过之而无不及；金庸之所以要把韦小宝的出身安放在扬州青楼，并不是出于小说家言的一时诡道，其实大有深意存焉：只有通过妓院里的深入熏蒸、学习，弄通流氓之神髓，才可能在正史世界上“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地大展手足。
既然正史文化（正史逻辑）开出的恩仇／杀伐模式难以被消除，既然野史逻辑与正史逻辑在恩仇 / 杀伐标准上各执一端，而金庸又不想在恩仇 / 杀伐这个小游泳池内仰泳太久，那么，放弃一切恩仇／杀伐也就是他创作逻辑的基本走向。放弃恩仇／杀伐后有两个去处。一是佛禅世界，不过，佛禅作为调解者早已失去了威严，此路不通也已是金庸早就心知肚明的事实；供韦小宝极力表演的流氓舞台也就恰逢其时——这自然就是第二个去处了。
至此，在金庸的全部武侠小说作品组成的整一系统中，除了早已存在的正史世界、野史世界和佛禅世界，在《鹿鼎记》中又有了第四重天：流氓世界。在这里，我要赶紧申明：流氓世界绝不仅仅是正史世界的极端化走向，而是上述三个世界互相辩难和对话后，又互相达成真正和解的戏谑化结果。中国文化的整体走向被金庸暗示为流氓世界，这是金庸通过武侠小说的戏谑化叙事得出的石破天惊的结论，与鲁迅所说的“吃人”世界相较，更向前迈进了一步。我们很快将会清楚地看到流氓世界的波及面会有多大：不仅正史世界是它的源头，而且它也是野史世界和佛禅世界水到渠成的交会点。
2.儒道互补对流氓文化的“宽容”
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在疯癫时往往更能道出真谛：“戏剧究竟是哄人的假象。你没看见戏里的国王呀、大皇帝呀、教皇呀、绅士呀、夫人小姐呀等等角色吗？一个扮恶人，一个扮骗子，这是商人，那是战士，这是乖觉的傻角，那是痴騃的情人；演完了一个个脱下戏装，大家一样都是演戏的。”〔18〕流氓世界正好提供了这样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千百个人其实只是一个人，唯一有效的行动准则（或最有用的行动准则）只是流氓的准则，而流氓的准则又是从来都变动不居的——一切变动不居中或许只有自己的利益才是恒一之物。韦小宝如此，康熙如此，吴三桂、郑成功及其花花太岁郑克爽又何不如此？在这样的情况下，金庸在写到天地会反清复明（即正史逻辑中的大汉中心主义这一极）时，就有些心情复杂了；抑或直接就是玩笑的口吻？至少在韦小宝那里就是如此。
韦小宝奉康熙之命很不光明正大地杀了关在狱中的鳌拜后，适逢前来诛杀鳌拜的天地会成员把韦小宝当成英雄“劫”出宫外，对他验明正身不是太监后，即让他当上了天地会的“香主”。从此，韦小宝开始了脚踏两只船的漫长生涯，在敌对双方的阵营中都颇算如鱼得水。师父、天地会盟主陈近南是个坚定的反清复明主义分子，但韦小宝将他的告诫、教导，从内心深处根本就不当一回事，虽然表面上也虚与委蛇。韦小宝也曾想逃离这有杀身之祸的是非之地，但一想到还有这么大一座妓院可供他纵横驰骋，也就暂时收起了随时准备开溜的花花肠子。正是通过韦小宝在叙事框架中的走动，牵扯着宫廷内外的空间，致使宫廷之外也泛化为宫廷之内，也就是把韦小宝生活的整个舞台转化为流氓空间。这是《鹿鼎记》的叙事最主要的诗学功能和价值功能。
在这个空间内，正史世界上的所有要义全部改换了面貌，“仁”“义”“礼”“智”“信”……的美妙说教，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美推导，都开始朝流氓式的戏谑化方向发展；按当代作家王朔的说法就是：一点正经没有。因而，在流氓眼中，在流氓的时空里，一切都只是笑话，都只能是笑话，是像《好兵帅克历险记》里的那位主人公一样，把所有貌似神圣而又有着自身克服不了的内在矛盾的说教全看成一堆笑料。在这里，流氓以玩笑式的大彻大悟看待整个世界；流氓身上从来无所谓真正的矛盾、悖论，矛盾和悖论仅为循规蹈矩者和胆小鬼而设：“古今来莫非话也，话莫非笑也。”〔19〕这就是说，正史世界上上好的言辞不过只是说教，而且也仅仅是说说罢了。而在小流氓韦小宝点化成的流氓世界上，“话”不过就是调“笑”——距离象征意义上的“调情”只有一步之遥：他把整个世界当成了装满婊子的妓院，除了调情还能干什么正经事？调情是流氓世界上法定的事业。因此，“不笑不话不成世界”，“天地一笑场也”。〔20〕这里的“世界”“天地”——很显然——单指流氓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在流氓眼中，“经书子史，鬼话也”〔21〕，自然没有听从、遵守的必要。连伟大的伏尔泰也说，在一个荒唐的世界上唯有哈哈大笑才是最正经不过的事情。流氓世界正是金庸过往创作极力构架出的三重世界走向荒唐世界的结果。而在这个世界上讨生活的众生，就既不用听取正史逻辑的内在律令，也不必听取野史逻辑认可的“鬼画符”，更不用听从佛禅逻辑经常实施的当头棒喝，在捞到好处，四处调情、发情的过程中，也不妨来一手“或笑人或笑于人、笑人者亦复笑于人、笑于人者亦复笑人”〔22〕的花招；这既是心领神会的笑，也是看透了三足鼎立的三重世界滑稽表演后的大彻大悟。
陈近南眼里的民族大“义”，在韦小宝心中哪里还会有什么位置！他以偷听康熙机密为幌子骗过陈近南和天地会，得以继续留在宫中。为了骗取陈近南及天地会的信任，他才不时做一些于天地会有利的勾当，对于反清复明本身他经常对自己说的却是：这“清”也不用反，这“明”也不用复了。而对于康熙，韦小宝舍命相从，最初却是因为怕掉脑袋；当然，后来也开始有了一些真感情，如同他对陈近南一样，因为他们在内心深处的确待他不错。而当康熙探知韦小宝府中有天地会重要人物集会准备炮轰韦府时，韦小宝之所以拼命出去报信，归结起来理由有二：首先，如这些人真被炮轰了，韦小宝是逃不了干系的，天地会少不得要找他秋后算账，要将他的脑袋拿去当球踢；其次，集会人当中有他最喜爱的一个女孩子，韦小宝对之垂涎已久。按他的话说，那可人的模样即使宫廷这座大妓院也实在难找。于是他救走了这批人。
当康熙把救人畏罪潜逃的韦大人找回时，韦小宝煞有介事地对康熙说：“对皇上讲究‘忠心’，对朋友讲究‘义气’，忠义不能两全时，奴才只好缩头缩脑，在通吃岛钓鱼了。”这就是韦小宝滑稽的流氓“忠心”观、“义气”观。为了自身高于一切的利益，可以出卖在正史逻辑看来至高无上的“天理”，忠心云云就只剩下躯壳，灵魂不用说早已出窍；当仅仅为一个可人的女孩子，为了一张在佛家看来注定要变作白骨的脸，才顺带去搭救那么多豪杰义士免除炮灰之灾，这义气也未免太过可笑。而这恰恰就是韦小宝的流氓逻辑。可笑的是，康熙与天地会都信了他那套鬼把戏，康熙甚至原谅了他的一切罪行。天地会则感激他的救命大恩，陈近南死前还摸着他的脑袋夸他说，你从来都是个好孩子。
他们共同误解了韦小宝。如果说康熙之误解，是因为他和韦小宝本来就是“表里”关系因而能理解韦小宝，因此他是在理解的层次上进行误解的话，那么，天地会群雄则分明以为韦小宝是坚决站在反清复明的正史逻辑立场，却又是双倍的误解了。韦小宝对此了然于胸。陈近南既已误解了韦小宝，也就从隐喻、暗示的层面上认可了正史逻辑是可以且必须要以流氓逻辑为归宿的——因为号称能够评判一切是非的正史逻辑几乎分辨不出忠贞奸佞。这其中并不需要三段论来搭桥，凡读过几本中国书的人都知道个中要诀。而康熙对韦小宝的理解式误解更加证明正史逻辑是许可流氓逻辑的，因为毕竟小流氓韦小宝用他独特的流氓行为为康熙带来了很多精义在“王”的好处。这就是韦小宝身上沾染的微言大义。
陈近南后来因为内部的争权夺利死于郑成功次子郑克爽的偷袭之下，为了民族利益，也为了正史逻辑本身的忠、孝、节、义，陈近南命令韦小宝不许找郑克爽报仇。按照正史逻辑的说法，师命如山，是绝不允许更改的。韦小宝答应了。但韦小宝又反悔了。以郑克爽横插一杠抢走自己的可人儿阿珂为名，他胁迫已被自己抓在手里的郑克爽以后再见到自己时要连本带息还上百万两银子。以“恋人”换钱作为“报仇”手段，这已是几近无赖的方式，却正是流氓世界共有的法宝之一，韦小宝也戏谑性地以此算是遵守了师父的遗命。郑克爽后来兵败被康熙封王客居京城，韦小宝则唆使手下去找郑的晦气，天天逼他还银子。甚至最后为救清廷反贼茅十八的性命，还调包斩杀了郑克爽手下最有功夫的一员大将。从这里或许可以看出，流氓眼中的“义”有什么内涵了吧？他要么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行“义”，要么是在公报私仇过程中顺带行一把“义”——毕竟这可以为他其后的继续流氓带来好处、埋下伏笔。这绝对是让正史世界、野史世界和佛禅世界的“义”气得老脸涨红、肝病发作的行径。
《淮南子》说：“孔子弟子七十，养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为文章，行为仪表，教之所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化之所致也。”〔23〕据说，榜样的力量历来都是无穷的。但无论从哪个角度，韦小宝都绝对不愿同意这些模范人物的榜样作用。韦小宝不会为了民族利益去舍生忘死，也不会为了师父遗命而入孝出悌；当他代康熙征伐罗刹国时，作为主帅，在罗刹人的火药枪下，韦小宝随时准备第一个负命逃跑。而师父让他对大汉中心主义做点有益的事，即使添一匹砖加一块瓦也行，韦小宝非但没有所从，反而在师父死后，居然遵照康熙命令，率兵打下了反清复明的老巢台湾。这肯定是对韦小宝误解了一生的陈近南永远也不会想到的。
在中国历史上，外族入侵甚至入主中原已是常事，每每都有一些号称仁人志士者为了复我汉家河山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唤作“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是感人。近世以来，屡屡有人提出，凡此等等，只是正史逻辑中大汉中心主义的狭隘性所致，并教导我们要把自己当作一个世界公民，要破除这种民族之间的恩仇、杀伐和泾渭分明的界限〔24〕。佛禅世界曾为此露过一鼻子，但其不成功是十分明显的。金庸却让我们在流氓世界上通过对韦小宝的叙事窥见了端倪：原来我们完全可以不管什么华夷之辨。
《鹿鼎记》一开头，通过清初隐士吕留良与小儿子吕葆中的对话，说出了“鹿鼎”两字的含义。这两个字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确实是神秘的、神圣的，也是不祥的：“逐鹿”“问鼎”意味着做皇帝，而想做皇帝就必须首先要杀人。在吕留良那帮誓死不食清粟的前明遗臣们看来，逐鹿问鼎只是我们汉人的事〔25〕。初看起来，金庸是想继续给我们来一通华夷之辨的演义；但写《鹿鼎记》的金庸已不是写《书剑恩仇录》（那部书才真正是谈华夷之辨的）时的金庸了。他让韦小宝的行动轨迹划出的流氓世界彻底打翻了这一切：流氓是从不计较华夷之辨的。华夷之辨几毛钱一斤？韦小宝会撇撇嘴问。
当反清复明的老巢台湾被灭，当人见人恨、流氓成性、反复无常的大奸贼而又想当皇帝并顺带复我汉家河山的吴三桂被荡平后，清廷大局已定，已成为新一轮“天理”的象征。反清复明的志士们大多已心灰意冷，仅剩一些死不悔改的人物如顾炎武等，还在兀自孤零零地呐喊叫阵。但顾炎武自己是无能为力的，在《鹿鼎记》篇末他有幸见到了韦香主、韦大人，顾炎武以一介大儒的身份来劝韦小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