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劝韦香主自己做皇帝……”韦小宝呆了半晌，才道：“我是小流氓出身，拿手的本事就是骂人赌钱，做了将军大官，别人心里已然不服，哪里还能做皇帝？”……吕留良道：“凡英雄豪杰，多不拘细行。汉高祖豁达大度，比韦香主更加随便得多。”他心中是说：“你是小流氓出身，那也不要紧。汉高祖是大流氓出身，他骂人赌钱，比你还要胡闹，可是终于成了汉朝的开国之主。”
（《鹿鼎记》第五十回）
很可笑吗？然而并不。顾炎武、吕留良是当世大儒，既深通华夷之辨的神髓，更懂得正史世界必然的、潜在的走向，那就是流氓世界。他们举出汉高祖作为例证，鼓励韦小宝不要自暴自弃，既要见贤思齐，又要充分看到自己已经是流氓这个天然长处，像那个倒霉的丹麦王子一样，完全可以担当起“扭转乾坤的重任”（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正史世界的一切说教在自身的内在矛盾难以解决时，就从理论上为流氓世界的出现准备了后门；而理论之到现实往往快如闪电。顾炎武、吕留良诸人的苦口婆心，正应该站在流氓逻辑的维度来透视和剖析。而顾、吕临别韦小宝时扔下的哀求之音是：“韦香主千万不要忘记自己是汉人的子孙。”这话有气无力，却也正是看透了正史世界将向流氓世界的必然滑动后才说出来的。
但韦小宝比他们更早看穿。他用耍流氓的方式骗过顾炎武等人的劝告之后回到了扬州。也就是说，从肮脏的宫廷回到了污秽的妓院。他就要达成自己平生最大的志向了：开一所比丽春院还要大的妓院。他滑稽、“有耻”（康熙骂韦小宝的说法）的笑声，让他看透了正史、野史和佛禅这三重世界上的一切，他用自己独自开创的流氓世界，使其他三重世界的大“义”在笑声中“而富贵假”“而功名假”“而道德亦假”“而大地河山皆假”〔26〕，唯独流氓世界和流氓逻辑是真实的。正是在流氓世界的实有面前，其他三重世界显出了自身的虚无性，就更不用说大汉中心主义了。
韦小宝后来回到扬州的丽春院，见到了还在操皮肉生涯的母亲韦春芳：“韦小宝将母亲拉入房中问道：‘妈，我的老子到底是谁？’韦春芳瞪眼道：‘我怎么知道？’韦小宝皱眉道：‘你肚子里有我之前，接过什么客人？’韦春芳道：‘那时你娘标致得很，每天有好几个客人，我怎记得这许多？’韦小宝道：‘这些客人都是汉人罢？’韦春芳道：‘汉人自然有，满洲官儿也有，还有蒙古的武官呢……那时候有个回子，常来找我，他相貌很俊，我心里常说，我家小宝的鼻子生得好，有点儿像他。’韦小宝道：‘汉满蒙回都有，有没有西藏人？’韦春芳大是得意，道：‘怎么没有？那个西藏喇嘛，上床之前一定要念经，一面念经，眼珠子就骨溜溜瞧着我。你一双眼睛贼忒嘻嘻的，真像那个喇嘛！’”（《鹿鼎记》第五十回）这就是一切“皆假”之后，金氏又给我们端出了妓院中的国际主义。康德的“世界公民说”在前三重世界里，尤其是在正史世界上是没有的；除了《鹿鼎记》，在金庸的其他所有作品中也是没有的。佛禅世界从泯灭恩仇、万有皆空的维度化解民族恩仇的老把戏，也不免归于过早虚脱，只有流氓世界上妓院中的国际主义才彻底消解了华夷之辨，割断了大汉中心主义的脐带，也为外族入侵时当汉奸找到了理论借口。
如果说，流氓世界仅仅出于自身利益而窥破大汉中心主义只是一种表象，妓院中的国际主义则从血缘上、从根子上对大汉中心主义作了彻底的修正和扭转。妓院中的国际主义的直接产物韦小宝，对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将永远也弄不清楚了；但他由此而往哪里去却是明明白白的：在流氓世界上纵横驰骋，将一切和自己无关的恩仇抛于脑后，什么正邪、什么华夷，通通不在话下，只是耍流氓罢了。
这就是金庸的诡计和智慧。他为中国文学的人物画廊，带来了一个纯由中国传统文化哺育起来的精怪式人物；更为重要的是，金庸或许也由此看清楚了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它已耗完了自身的全部可能性，它已经无路可走，它顶多开出流氓世界，它只能生出韦小宝。
3.儒道互补对流氓文化的继续“宽容”
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提醒我们说：“‘历史’不仅是指我们能够研究的对象以及我们对它的研究，而且是，甚至首先是借助一类特别的写作出来的话语而达到的与‘过去’的某种关系。历史话语以其具有文化意义的形式现实化为一类特定的写作。”〔27〕《鹿鼎记》正是这一论述的绝好注释：它是一本独特的“史书”，是中国文化所能构造的三重世界走到绝路和顶点时，导致的历史的又一种写法——它是流氓话语的集大成版本。一般而言，正史世界和野史世界、佛禅世界各有各的历史观，对同一历史事件也各有各的看法；《鹿鼎记》是这一切历史观的破坏者，它的历史观是戏谑化的、流氓的历史观。
韦小宝的狂欢行径告诉我们，在前三重世界走上绝路后，流氓的出现就是现实的必然，也只有流氓才能干出留名青史的大事。韦小宝在整部书中左右逢源，赢得了看似对立的诸方人士的垂青，以至于能够集各种大事的成功于一身，就是因为他在作者的叙事框架中早已洞明了这一真理。韦小宝大“事业”的开端是帮助康熙捉拿权臣鳌拜，好使天下大权归于天理（皇帝）之手。在这一事件中，雄才大略的康熙充分表现出了高超的流氓手腕：他作为制御天下之人，不是采取以理服人、光明正大的手段，而是假借一帮小太监与鳌拜比武，由康熙本人背后偷袭一刀，更兼韦小宝使用下三烂手段才治住了鳌拜。具有嘲讽意味的是，事情就发生在“正大光明”匾额下的宫中大殿！事情完后，康熙对毫不知情、吓得打抖的小太监们说：“你们都亲眼瞧见了，鳌拜这厮犯上作乱，竟想杀我。”而后又说：“若有泄露风声，小心你们的脑袋。”（《鹿鼎记》第五回）韦小宝呢？则在激斗不下时（鳌拜号称满洲第一武士）又使用下三滥手段：用香炉中的灰撒鳌拜的眼睛。这种方式韦小宝第一次使用时，正派人士茅十八就狠狠教训过他，说这不是正人君子之所能为。康熙当然不是茅十八，他对韦小宝的机灵十分理解，也十分欣赏。从此以后，韦小宝知道自己是个“奉旨流氓”了，犹如柳永号称的“奉旨填词柳三变”。
张竹坡曾以复杂的心情说：“《金瓶梅》是一部《史记》。”〔28〕“奉旨流氓”恰好是《鹿鼎记》这部《史记》的传主。对韦小宝而言，目的是手段的依据；而从所有手段中挑选什么样的手段，要看哪一种手段最省力、最有效，如同在同一个平面上选择两点之间的距离——手段是否道德，只有傻瓜才考虑。解决恩仇是这样，解决经国之大业同样如此：目的首先在于奉旨流氓的身家性命和利益关系。
在韦小宝护送康熙的妹妹远嫁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的路上，逐渐与小公主勾搭成奸。但韦小宝忘记不了此行责任重大：康熙又动用了传统的流氓老技法——和亲，以求安抚正在蠢蠢欲动的吴三桂。韦小宝很不愿一朵鲜花就这样插在牛粪上。他用计策让小公主割了吴应熊的阳物，使这桩亲事名存实亡，小公主后来也倒在了韦小宝的床头。韦小宝也趁机把野史逻辑中“为我”一极开出的“肉体的盛宴”发扬光大。但他仍然把小公主看作婊子。这个妓院出身的小流氓在心中至少把小公主喊了几十次小婊子，就是明证。康熙后来饶恕了韦小宝从吴应熊嘴中拔牙，正是因为康熙与韦小宝在流氓行径上的互为表里，才救了韦小宝的狗命。韦小宝此后处处幸运，也正是因了他与当今皇帝的这种表里关系，并不仅仅是他狗运当头。
中国传统小说十分重视巧合。宋江在柴进府上一口痰吐得不对，引出了早已被作者和读者忘记多时的武都头的大怒和挥拳相向，就是所谓无巧不成书的妙用。李渔对此曾有言：“其会合之故，须要自然而然，水到渠成，非由车戽。最忌无因而至，突如其来，与勉强生情，拉成一处，令观者识其有心如此……”〔29〕李渔此处是就戏曲而言，倒也适合小说中的巧合。金庸的小说往往把情节寄存在巧合之上；而韦小宝之所以处处亨通，全是一串串人对他在一串串事上产生的误解所致。但金庸是以戏拟的方式在使用传统的巧合。
中国小说传统精神中，巧合是为了框架情节，更是为了此情节所显出的真实性能让人信服。《鹿鼎记》中的巧合则以误解的方式出现，它一方面也是为了让小说中的诸人对韦小宝有一个信任的态度以便推动情节；另一方面则是要读者看出，书中诸人对韦小宝的信任全是调笑式的误解（而不是悲剧性的误解。这里没有一丝一毫的悲剧性）。这误解来源于全书的整体气质：正是误解使暂时还不懂得流氓精义的人对流氓产生巧合式信任，也正是不会误解与会误解划分了流氓与非流氓的阵营。这称得上误解的形而上学。当陈近南被花花太岁郑克爽杀死，陈近南怕韦小宝为自己报仇有污自己一生的“忠义”英名，遂命韦小宝不得为自己报仇，韦小宝满口答应；当陈近南称韦小宝从来都是个好孩子时……就明显建立在误解的形而上学之上。但从韦小宝的一方看来，正是陈近南的愚忠是最足以让流氓喷饭、吐哺的笑料。康熙就不同了，他绝不会误解韦小宝，而是理解。但这是一种流氓对流氓的真心理解。他们互相从对方身上认出了自己。当康熙想出资赈济自然灾难下的台湾而又内库空虚时，韦小宝主动将自己的一百五十万两银子悉数拿出。康熙知道这是韦小宝为保住狗头而破财的流氓常举，并不会误解为是他爱民和保民而王的无私举动。因此，误解的形而上学使韦小宝在宫廷内外都处处处于亨通地位；康熙因为理解（即反误解）而信任他，陈近南之流则因为误解而寄希望于他。
这就是流氓之所以能够青史留名的关键原因，也是韦小宝深深明了的流氓理论之精髓。他的八面玲珑，其实简化下来也只是反误解和误解这两个主要原型，仅仅是“两面”玲珑罢了。作为流氓，他有充分的能力游刃有余地做到这一点。
奉旨流氓韦小宝一生事业的顶峰，是带兵打服罗刹国并与之签订尼布楚条约。在这件事上，他的流氓行径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与罗刹人激斗相持不下时，韦大帅把尿撒在热水中，从水龙头射向城上的罗刹兵，马上有人恭维韦小宝的举动“大大折了罗刹鬼子的锐气”；连代表康熙的钦差也颇为理解地说：“大帅，你的贵尿已经射上了罗刹人的城头。这个……这个贵精不贵多，咱们这一仗已经打赢了。以兄弟浅见，似乎穷寇……穷寇莫射了。”（《鹿鼎记》第四十七回）韦小宝却于此之中灵感大发打败了罗刹人。按我们的想法，韦小宝的这泡热尿是应该留名青史的，毕竟战争得胜就是因为这一泡热尿和这一泡尿带来的启发。这就把战争径直当成了流氓的活动舞台，流氓的活动本身。Burgo Partridge在《狂欢史》中曾说：“战争是一种令人憎恶的极端的狂欢形式。”〔30〕而在韦小宝看来，狂欢是固然的，但战争连一泡热尿也敌不过，或者仅仅是旗鼓相当。这肯定会让所有以各种名义来发动战争的人儿们十分气愤——在流氓世界上，一切都是如此被嘲笑的对象。那些正经、严肃的历史学家如果研究这段史实，又绕不开韦大帅的天纵神尿时，该会作若何感想呢？反正罗刹鬼子又把韦小宝水龙头上喷出的神尿误解为“中国妖法”了。这是误解在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胜利。而每当战争吃紧，作为主帅的韦小宝从来都是第一个打算逃跑，甚至已经逃跑，而他的部下每次都将此误解为韦小宝诱敌深入的计谋。这并不重要，反正有赞扬热尿“贵精不贵多”的大量钦差类人物存在。
正是误解与对误解的反驳，共同组成了对历史的又一重写法——流氓的历史观。套用海登·怀特的话就是，误解正是一种特别的、写作出来的话语的原动力，达到了与过去的某种关系；这种关系的直接体现，就是流氓历史观的形成。韦小宝在与罗刹人停战之后进行谈判时的表演，正是这一历史观的精湛表现。正在为划分双方边界争执不下时，韦小宝笑道：
我另外有个公平法子……你既不想打仗，又不愿二一添作五，咱们来掷骰子，从北京到莫斯科，算是一万里路程，咱们分成十份，每份一千里，我跟你掷骰子赌十场，每一场的赌注是一千里国土，如果你运气好，赢足了十场，那么一直到北京城的土地都算罗刹国的。
（《鹿鼎记》第四十八回）
这显然把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直接简化为一种开玩笑式的赌博。我们从中也许更能看出，民族之间的冲突在韦小宝这号妓院中的国际主义者眼中该有怎样的地位；这莫不是金庸为纠正大汉中心主义作出的一种玩笑式努力？反正韦小宝的行径直气得罗刹代表将韦小宝的劣质误解为所有中国人的德行，罗刹鬼子说：“我从前听说中国历史悠久，中国人很有学问，哪知道……嘿嘿，就是专爱不凭证据的瞎说。”（《鹿鼎记》第四十八回）在这里，误解又一次起了极大的作用。在韦小宝的软磨硬泡下，罗刹国终于与大清鉴定了尼布楚条约，韦小宝的流氓手段在此极尽表演之能事，也就没有必要细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