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塑造韦小宝，是因为创作逻辑上遇到的种种矛盾实在难以自圆其说才被迫采取的写作谋略。韦小宝的出现，使金氏作品系统全部改观，第四重世界（即流氓世界）的出现，使金氏的作品有了远较之普通作家（不仅仅是武侠作家）更为宏阔的视野。我在这里大肆唠叨流氓历史观的形成及流氓历史观的具体动作，但同样也没有忘记一点，那就是金庸对韦小宝在历史上的英名被埋没所抱有的“复杂”心情。韦小宝是个文盲，在尼布楚条约上签字时，只写了个“小”字。此人先画一竖，然后在一竖两旁再加两个像阿Q一样画不圆的圈。金庸对正史世界忘却韦小宝慨叹万端：“条约上韦小宝之签字怪不可辨，后世史家只识得索额图和费要多罗，而考古学家如郭沫若之流仅识甲骨文字，不识尼布楚条约上所签之‘小’字，致令韦小宝大名湮没……古往今来，知世上曾有韦小宝其人者，唯《鹿鼎记》之读者而已。”（《鹿鼎记》第四十八回）也就是说，首先知道韦小宝的，肯定是《鹿鼎记》的作者。这表现了金氏的豪气：唯有他，才有幸遇到创作上的诸多险情；也唯有他，才能从诸多险情中抽身而出，并端出韦小宝给诸多险情看。更重要的还在于：韦小宝大名湮灭，不也正说明流氓世界与正史世界相对立，流氓世界到底还是上不得正史世界那盛宴的台盘吗？正史世界的必然极致是流氓世界，正史历史观的必然走向就是流氓历史观，但正史世界及其历史观注定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它们在表面上虽然不同意流氓世界及其历史观，但内心里早有一个脑袋在对流氓世界观点头致意：它们同意给韦小宝一个“通吃伯”与“鹿鼎公”的封号，同意他带兵上阵厮杀，更同意他在紧要关头使用下三烂手段，但决不会给他在正史上记下一笔，给他一个动听的名号。
或许会有人说，这只是金庸的小说家言，但我们似乎应该承认，这恰好是正史历史观的一贯手腕。“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31〕说得好极了。宣太后也对来访的使者尚子说过：“妾事先王日（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支也；尽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32〕正史徒弟王士禛对此破口大骂：“此等淫亵语，出于妇人之口，入于使者之耳，载于国史之笔，皆大奇。”〔33〕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史书作者没将宣太后的话来一通“微而显，志而晦”。韦小宝也因为其流氓行径、因为其流氓世界的历史观而不能入“使者之耳”，不能“载于国史之笔”而被“讳”掉了。你能保证一部二十四史（说二十六史更为正确），通通都是它们自己称道和记载的光明正大的王化史而没有删掉其极致处的流氓成分吗？这中间被湮灭的又有多少个韦小宝呢？
4.杨墨互补对流氓文化的“宽容”
韦小宝从扬州妓院初来宫中最大的发现之一，是太后居然是假货，还养了一个又丑又胖的汉子。虽然太后一心想杀韦小宝灭口，但韦小宝仍不免在内心深处将太后引为知己：正是太后首先让韦小宝明白，他可以将宫廷看作扬州妓院。韦小宝后来误打误撞，被邪教神龙教教主及夫人认作徒儿，并被授予“白龙使”职位后，才发现假太后毛东珠原来跟他是一样货色：她也是神龙教教徒。这样，韦小宝不独牵扯在天地会与宫廷的关系中，也牵扯在宫廷、天地会和神龙教的大三角里。
按理说，天地会也好，宫廷也好，如果在金庸的早期叙述中（比如在《射雕英雄传》和《书剑恩仇录》里），都很可能被处理为正史世界，而神龙教则极有可能被处理为野史世界。“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此时的金庸派韦小宝和这一切接洽，则不仅把正史世界点化为流氓世界，也让野史世界成为了流氓的时空。
其实，野史世界比正史世界成为流氓世界有着更好的基础和雄心大志，野史世界中“为我的盛宴”（杨朱：拔一毛而利天下，弗为也）这一极，极有可能鼓励人为了自身利益而不择手段；但人们似乎应该记住，其另一极“兼爱的盛宴”（墨子：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必然会对之进行限制。只有当为我的盛宴与兼爱的盛宴连在一起被观察时，才能拥有自身的内涵并共同构成野史逻辑。从这个角度而言，韦小宝流氓行径的理论来源不是“为我的盛宴”，而有其自身准则：这准则来源于前三重世界互相对话、杀伐的极致；与正史世界的极致必然生出流氓世界一样，野史世界的极端化发展肯定会产出韦小宝这样的什物。在这里，我不打算玩逻辑证明的花胡哨，我要用韦小宝自身的行动来证明这一结论。在大多数情况下，事实肯定胜于雄辩。
当韦小宝误打误撞，初上神龙教寄居的海外孤岛时，用花言巧语三下五除二就赢得了洪教主夫妇的好感，当然首先是用流氓的花言巧语征服了对方。这隐喻的含义是：洪教主夫妇固然是“为我的盛宴”上的佳肴美味，却又不是遵从了流氓准则的韦小宝的对手；洪教主夫妇既然已认可了韦小宝并委以重任，则分明透露出野史逻辑也有一个极致，而且这极致就是韦小宝，因为在洪教主夫妇看来，很可能只有流氓最适合、最应该被委以重任，也很可能只有流氓才最有能力完成野史逻辑规定的任务。
事情的结果是：韦小宝一直把鱼龙混杂的神龙教玩弄于股掌之上。后来，他建议并借康熙之力将神龙教打得四分五裂，神龙教主也命丧当场，连教主老婆早在教主死之前就怀上了韦小宝的种。此时此刻，在康熙面前，韦小宝本来是出于保命才获得“白龙使”这一职位的，却成了在康熙那里能建功立业和邀功领赏的手段：可以以“白龙使”为诱饵从内部攻破神龙教。所以康熙对他的机灵非常理解并大加赞赏（他并没有像陈近南那样去误解）。
无论是野史逻辑还是正史逻辑，都赞成有一个头目拥有相当的权力——想想皇帝和墨家的“巨子”、佛家的方丈等名号就可以明白了。从野史逻辑的角度来说，韦小宝身为白龙使而又攻打神龙教，这是不讲义气，当罪不容诛；从正史逻辑的角度言之，韦小宝居然敢致本方头目、对徒众拥有生杀予夺大权的神龙教主于死地，这是欺君罔上，应碎尸万段。问题的复杂在于，韦小宝也是朝廷的人。他最终打谁或不打谁，标准全在于他的流氓逻辑；他既不是正史世界的子孙，也不是野史世界的门人。他不必听从它们的号令。
金庸深谙个中要的，他端出韦小宝，目的之一就是作为对正史世界与野史世界的嘲弄、颠倒。主要听从野史逻辑号令的神龙教主不会是韦小宝的对手，也就在情理之中。说到底，谁又能成为流氓的真正对手呢？王朔说，我是流氓我怕谁；俗话说，要命的怕不要命的，不要命的怕不要脸的。韦小宝就属那种“不要脸”的角色。是啊，在扬州妓院和宫廷这个更大的妓院中长大的后生，还有什么人物堪称其对手？因此，野史逻辑在并没有发展到极致的洪教主手里，没有办法与野史逻辑极致处的韦小宝抗衡。洪教主死前大骂韦小宝为流氓，可惜悟道太晚了——他本来完全有机会、有内在动力使自己也成为流氓的。他没有努力学习，他考了个不及格。真是合该。
吕思勉先生在《先秦学术思想概论》中说：“墨之徒党多为侠，多‘以武犯禁’，为时主之所忌……巨子死而遗教衰，其党徒乃渐复于其为游侠之旧。高者不过能‘不爱其躯，以赴士之厄困’，而不尽‘轨于正义’，下者则不免‘为盗跖之居民间’者矣。”事实的确如此。这也是鲁迅所论流氓来源之一种。我们且来看看野史逻辑中最有伟大性的“兼爱的盛宴”一极吧。它所导出的平等之爱，曾经为男女间的情爱找到了平等的充分理由，为爱情的神圣色彩、合理性提供了辉煌的论证，直接构成了野史逻辑导出的江湖乌托邦上的美丽风景线。但韦小宝根本不理会这一套。他采取各种办法、使用各种形式，找到了年龄不齐、身份不一的七个老婆就是其结果。
在这些人中，他看起来人人都爱，甚至为了双儿不惜破坏康熙炮轰韦府以将天地会一网打尽的计划，但他从双儿那里得到的仅仅是肉体之爱。当他面对杀师仇人郑克爽并想手刃此人时，郑克爽毫不犹豫地将他私心爱慕的阿珂拱手让给韦小宝，韦大人此时不免丑态百出，连一向的口齿伶俐也做不到，居然浑身打颤，复仇之刀掉落地上，杀师之仇和一个在他眼中纯是肉体的女孩比起来当然不在话下……
这似乎正是听从了野史逻辑“兼爱”一极的召唤。然而，当真如此吗？我们不要忘了，韦小宝平生最大的志愿是回扬州开一所妓院（隐于色？），最好是盖过母亲打工的那家丽春院。而最得意的妓女人选则是七个老婆！这或许只是他开玩笑，但韦小宝又有什么是做不出来的呢？让七个老婆去当妓女的话经常挂在他口边，这就将“兼爱的盛宴”来了一次彻底的糟踏。在整个“恋爱”过程中，韦小宝连一个大老爷们该有的糊涂、被爱情击昏了头脑的愚笨举动都没有，始终保持着一个性命生意人和肉体生意人的精明头脑；为阿珂激动得浑身打颤，也不过是财产式和肉体式的阿珂又能重新回到他身边，又能让他在抒发肉体上大展手脚而已。也就是说，他尽管看起来对七个老婆都很平等，他的七个老婆中有的人（公主）还敢打他的耳光，但这一切与所谓平等的夫妻之爱（墨家兼爱倡导的），也就是野史逻辑所教导的内容八竿子也打不着。这是韦小宝这个流氓本有的对野史逻辑的无尽嘲讽，同时也是野史逻辑无可奈何而默许的结果。
最值得一说的是他的两个老婆，一是公主，另一个便是曾经的洪教主夫人。公主本来是要许配给吴应熊而安抚吴三桂的。但韦小宝在护送公主去云南的途中，早已暗度陈仓，行了“扫开鸟道三千里，先到巫山十二峰”之实。到云南后，又设计让公主割掉了吴应熊的阳物（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说，中国文化实际上就是一种割阳具的文化，韦小宝的确理解这一点）。吴应熊这个“熊包”从此拥有娇妻却不免无能为力。
在韦小宝眼中，康熙的正史逻辑、正史逻辑本有的经国之大业和不朽之盛事，从根子上是不名一文的，通通应该让位于韦爵爷的流氓准则。问题还不止于此。当公主与韦小宝私奔后，他一边与别的女人谈情、调情，一边在公主对此大有怨言时，他还不住地威胁要把她卖了。这可能是开玩笑，但不是玩笑的可能性最大，因为公主从此再不敢对他有半句不满。
洪夫人既是韦小宝的师父，又是韦小宝的顶头上司，是他的半个主人。但他背着洪教主与其夫人通奸，直到洪夫人已有身孕。洪教主之死与此有直接关系。是啊，娇妻被人占了，“人皆玳瑁，我独乌龟”，洪教主焉能咽得下这口鸟气！这暂且不忙说，关键在于，与自己的师父相爱在金庸著作中至少有杨过、小龙女一例（《神雕侠侣》），他们的爱情曾经在江湖上掀起了血雨腥风，他们的爱情的确是对对此有不同看法的正史逻辑的一大嘲弄，是真正听从了野史逻辑的召唤，也是为金庸所赞赏的。假如说对杨过与小龙女的情爱金氏还有着相当的严肃、同情、欣赏等感情在内，到韦小宝与洪夫人之间的偷情则完全是调笑的口气了，既不好赞扬也难以反对。流氓有他自身的行动轨迹，他懂得但丁“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的教诲。而且韦小宝对自己的七个老婆并不真爱，他之所以与洪夫人私通，一半是迫于肉欲，一半则是出于危险的情势。
韦小宝对老婆们的态度或许可从他母亲、老妓女韦春芳那里得到验证：“那日韦小宝到了扬州，带了夫人儿女，去丽春院看娘，母子相见，自是不胜之喜。韦春芳见七个媳妇个个如花似玉，心想：‘小宝这小贼挑妇人的眼力倒不错，他来开院子，一定发大财。’”（《鹿鼎记》第五十回）韦小宝与母亲的想法如此吻合，他把老婆们径直带往非良家妇女而能入的妓院，足见韦小宝要卖公主云云并不全是开玩笑。身出皇家之门的公主和身为教主夫人的苏荃都拜倒在韦小宝面前，都被韦小宝操纵于股掌之上，充分证明正史逻辑和野史逻辑的彻底失败、流氓逻辑的彻底成功、流氓世界的周流六虚。
我们不妨再唠叨一下流氓世界的“义”与野史逻辑的“义”的差别。韦小宝曾多次提到义，也号称是讲义气的，这一点连康熙也理解。韦小宝的“义”与正史逻辑之“义”的差别，我们暂且不予理会。野史逻辑的“义”是在兼爱的要求下，仗剑挥杀、铲除违反“天志面前人人平等”的浑蛋，要求有胡斐那种“苟义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无畏气概。韦小宝的“义”则是在有利可图时才开始拔刀四顾，一切标准全在流氓逻辑；还有一个前提是，一旦行义不成反有被贼咬的可能时，则毫不犹豫地开溜。这是流氓逻辑规定了内涵的“义”的本有特征。
很显然，韦小宝在大谈义气时，不仅会让正史逻辑生气，让野史逻辑火冒三丈，也会让金庸和我们都感到可笑和滑稽。“义”在韦小宝眼中，只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充其量是一件玩物，是在做性命生意时的一件道具。我们有理由追问，他一面与康熙讲义气、与天地会讲义气，也与神龙教讲义气时，如果这三家在任何时候都拿他毫无办法，也没有任何实际的好处给他时，他还会讲义气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