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史逻辑在耗尽全部内在功用、在“兼爱”的一极与“为我”的一极互相杀伐争执不休（即其内在冲突）、在这二者与正史逻辑互相争吵却没有胜负后，曾经出现了佛禅的教义前来充当裁判，但效用的有限是显而易见的。当佛禅对正史逻辑和野史逻辑互相冲突、对它自身本有的内在矛盾感到绝望时，也同意了韦小宝，同意了流氓逻辑的出生。流氓逻辑的脐带始终在野史逻辑和正史逻辑处。我们伟大的中国文化曾经哺育了多少个韦小宝？明眼人怕不难知道，也恐怕太难知道了。
5.佛禅文化对流氓文化的“宽容”
朱大可在精彩的《流氓的精神分析》一文中写道：“流氓向人的终极信念宣战的日子早已降临……在思想的阴影里，流氓吞噬了人的精神性无限向上的可能。”〔34〕在流氓世界上，正史世界和野史世界的说教全不在它眼里。曾经给中国人提供过精神慰藉的佛禅世界是不是可以逃此劫数呢？实际上，在金庸的创作逻辑里，佛禅世界是为化解正史世界和野史世界的冲突及其各自本有矛盾才出现的，其结果是：在耗尽佛禅的内在有效可能性后，原先要求化解的矛盾与冲突依然存在。如果说，此时的佛禅还仅仅是显得无能为力，韦小宝的出现则给了佛禅世界以致命的打击。当然，在《鹿鼎记》里，佛禅世界仍然是存在的，只是由于韦小宝的到来，使佛禅世界与之两相对照不仅苍白虚脱，而且本身就是个反讽。《鹿鼎记》是一部应该颠倒过来看的书，如同马塞尔·普鲁斯特说他的《追忆似水年华》是一部应该倒退着前进的书。金庸曾经赞同过的一切东西在这里都被翻了个个。此话如若不错，那么，佛禅以其反向进入韦小宝的视野，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
当顺治皇帝（康熙之父）为了化解儿女情仇之苦，皈依佛门独上五台山时，韦小宝奉康熙之命上五台山保护顺治帝（法号行痴）。但五台山的和尚坚决不接纳韦小宝，显出了佛禅世界对正史世界的完全消解、消溶。然而，韦小宝是何等样人，天下在他眼中不过一妓院耳。如今，他又要来点化佛禅世界了：他假冒是从北京千里迢迢来请五台山的和尚，去给已故的父亲做法事的，以免他亲爱的爹爹在充满硫磺味的地狱中受苦受难。韦小宝一边向和尚假意陈情，一边在心里自言自语地和自己的嘴巴对话：“他妈的，你生下老子，就此撒手不管，下地狱也是该的。老子碰巧给你做七日七夜法事，是你的天大运气。”（《鹿鼎记》第十七回）
在韦小宝眼中，和尚十分好欺骗，因为和尚们相信缘分、相信劫数。诚如《碧血剑》中的木桑道长所言：“旧劫打完，新劫又生，局中既有黑白子，这劫就循环不尽。”韦小宝于是就给和尚们心造一劫，心续一缘，说他母亲与五台山方丈有缘分，这法事定要到五台山的宝刹去做。韦小宝又开始自己与自己对话了：“你跟我妈妈有缘分，这倒奇了。你到扬州丽春院去做过嫖客吗？”（《鹿鼎记》第十七回）如此这般，韦小宝终于见到了行痴，将宫中太后之事说与行痴，引得行痴出家前的儿女之情大发，便要起身出走，再次滚到红尘中杀了那可恶的太后。这时方丈出现了，本着佛法四大皆空、慈航普度的大义，方丈对行痴进行了开导、启发，行痴终于再次恍然大悟，灭了重返红尘、让太后狗头开花的念头。
传说顺治皇帝的出家偈云：
天下丛林饭似山，
钵盂到处任君餐。
黄金白玉非为贵，
唯有袈裟披最难。
朕为大地山河主，
忧国忧民事转烦。
百年三万六千日，
不及僧家半日闲。
来时糊涂去时迷，
空在人间走一回。
未曾生我谁是我？
生我之时我是谁？
长大成人方是我，
合眼蒙眬又是谁？
……
行痴再次收归凡心，说明佛禅的威力仍在，它仍能调解某些爱恨情仇和杀伐，使之消于无形。如事情到此结束，佛禅世界的功用就颇有点得胜回朝的意思了。不幸的是，它碰上了韦小宝。韦小宝可不管“谁是我”“我是谁”“方是我”“又是谁”这些劳什子问题。正当方丈对行痴施以佛家大法，说什么生死齐一时，韦小宝又在腹中痛骂开了：“操你奶奶的老贼秃！我要打你、骂你、杀你，你给不给我打骂？给不给我割你的老秃头？”（《鹿鼎记》第十八回）这话算问到了根子上。佛家大法在韦小宝这看似流氓无赖的一问中，顿时现出了原形。
不过，和尚们也可以来一套“从权”。比如，真有刀斧加颈时，他们虽然害怕杀人不过头点地的区区小事，但同时也找到了反击甚至杀死对方的理由：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今天我杀了你，是免了你杀我这个罪孽，却减了我的法力，终不免要代你下地狱。这是对佛陀舍身饲虎的另一种理解。“佛告王曰：‘时彼大臣救活一人，令得道者，今恒伽达是。由是因缘，所生之处，命不中夭，今值我时，逮致应真。’”〔35〕佛法的慈航普度在化解不了恩仇时，自告奋勇下地狱乃是其极端发展；金庸小说中也有的是这样的例子，没有必要一一列举。韦小宝不过是给他们点明罢了。佛禅世界不仅功用有限，而且其极致处就是韦小宝：它并不主张主动献上秃头，而要为此秃头杀了对方的头并美其名曰“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真正是对自己的教义随意“从权”的流氓行径。历代儒士经生排佛往往都从经济、统治角度着眼（比如韩愈），金庸可谓一语道破天机，比韩愈等辈要高明多了。
金庸似乎从来没有正面描写过正经和尚们吃喝嫖赌，但用韦小宝作了一次逆向透视。韦小宝因躲避仇人逃进了五台山脚下不远处的一家妓院里。他为什么偏偏要躲在妓院而不是别处？仅仅出于作者想煽动读者的笑神经这一低劣伎俩吗？问题没这么简单。当韦小宝终于身着妓女衣服，乔装妓女仓皇逃出妓院时，对此惊心动魄的险情有过一次“检讨”：“老子今年的流年当真差劲之至，既做和尚，又扮婊子。唉，那绿衣姑娘要是真的做了我老婆，便杀我头，也不去妓院了。”（《鹿鼎记》第二十二回）韦小宝本来是个“阳具有无限活力”（胡河清语）的流氓，居然在康熙的命令下做了和尚，五台山的寺庙也承认了他的身份，这也似乎证明妓院与寺庙有着隐蔽的联系。无法无天而又运道亨通、狗运当头的韦小宝，终于把佛禅世界点化为流氓世界。在韦小宝眼中，一切都是可以颠倒的，一切自认神圣的东西都可以化为乌有，或者走向它自身的反面。它倒退着前进。
行痴为了彻底了结恩仇，解决一己性命引起的天下纷争，决定自焚。这是佛家大法的胜利，足够令人惊心动魄。但行痴的勇敢行为得到了韦小宝的有力制止：他用一桶凉水浇在行痴身上，使烈焰和自焚的勇气一并报销。按照佛法大义，行痴的行为是值得赞赏的，是了不起的。韦小宝这个做惯了性命生意的小流氓又如何能理解？他能理解的只是，如果行痴（即顺治爷）升天，康熙就要让他下地狱。而且在他看来，自焚无疑是愚人的行径，是完全有理由遭到嘲笑的。在这里，金庸的用意可谓十分明白：任何彻底的化解大法在韦小宝那里都是无效的，这也就彻底宣布了佛禅的死刑；佛法大义敌不过小流氓一桶凉水（反正行痴此后再不自焚了），也或许可以说明，佛禅世界如果还想活着，就得向韦小宝看齐，佛禅的最后路径就是韦小宝，或至少默许了韦小宝。
6.只剩下流氓文化了……
“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36〕情形一开始就是这样。金庸在自己的作品中顺着正史逻辑、野史逻辑以及这二者的冲突走向佛禅，至此，中国文化的内在成分已被他在小说中耗空（我们说过，儒道、杨墨、佛禅是中国传统人文价值文化的几乎全部内容），中国文化这个“陈后主”已没有任何资格“重问”什么“《后庭花》”了。假如仅仅是走至佛禅，也能看出这三重世界的内在矛盾，金庸只能算是一位优秀作家，他也只能算是在中国传统小说精神的圈子里打转，只不过他是用了一种特殊的载体（即武侠小说）在表现而已。《鹿鼎记》的出现，却使他彻底超越了中国文化的内在结构，彻底看清了中国文化内在结构的尴尬，也使他彻底从中逃逸了出来，因而也让他的小说突破了中国小说传统精神的整一圆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