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说传统精神主要建立在野史话语的基础之上，小说是野史话语的集大成文体〔37〕，只不过在具体运作中，正史逻辑对野史逻辑有所挤压、威慑，野史逻辑对正史逻辑有相应的妥协、乞求。佛禅的出现在中国传统小说中不乏先例，不管是以戏拟方式出现的也好（比如《金瓶梅》），还是以化解情劫出现的也罢（比如《红楼梦》），早不是新鲜事物。即是说，至迟到《红楼梦》，中国传统小说精神的组成要素，已是三个世界鼎立的局面。金庸的特殊只在于，他的佛禅是为了化解江湖上各类恩仇／杀伐模式。
流氓世界与流氓逻辑的出现，却是中国传统小说精神并不具备，但又是必然的走向。金庸说过：“韦小宝这个人物容纳了历史感很强的个人性格，一方面他重义气，重义气这一点恐怕也跟生存环境的艰苦有关；另一方面，他吃喝嫖赌，时时也玩弄一些阴谋诡计。诸如此类，也算是中国人的一种特殊典型了，他是反英雄的，也相当真实而普遍。”有学者认为《红楼梦》是传统小说精神的终结，〔38〕但金庸却更上层楼：正是他而不是其他所有古典小说家才看清了流氓世界的存在。只有当《鹿鼎记》出现后，金庸才能称得上对传统有所贡献、有所发现的作家，也才称得上是位用看似俗不可耐的小说文体来反思中国文化传统的思想家。
在韦小宝眼中，父／子原型及其导出的天理模式，以及由此而来的恩仇／杀伐标准，比如父之仇、同门之仇、兄弟之仇、大汉中心主义（即民族恩仇）都不在话下，这也为中国历史上一到外族入侵，汉奸如大雪飘然而下找到了缘由——五代时的老汉奸冯道就是一个绝佳例证；同时也指出了正史逻辑的极致在哪里。同样，在韦小宝看来，兼爱（墨子）的伟大，甚至“盗亦有道”式的“为我”（杨朱），以及由此引发的恩仇／杀伐标准在他那里完全是不当一回事的：只要不危及身家性命，不妨“义”他一“义”，一旦情况有变，则早已夺门而出，甚至不惜身披妓女衣服乔装打扮。正是这样，我们才说韦小宝彻底看清了野史逻辑独有的恩仇／杀伐模式。
至于正史逻辑与野史逻辑的冲突就更不在话下。韦小宝看起来有时站在正史逻辑一边，有时又踩在野史逻辑的起跑线上，但他真正的落脚点却是流氓逻辑，因为流氓逻辑并不能单独存在，它总有与以上两种逻辑相重合，或以上两种逻辑总可能在某时某刻于它有利的一面；流氓逻辑只能作为别的逻辑的附庸才能存在。这毋宁是说，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着流氓的先天基因，在可能的情况下，人人都想以流氓的面目立于天地之间，因为这最为省事，最为方便。它是隐匿的，随时都可以现身的。正是以此为准，韦小宝才有时站在野史逻辑上，有时站在正史逻辑一边。佛禅更没有在他眼里。韦小宝不断与佛禅对话，不断对之施以辱骂、打击、反诘，最终将之点化为与妓院相等同的处所。韦小宝才是这个世界的真正主宰，隐匿的先天基因才是我们的真正主人，而康熙只是虚拟的天下共主。至少有一点可以为此作证：康熙最起码没有赢得陈近南的天地会，没有赢得顾炎武诸人的尊敬，而韦小宝获得了。
康熙说：“小桂子（韦小宝），你一生一世，就始终能脚踏两头船吗？”（《鹿鼎记》第五十回）韦小宝终于醒悟了：流氓世界是三“界”归一的必然结果，但也不是万能的。残酷的现实需要他再作一次选择。于是他带领老婆们回到了扬州。在回扬州的路上，顾炎武等人还在劝韦小宝代替康熙做皇上，以复我大汉河山。但在韦小宝眼中，大汉中心主义早已归于尘土，他对此还有什么兴趣呢？于是他耍了最后一次流氓，这也是他一生中最了不起的一次流氓：他假装被争风吃醋的老婆们杀死，从此免去了顾炎武、天地会对他的希望，也免去了康熙对他的倚重。他彻底地解脱了。
韦小宝走了，从此不知所终。韦小宝走投无路而又另觅道途，正是流氓世界的大团圆。在这里，大团圆不是结局，而是开放式的尴尬；它昭示的是：流氓世界不是万能的，它也有一个极限。假如说金庸端出韦小宝是为了解救佛禅调解功能的无力，也是前三个世界的必然走向，那么，在流氓世界遇到难题时，金庸是再也无能为力了。“紫泉宫殿锁烟霞，欲取芜城作帝家。”〔39〕对金庸来说，只剩下遗憾。就在韦小宝大团圆式地离开了我们后，金庸终于宣布封笔：他不可能在韦小宝的基础上，再开辟一条可行的路途。韦小宝的结局正是中国文化的极限，也是金庸创作的极限。
没有必要为金庸遗憾。金庸再创作下去，在中国传统小说精神的大圈子里即使不想重复自己，还会有什么路数？金庸之后，武侠小说可能的路数有两条，一条是以古龙为代表的西方哲学精神的加入，我们从李寻欢（古龙：《多情剑客无情剑》）、傅红雪（古龙：《天涯明月刀》）等人物身上，能看出尼采和海明威的影子；另一条则是向神魔化发展——比如武功可以开山裂河，轻功可以让人在天上飞翔，这已倒退到《聊斋志异》或武侠小说刚刚在中国历史上开始时的水准。这一切，金庸都不想重复。因此，韦小宝的大团圆正是金庸在创作上的大团圆，也是中国文化在金庸眼中的极致。流氓文化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最终发展的现实方向。中国文化向来号称博大精深，却在深入思考者的眼中露出了可笑的原形，这会不会让我们的“古已有之”论者长叹久之呢？诗曰：
一灯风雨忆家山，
马足车尘且未还。
酒失无心空自悔，
诗狂有托恐人删。
几度烽烟迷古路，
千秋碧血染乡关。
抚瑟欲弹清愁结，
悲风漫过乱山间。
（拙作）
1997年5月—10月，上海
注释
〔1〕金庸：《鹿鼎记·后记》。
〔2〕参阅叶绍翁《四朝见闻录》丁集“庆元党”条。
〔3〕《晋书·武帝纪》。
〔4〕陈鸿：《长恨歌传》。
〔5〕陆机：《吊魏武帝文》。
〔6〕《金屋梦》第二十一回。
〔7〕《南史·沈约传》。
〔8〕《圣经·旧约·传道书》。
〔9〕这是鲁迅在一次演讲中所说的话。演讲稿原文发表于1921年12月25日日本《狂飙风》26期，此处转引自《文学报》1992年1月26日。
〔10〕《隋书·周罗睺传》。
〔11〕《汉书·何并传》。
〔12〕《晋书·石崇传》。
〔13〕《后汉书·岑彭传》。
〔14〕《左传·成公十三年》。
〔15〕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四。
〔16〕《六部成语注释》。
〔17〕唐甄：《潜书·室语》。
〔18〕《堂吉诃德》（下册），杨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81页。
〔19〕墨憨斋主人：《〈广笑府〉序》。
〔20〕咄咄夫：《〈笑倒〉序》。
〔21〕墨憨斋主人：《〈广笑府〉序》。
〔22〕墨憨斋主人：《〈广笑府〉序》。
〔23〕《淮南子·泰族训》。
〔24〕参阅康德：《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
〔25〕参阅《鹿鼎记》第一回。
〔26〕冯梦龙：《〈古今笑〉序》。
〔27〕海登·怀特：《“描绘逝去时代的性质”：文学理论与历史写作》，科恩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程锡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43页。
〔28〕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
〔29〕李渔：《闲情偶寄·词曲部·格局第六·大收煞》。
〔30〕 Burgo Partridge：《狂欢史》，刘心勇、杨东霞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页。
〔31〕《左传·成公十四年九月》。
〔32〕《战国策·韩策》。
〔33〕王士禛：《池北偶谈》。
〔34〕朱大可：《流氓的精神分析》，《花城》1996年第5期。
〔35〕《贤愚经·恒伽达品》。
〔36〕李商隐：《隋宫》。
〔37〕这里的“主要”云云，是考虑到小说虽然说是野史话语的集大成文体，但在正史话语的威胁下，始终有妥协、从权的一面。
〔38〕石昌渝先生认为：“《红楼梦》和《聊斋志异》都是雅俗共赏的小说。如果说《聊斋志异》是文言小说的绝响，《红楼梦》则是白话小说的终结。”（参见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第395页）
〔39〕李商隐：《隋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