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城版后记
本书1997年5月动笔，10月结稿，距离现在已经快六年了。六年中，这本书以手稿或打印稿的形式，曾在好几家出版社转悠过，也有好几家出版社对它表示了好感。但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有的原因令我不屑，有的原因则让我不快，都没有得到面世的机会；如今将它交付出版，实在要感谢祝勇兄的热情和花城出版社的胆识和厚爱，更要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海帆女士。作为一位资深编辑，海帆的劳动是卓有成效的，也为本书增色不少。
快六年过去了，现在回过头再看这本小书，我对其中的某些基本观点还是持基本赞同的态度——对我来说，这简直就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因为我几乎从来都有着朝秦暮楚的习性，但对它的行文方式，却实在难以苟同；尤其是对这种行文方式带出来的粗糙论述，更让我觉得难堪。不过，和许多同行一样，和许多与我相似的普通人一样，对自己的文字我也怀有敝帚自珍的心理，何况这是我写成的第一本书。这真是没法子的事情。希望本书的读者能够原谅一个普通写作者的普通缺陷。
本书当初写成时有二十余万字，此次作了一些修订：抽出了最后两章，对保留下来的章节作了文字上有限度的修改。这样做的最终结果是：虽然这本书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我以为大体上还是过得去的。唯愿我的看法能得到少数读者的认同。
诗人欧阳江河说过，一个诗人最理想的方式是隔两三年出一部诗集，而不是十年或者二十年才出一部诗集，因为这能反映出这个诗人的成长历程：他（她）的变化，他（她）的取舍，他（她）对自己一步步的推进，都可以尽收眼底。我相信其他写作者最理想的方式也应该是这样。如果这本书能在1998年出版，我对它的遗憾可能要少得多，因为我可以不为它的质量而汗颜，尽可以把责任推到自己当年的少不更事上去。
在重新整理这本小书的过程中，我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炮制它的那间小斗室——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楼一间朝西的房间。我记得开始写作这本书时，正是初夏，上海已经很有些热了，我毛孔发达的手臂带出来的汗水，常常打湿了手稿——我习惯于赤膊上阵，把胸膛交给稿纸，把后背亮给别人。这些“别人”当中，也包括本书的反对者，比如那些拒绝本书的出版家。我至今还记得一家著名出版社的编辑部主任和我讨论本书中的“文化观点”的情形。我很礼貌地对他说，如果不出版，您就不要和我唠叨了，因为我们都很忙。在1997年的冬天，我认为和这样一个只会说“文化观点”的人讨论学问，简直就是瞎胡闹。六年后的今天，我既没有了当年的写作冲动，也没有了当年敞开后背的写作勇气，更没有了随意拒绝他人的豪情。这的确是一件值得叹息的事情。当然，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时间在匀速“前进”，激情在加速消失，也许这就是时间在今天对我等的含义。对此，我怀有一股近乎绝望的信心：希望自己还能够有继续粗糙下去的勇气和能力。但种种迹象再明白不过地表明：这显然已经是不大可能的事情了。而这，或许就是出版这本小书的些微意义：它是对激情的哀悼，是对勇气的唁电，是对庸碌中年的来临的预兆。感谢这本小书，它让我对当年的“生猛”还存在着零星的记忆。
是为记。
2003年1月11日，北京丰益桥
台湾秀威版后记
本书写于1997年夏天至初秋。那时，我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读博士一年级。我写这本书，仅仅是想通过分析金庸的小说，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走向，带有补课的意思，目的并不在金庸的小说。
我这一辈人，出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后期，正是“文化大革命”热火朝天的时候，虽然“文革”结束时只有七八岁，但其后成长的日子，我们依然生活在“文革”的影响当中。我们从小形成的观念让我们对祖国传统文化的评价始终不高，甚至还带有恶意。本书带有先天的残疾也就可想而知。
重新阅读自己十余年前写下的文字，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理由是现成的：那时还年轻，还没有太多的分辨力，尽管中国传统文化最后走向流氓文化的观点，我至今依然认为是成立的，只是情况绝不是本书所说的那么简单。我对这个观点的补充和重新辨识，在我正在写作的一本书中将有所体现，我将努力公允地看待祖先给我们留下的遗产。如今，我已年届四十，也许开始拥有感恩的能力，能理性地看待一些问题，能摆脱“文革”的影响——当然是对我个人来说的摆脱。
我从未想到这本书能在宝岛台湾出版。以我有限的见识，我知道传统文化在台湾从未断绝过。这样一本粗陋的小书，将在这样的环境下面世，作者的惶恐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但愿海峡对面的同胞能给我严格的教诲。
感谢蔡登山先生，感谢蓝志成先生，感谢他们的“秀威”的慷慨和厚意。
2009年2月2日，北京魏公村
北岳版后记
一本写于十六年前的学术小书还能再版，这既得益于北岳文艺出版社的盛情，也源于本人的胆量。盛情需要我感谢，胆量则只能说明本人有主动献丑的勇气。古人常悔其少作，那是因为他们有洁癖，因为他们把文章看作了“经国之大业”和“不朽之盛事”。在一个消费主义的时代，在提倡“用过即扔”的年月，洁癖、大业、盛事云云，既荒唐，又可笑——这是我敢于再次出版这部小书的理由。
在学养上，我们注定是先天不足的一代人。后天的努力很重要，但娘胎里带来的缺陷究竟能得到多大程度上的弥补或修复，是很可疑的事情。作为一个职业读书人，我为此沮丧不已。但整整十六年前，我似乎还没有这种沧桑感，有的只是一股子愣头青精神，粉刺尚未全消，还需要败火的药物。这使得本书中火气与嬉皮士口气相杂陈，态度的横蛮与表述的粗鲁相交织。这种品相上的破败之处，敬请各位看官原谅。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有人认为，这是我们的祖先为我们留下的最伟大的格言。我非常赞同这个观点。说到底，进德修业，求学问道，最终是为了明白人生的真谛；所有的学问或知识，都得指向人生之大道。西谚有云：“从天堂到地狱，我路过了人间。”但明白了真谛或大道，就不枉来人世一遭，地狱又有什么可怕的呢？也许，真谛与大道能让我们尽可能修补娘胎里带来的不足。这是我十六年后再读本书时的感慨，并以此感慨为自己壮胆。
感谢北岳文艺出版社社长续小强先生，感谢本书的助理编辑孙明亮先生。明亮纠正了本书中的很多错误，让我既羞愧又感动。
2013年6月19日，北京魏公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