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喜欢读龚自珍的诗，尤其爱读他的《己亥杂诗》。《己亥杂诗》真算一个奇迹。龚自珍生于1792年，死于1841年，享寿五十年。己亥年是1839年，现在也考不出究竟为什么，他不得不离开北京，回故乡。那一年，他的诗兴是那样浓，感怀是那样多，所遇皆能成诗。难道诗人知道自己已经不久于人世了吗？诗情喷涌而出，无遮无拦，弥天漫地，留给后世读者无价之宝。近日读钱仲联先生的《人境庐诗草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三次印刷）才知道，同样开时代风气的黄遵宪也有一组《己亥杂诗》。当然正好迟六十年。黄遵宪生于1848年，死于1905年，享年五十八岁。他遇到的那个己亥年是1899年，一说便知，那是戊戌变法失败的第二年。而黄遵宪是维新变法的积极人物。据翁同龢日记，在变法失败前几天，徐致靖向光绪皇帝保荐一批新派人物，其中有康有为、张元济、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等，但是慈禧的政变已经付诸实施。梁启超为黄遵宪写的《墓志铭》上说，那时黄正“养疾上海，淹留未行。……而党祸卒起，缇骑绕先生室者两日。”那时黄遵宪正准备奉使日本，人在上海，后来就给了个就地免职处分，回老家。这也算机缘凑巧，留得小命一条。如在北京的话，说不定他也会在北京菜市口开刀问斩。自1898年以后，他就回老家广东梅州。第二年是己亥，他写下《己亥杂诗》八十九首。
我不懂诗。大体觉得诗才还是龚自珍高，也较好读。就以这两个同题组诗而言，也看得出黄在学龚，有时诗里就用龚的句子。但是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里说黄的诗：“盖主人一生之小影也。”他是变法不成，痛定思痛，一年写出这八十三首七绝。黄诗最爱记事。他在海外使、领馆工作，游踪遍四大洲，见识也多，最喜记事，而尤喜在每诗后作《自注》。对于喜欢闲读泛鉴地读来说，这种《自注》颇能引起特种趣味。我查对一下这一组《己亥杂诗》，八十三首里就有自注五十四个，能使后来人看出一点当年历史细节。何况钱仲联先生的笺注细致丰富，使读者获益。我极喜欢读黄遵宪的《己亥杂诗》，以为它可为治史者提供可贵资料。有两首诗写变法之前几个月的事。那自注就很可贵。一则云：“召见时，上言泰西政治，何以胜中国？臣奏泰西之强，悉由变法。臣在伦敦，闻父老言，百年以前，尚不如中华。上初甚讶，旋笑颔之。”光绪变法的态度，极明显，也极生动。接着一诗又有自注云：“戊戌二月，上命枢臣进《日本国志》，继再索一部。奉使日本，由上特简，三诏敦促，有无论行抵何处，着张之洞、陈宝箴传令攒程迅速来京之谕。然余以久病，恨未能遽就道也。”这一则里说到两事。一是要《日本国志》，这是黄遵宪自己写的一部关于日本的书，大约在1894年前后于首次于广州刻成，后来再版两次。当然，它关注的是日本维新变法的历史。黄遵宪对日本明治维新是很赞赏的，在一个“自注”中说，“维新之业，成于二三豪俊，实基于在下之仁人君子心力之为也。呜呼！”这声“呜呼”，是失败后忆及往事之感叹，很动情的。《己亥杂诗》第四十二首说“后二十年言定验，手书心史井函中”，这里又有自注云“中国必变从西法，其变法也，或如日本之自强，……要之必变”。这书引起光绪皇帝如此注意，可见光绪变法的热情。至于皇上要张之洞等大臣命黄遵宪立即来见，不管现在黄在哪里，都来。干什么呢？于是我就查《张之洞年谱长编》，想看个究竟，但没查到，也许是我见的资料有限吧。在其他的自注中还说到，在几年之内，曾有陈宝箴、张之洞、荣禄、王文韶等十几位高官向皇帝提名保举他，都不得被用，因为朝廷里的党争严重。他要见一见皇帝也是不够级别的。第六十三首里有一自注说：“故事道府以下官必先行引见，乃得召见。余因总理衙门征召至京，本有由吏部带领引见之旨，而部议尼之（尼，阻止的意思——作者注），乃奉特旨预备召见，盖异数也。”由此看出，他见到一次皇上，是多么不容易。
最近读余音著《百年黄昏》，这是一本关于戊戌变法的专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此书写得深入浅出，极为有趣。但不是“戏说”，相反，资料很多，每有说，必引证。当然也不是说此著就是权威定论。这书里有一章题为《究竟谁是变法的领袖》，反掉康、梁为领袖之说以后，说“光绪才是唯一真正的领袖”。我想也是有点道理的吧。但这本书里就没用到黄遵宪“自注”的资料，有点可惜。我想类似的资料一定还有许多，可证明光绪皇帝在发表定国是诏以前，已很有决心。不过他没有实力，没有干部，又没有执政经验，因此失败。但也还可以是失败的领袖。失败了，诗人黄遵宪《己亥杂诗》的最后一首的最后一句是：“关门还读自家诗。”读，也是写，这一段伤心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