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想,陈寅恪先生终老于大陆,但他晚年在大陆经受的政治运动太多,因此,他虽有许多弟子,他的学风并不盛行于大陆,却在港、台或国外华人的学术界偶现。近来我读胡文辉先生著《现代学林点将录》,觉得作者视野开阔,目光犀利,虽是逐一评论学人,而全书颇有学术史的风度。在此著中就将余英时排在地煞星的第一位,对应于神机军师朱武,我想这是有眼光的。此书作者说:“综合而言,其于海内外知识界的影响,可称当代第一人。”而且指名道姓与大陆某些学者相较,以为余英时更胜。
我以前曾写小文《解诗颇似陈寅恪》,说的是余英时(1930— ),他在《方以智晚节考》里,以及在笺证陈寅恪诗时,多曾露出这种风格和能力,其方法大体即是,把有关诗作,当作人物或作者的“心史”,并以证兴亡大事。我在那小文中说:“不管是谁人,读了《方以智晚节考》,都会惊讶而高兴地发现,陈寅恪的研究方法和论述策略,在余氏的这本书里也得到很好的应用。特别是在读到此书关于方以智投水自杀于惶恐滩的考证,更会有此想。……比如,说方以智之子记方以智‘舟次惶恐滩,疾卒’,其中之‘疾’是‘突然’之意,而非‘病’。余氏文中曾说:‘盖密之自沉节殉事,方氏兄弟既不欲彰其迹,又不忍没其实,是以必微婉其诗,隐约其说,故留隙缝以待后人之发其微……’读到这种地方令读者拍案叫绝,大呼又见陈寅恪方法的应用。余先生本已屡屡言及他对陈寅恪方法的敬重。”余英时说到,早在上世纪50年代,论及陈氏《论再生缘》时,他已说自己是探其心迹的“始作俑者”了,可见他向往陈氏之学,其来已久。后来余英时又有文云:“在意识形态之争基本上已告结束的今天,陈寅恪的文化观反而和新一代的世界文化思潮越来越接近。这真是历史的讽刺。”这都可以见出余英时从钱穆学史出身,而方法多靠近陈寅恪。《现代学林点将录》记长期在美国生活的史学家杨联升,说其为学:“在领域及取向上,实追随陶希圣,而在方法及风格上则借鉴陈寅恪。”这涉及学派、学风问题。最有趣的是谈到周法高的治学。周法高(1915—1994)主攻古代语法和音韵。他远在美国,研究的是钱谦益、柳如是,外加吴梅村。其实周法高并未曾师从陈寅恪,也无接触。所受影响,全来自学术本身。“周氏论学,自认多承受陈氏中年学说的暗示,尝谓:‘余于寅恪先生,虽所学不同,然受其影响则至深且巨。其著作已刊行者,得尽读之。先生有《四声三问》,余则有《说平仄》,先生精研华梵对音,余则有《切韵鱼虞之读音及其流变》……先生有《读哀江南赋》,余则有《颜之推观我生赋与庾信哀江南赋之比较》……可谓夫子步亦步,趋亦趋矣。尤有进者,先生笺证元白诗,余则笺证钱(牧斋)吴(梅村)诗;先生精研南北朝史事,余则有《颜氏家训汇注》。’此时复继踵晚年陈氏而治钱柳问题,则其于寒柳之学,自壮及老,皆可谓追随其后矣。”这位周法高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或者说是,不幸的事,是他害的病也与他所宗尚的陈寅恪相似,或者说,简直相同。其文云:“又,周氏四十多岁后视网膜脱落,视力受损,时常摔倒,最严重时,骨折七处。则其人之身,不亦近乎‘失明膑足’的寒柳翁欤?”
前述的余英时、杨联升、周法高,都居于大陆以外,但他们在很早的时候就受陈寅恪学术上的影响。其中,杨联升听过他的课,有过接触。另外两位则全是从著作上了解。而在我们大陆上,这样的学者,包括陈氏的学生,这么做的,或做到这一步的,相对而言,就较少。有者,就是他的学生,或专治六朝隋唐史的学者。魏晋隋唐史专家唐长孺,他不是陈氏的学生,但在治学上全学陈氏方法,以陈氏的“教外别传”自居,有诗云:“他年若撰渊源录,教外何妨有别传。”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我读过周一良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札记》,自然可以见出陈氏的方法传统。因为他曾是陈寅恪的得意弟子,但后来为陈氏所不满。这当然都有当时的政治环境的影响。我想到,中国的学术就是中国的学术,各大派别,自有它自己的学术力量,作为一个时代的传统,流传后世。“学术为天下之公器”,你在大陆可以采用,我在港台或美国,也可采用。用与不用,全在一心。远的可以漂洋过海,近的就只在身边。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很清楚。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