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正在播出的电视连续剧《辛亥革命》真的是非常动人的，它较好地再现了那个时代革命者所处的困境，他们的高尚品格和情操。孙中山、黄兴等人的形象都光彩照人，袁世凯的形象也很好。但是，据我看来，其中的章太炎形象似乎稍有不足之处。我以为，这里面把这位大学者、大革命家表现得疯疯癫癫，太神经质了。确实，当年的章太炎在生活中，是有急切、暴躁、易怒的一面，但是他还有另一面，正常的、平易的一面。否则，他那一肚子学问怎样做出来，革命的理论怎样写出来，革命的组织怎样建立起来？
鲁迅、周作人都是他的学生，在日本几年里，他们师生之间交往也算较多。从鲁迅、周作人的回忆中看，并从当年许多学生辈的人们的眼睛里看，章太炎的确有重要的另一面在。鲁迅一生尊重章太炎，他在1936年10月9日抱病写《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说：“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到了同年10月17日，也就是他去世的前两天，鲁迅又写《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可惜未能写完此文，而先生逝矣，那就是鲁迅的最后一篇文章。鲁迅在1933年6月18日与曹聚仁信里说：“太炎先生曾教我小学，后来因为我主张白话，不敢再去见他了，后来他主张投壶，心窃非之，但当国民党要没收他的几间破屋，我实不能向当局作媚笑。以后如相见，仍当执弟子礼甚恭（而太炎先生对于弟子，向来也绝无傲态，和蔼若朋友然），自以为师弟之道，如此已可矣。”这里除了说明鲁迅眼中的师弟之道以外，也附笔表现了章太炎的“和蔼”一面。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一文中回忆当年（1908—1909）在日本东京《民报》社（就是电视里也重点介绍的那份重要报纸，章太炎主办）里听讲的故事。“一共是八个听讲的人……当中放了一张矮桌子，先生坐在一面，学生围着三面听，用的书是《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地讲下去……太炎对于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学生却极好，随便谈笑，同家人朋友一样，夏天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长背心，留着一点泥鳅须，笑嘻嘻地讲书，庄谐杂出，看去好像是一尊庙里的哈喇菩萨。”说到这里，我倒记起一个生活场景，是在日本的。那是周作人在《〈一岁货声〉之余》里记录的，给我印象很深。其文曰：“我只记得章太炎先生居东京的时候，每早听外边卖鲜豆豉的呼声，对弟子们说，‘这是卖什么的？natto，natto，叫得那么凄凉？’我记不清这事是钱德潜君还是龚未生君所说的了，但章先生的批评实在不错，那卖‘纳豆’的在清早冷风中在小巷里叫唤，等候吃早饭的人出来买她一两把，而一把草苞的纳豆也就只值一个半铜元罢了，所以这确是很寒苦的生意，而且做这生意的多是女人，往往背上背着一个小儿，假如真是言为心声，那么其愁苦之音也正是无怪的了。”原来，日本的“纳豆”，就是中国豆豉一类的东西，周作人文章里就称之为豆豉。对穷苦人，章太炎就是这样反应的。
但是在这个电视剧里，好像发脾气成了章太炎的常态，对友人同志，常是暴怒。要动笔写文章前，也急匆匆把桌上的书或纸扔到地上，那样的心态还能写下文章吗？我只是一个普通观众，并不知电视剧的艺术。我想也许编剧是把当年人们称章太炎为“章疯子”看得太认真。他对“大人物”的确常有些出格的行为，有时话走极端，所以当时报刊就给以夸大的宣扬。我忽然翻到1925年鲁迅的小杂文《补白》，说的正是这一点，抄下来供读者和观众参考。“民国元年章太炎先生在北京，好发议论，而且毫无顾忌地褒贬。常常被贬的一群人于是给他起了一个绰号‘章疯子’。其人既是疯子，议论当然是疯话，没有价值的了，每有言论，也仍在他们的报章上登出来，不过题目特别，道《章疯子大发其疯》。有一回，他可是写到他们的反对党头上去了，那怎么办呢？第二天报上登出来的时候，那题目是：《章疯子居然不疯》。”这其实是当年政客们的一种斗争手段，分辨不清，是会上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