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瑜《寻找巴金的黛莉》
纪实文学作家赵瑜的作品都是厚重之作，接近现实，事件重大，因此引起读者的关注。现在他还是这样取材，这样写。这是他的风格，其实也是许多纪实文学作家的共同路子。可是他的新作《寻找巴金的黛莉》全然不是如此了。这书不算长，十九万字，在赵瑜的作品里算是小玩意儿。因为小，我的目力才能承受，于是读了。我又一次被赵瑜的写作才能所震动。
从书题已可以看出此书的内容。我再说得详尽一点也就是：作者从太原古董商购得七封旧信，是1936年至1937年巴金写给山西太原一位女读者的，这读者也即收信者，名“赵黛莉”。信是七十年前所写。收信人地址是：太原坡子街20号。七十年了！赵黛莉是谁？坡子街20号在哪里？于是——“寻找”，寻找这位巴金小说的忠实读者。这个题材可不能说“贴近现实”，七封信也算不得“重大题材”。寻找？谈何容易。读这书累得我眼痛。慢点读不行吗？不行。因为这个寻找像破案。我好像回到了青年时代读福尔摩斯探案那样，急于知道结果，也就是这位赵黛莉现在何处？是位什么人？还活着吗？还好吗？事也真凑巧，就是有一位刑警破案能手，相当于福尔摩斯吧，参与其中。那可也不是赵黛莉惊动了警方，不值得。而是那位古董商卖出信不久以后，被人杀于铺子里。古董商被杀当然是大案，这位刑警高手，自然参与——这是他的工作。而赵瑜这个交接广泛的人，同古董商是好友，同那位刑警也是好友。他会晤好友刑警时谈论那杀人案，进而请他也帮助“寻找黛莉”。还不能不提的是，古董商以一万元之价售出七封信时，已有诺言：“坡子街20号”他能查出其当年主人。古董商死了，线断了。刑警专家查旧档案，找出新线索，分析合情合理。就要“破案”，大家欣欣然之时，发现不对头，线索又断。此后就靠着赵瑜个人的关系网，从太原找到宁武，从宁武找到西安。这不光是跑腿的苦差事，也是查阅旧户口档案和各种资料的苦差事。这说明，作家的才能也需要勤奋来支持。
我说的这是“寻找者”的一方面。这只是全书里三个方面之一。还有写信者的一方，即巴金。七封信，逐一公布并作分析，也就是对于当年巴金的行踪、创作和思想进行考证。这既是一个社会历史的方面，也是文学史的一个方面。作者赵瑜在这一方面下了大功夫。第一封信写于1936年4月20日，当时用的什么信纸和信封，信封上的地址和电话号说明巴金的所在。这要有一次严密的考证。当然，有几部巴金传记可资查阅。但是，不够。那是一个多事的历史年代。比如，第二封信写于1936年5月25日，用的信纸不再是印着“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了，而是《译文》社的信纸。此为何故？作者的叙述里说：“从信中‘我给你订了一份新出的《文季月刊》’一语推断，此信只能写于1936年。有史料表明，巴金和靳以是在1936年6月将《文季月刊》创刊号推出的。……这封信使用了《译文》社信纸，亦有出处。《译文》是由黄源先生主持的一份‘介绍外国文学与艺术的月刊’。巴金致黛莉此信前二十余天，即那年5月3日，黄源在上海聚会为《译文》复刊请客。当天鲁迅日记中记载：‘译文社邀饭于东兴楼，夜往集者约三十人。’巴金也参加了这次活动。在当时，巴金与《译文》黄源先生过从甚密，时有翻译作品问世。他使用了《译文》信纸，也就毫不奇怪了。”这样的考证尚在小事小节。有时，作者从细节里透露出重要的历史脉络，使读者记住那个时代。如在说及此信所言为黛莉订阅《文季月刊》时，说道：“《文季月刊》还与《译文》《作家》等刊物一道，共同发表了《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又是上海两大革命文艺阵营发生裂痕的继续……”那就是所谓的“两个口号之争”的事了吧，读者已详，不再多说。第三封信所署日期为“8月31日”，那是哪一年呢？作者考证：只能是1936年，而不可能是1937年。“1937年8月31日，巴金先生正在愤激地写作和紧张地编撰全国第一册抗战期刊。”这是指《烽火》，9月5日出刊。作者分析，在那个时期，巴金信里就不会有“天气不好，人容易生病”，“这两天渐渐凉起来，我得在写作上多用点功才行”，这样的“闲话”和“雅兴”。因为那时，日寇的轰炸机“正在上海的天空中俯冲”！这是在考证只标月、日，而没有标年份的信件时的考证。我在这种小考证里，看到一个大时代的轮廓。在这本书里，类似的小考证，所见不少。再参以其他叙事，我们可以看到巴金所处的时代，以及巴金当年的思想和生活。中国即将进入抗战时期，巴金也即将进入烽火连天的生活。我在这里只举出三个小例。这七封信，一经作者开掘，真的展现一个时代和一位作家的内心。
在写上海的巴金时，赵瑜不由做出许多联想，或者你说是关于现代文学史现象的评说也可以吧。我总以为，这些评说，在这本书里也是极重要的，是当代作家对前辈们的评说，也是对自己一代的某些失望。这些东西要写进来，这才是作家的投入，也是后辈人在七十年后的感触，这是以今天作家的眼光看巴金，发掘巴金。敏感的话题有：“萧珊（巴金先生的夫人）以上海中学生身份信邀巴金相见，与山西女生赵黛莉致信巴金是同一年。他们相见在巴金致黛莉第三封信的同一个月里。”“我们无法推想，假如赵黛莉不是居住在遥远的山西……”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因为当时巴金独身而热情。这且不说吧，因为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赵瑜说：“想一想，我们这一代作家……我们很烦躁，脾气足够大，一个个都跟伟人似的，其实这‘伟人’，也就是伪人罢了。”我这个读者赞赏这样的检讨。赵瑜直接触及文学史上的问题：说研究者们“从来不去研究巴金曾经站在其他‘主义’立场上，呕心沥血，为中国当代纪实文学的早期开拓做了哪些贡献。”赵瑜所说的其他“主义”，就是无政府主义。巴金从1923年，就写了一系列这种作品，赵瑜列举许多。我以为这是有意义的“开掘”。他说：“只因其立场观点与后来的主流评判存在种种差异而被整个研究界忽略。”我没有研究过巴金，不知情况是否确实如此，但在“相当程度”上是这样的吧？还有，巴金的第六封信中有这样的话：“多体验生活，多读欧洲大家的作品，多写。”关于“体验生活”，巴金在1936年就使用这种表达了，也许不只他一人有过这种表达，赵瑜说，他以前只知道这是毛泽东《讲话》里“专项”使用的表达方式。据我所知，赵瑜并不是研究巴金的专家，他是行文至此，不得不言。这很动人，表现出一种大气和诚恳。至于赵黛莉终身受巴金的影响，直到九十多岁，立身行事，自有主张，自有原则。这也可以看出巴金作品的影响力量，这是后话，在此一提。还要一提的是，赵瑜这个山西汉子，当然熟悉阎锡山。文章写到那个时代，不能不涉及阎氏。他发现巴金当年写信很小心，信中不用“抗日”的字眼儿。赵瑜说：“殊不知阎锡山为保故土，是真正要决死抗日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合作，阎锡山力倡枪口一致对外，中共八路军三个主力师，唯有在这一伟大基础奠定后，才能在山西公开立足。”后来又说道：“说实话，毛泽东在陕北，蒋介石在重庆，八年安全，运筹帷幄，持久指挥，实与阎锡山坚守黄河，御敌克难，息息相关……”这是从七封信说到当年的政治军事形势了，所谓“克难”指的是当时阎锡山在黄河边的驻地“克难坡”。
当然这书的第三个方面是赵黛莉的情况。赵黛莉无疑是这本书的主线，但在前面大部分，她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或者说是飘忽不定，难以捕捉。但是查考到最后，她也同当代一般知识分子一样，同样辛苦，同样屈辱，同样危难。她原是太原坡子街20号大院主人赵廷雅的亲侄女。父名赵廷英，她名赵梅生。因为与同学们交游，大家各以“黛”排出一个新名字，她就叫个“赵黛莉”，并以此名与巴金通信。赵廷雅、赵廷英兄弟二人（弟兄共九人），都是知识分子。这二人在日寇占领太原时曾任伪职，但那位赵梅生即赵黛莉，在日寇入城之日就远走西安。她选了不同的道路。后来，为了生活，她曾去兰州，结婚，生女赵健，后又随夫去上海。但她不愿做“二房”，乃离异，独自带着赵健生活。解放后又去西安，先后在银行系统和西安交大工作，工资尚不算低。但是，受歧视，遭审查，在“文革”中被抄家被斗争，这都是必不可免的事。现在？可以告慰的是，她晚年很好，同赵健一起生活。她一直没有回过太原。九十岁了，身体好，精神也好，往事记忆清楚。问到她七封信，她还记得是藏在坡子街20号房里的顶棚上。对！那古董商也是这么说的。上海解放时，她在上海。作者说到这一点，极富于想象力和诗意：“5月27日早晨，在蒙蒙细雨中，黛莉和银行同事们一起，走上街头，热烈欢迎共产党军队开进大上海。有趣的是，在同一时间，黛莉最热爱的巴金先生，也身处欢迎‘共军’的人群中……”后来，她所在的“四明银行”裁员六十多人。那时，“黛莉照着巴金著作，模仿着写出一份《告全体雇员书》，带领大家坚持上下班，向资本家要工作，要薪水。她带头领导雇员前往上海市政府请愿……”但当时政府不能多管私营银行内务。市政府答复中有言，“可以介绍你到一家新单位去上班”。这很难得，但赵黛莉以“岂能只顾个人”的考虑，没有接受。她只能带着小赵健，仍去西安找到姐姐，再找工作。赵黛莉的行为，不是真有点巴金小说人物的风格吗？要说影响，这就是。而且受巴金这种影响的，也不只赵黛莉一个，可以说成千成万吧。作者论断：读巴金“可以使人向往革命”，但是“不会更向前走”，“革不出一个名堂来”。成不了丁玲，成不了林道静，所以要“洗脑”“洗脑”再“洗脑”。一场又一场斗争，直到“自相残杀起来”。这一点“有些扯远了”的话题，在全书的第19节里，我以为颇为重要，值得玩味。
这是1950年的事：“坡子街20号大院，匆匆转让给山西兵工厂。”那个古董商原先曾在这个厂当工人，所以他曾向赵瑜说，他可以帮他寻找赵黛莉。现在连这厂子的遗址也没有了。而关于古董商被杀案，也还没有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