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吴永是浙江省吴兴县人，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偕光绪帝逃出北京，第一站就落脚在北京西北的怀来县。狼狈不堪，吃喝难供。那时候，这位吴永正好在怀来当县官，努力供应“两宫”所需，因此赢得慈禧的欢心和信任，就任命他为“前路粮台会办”，跟着走，向太原方向逃去。由太原又往西安，而后又跟着由西安返北京。那一年里吴永成为了不得的大人物，出入宫门，面见慈禧，所以知晓宫廷大事也很多，很具体。到了1928年，有位浙江老友，记下吴永的口述，出版了《庚子西狩丛谈》。这本书在1985年由岳麓书社重新出版。我早已购得，并读了一遍。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位倒霉的刑部尚书赵舒翘。原来在1900年义和团闹起来，在民间抢掠烧杀，而且攻击使馆，杀洋人，说义和拳是刀枪不入，符水万灵。弄得慈禧和若干王公大臣也信。慈禧派出满臣刚毅带着赵舒翘到京郊某些地方查看，看看到底行不行。赵舒翘看着不行，曾写奏章说明。但是碍于老太后的迷恋和朝臣的拍马，他的奏章未敢奏上，只顺着朝廷的形势来向老佛爷口头说明。事实上，此后不久，慈禧就处死了朝中五位反对义和拳的高官，包括久在外洋工作的外交家许景澄。赵舒翘当时如果说了真话，也是个死。
后来朝廷跑到西安，赵舒翘也跟了去。李鸿章临危受命，到北京和谈。据后来周劭先生的一则短文说，八国联军的头子德国统帅瓦德西提出要惩办首恶人员。这是近代世界史上惩治“战犯”的先例，不过当时不叫“战犯”而已。那么战犯该是谁呢？第一个该是慈禧，但不能提她。第二个该是端亲王，他又死了。第三个就该是刚毅。可是这个刚毅也死在逃亡西安的道路上。怎么办？只好拿办赵舒翘来满足洋人的要求。这时赵舒翘正在西安。于是下旨“斩首”。赵舒翘是西安人，为官也还好，在地方上颇得民心。风声传出，西安人极不满。这时清廷害怕在西安闹出“民变”，使朝廷更加不稳。于是就改“斩首”为“赐自尽”——这样可以悄悄地进行。所谓“赐自尽”就是命令其在家中自杀。干这事有大臣监视，亲见结果，回去报告。朝廷限定时间要完成。派去的监视大臣是岑春煊。这事也是很惨。书里记载：“赵体质素强，扼吭仰药，百计不得死。而岑在客堂，不耐久候，再四逼促，词气凌厉。家人不得已，乃以棉纸遍糊七窍，浇以烧酒而闷煞之，屡绝屡苏，反复数次而后毕命。”据周劭短文中说，“赐令自尽”里最优待的办法是“吞金”，平常民间有人吞一个戒指就会肠裂而死。但这位赵舒翘吞下赤金二两也未死去，只好用别的办法。我想也许是岑春煊太性急的原因吧，因为吞金也要等待那金子坠破了肠胃，才能死去。
近来读《张之洞年谱长编》，那里面也提到这件事，还说到当时的权贵们对此事的态度。我想，这也许有点趣味，摘一点供读者看。1900年11月8日张之洞与刘坤一、袁世凯、盛宣怀电报中说：“十一人全诛，断办不到，且亦不可。……若各国嫌办人太少，或设法将已死者凑数，刚戮尸，徐桐、徐承煜、裕禄迫夺，崇绮撒恤典，谭文盛重办……则合计已有十余人，或可搪塞。”这“搪塞”之法，也是几位大员都同意的。但不行。再说那位赵舒翘。张之洞以为：“论英（良）、赵情节本轻，乃欲一律论死，实太不情。英……并无纵匪攻使重情。赵查办拳匪仅两日，颇有解散，回奏亦称拳为邪术不可恃，更属冤抑。启、徐平空添出，自行拘禁，大失国体。”可见那时张之洞等人，还是以国体为重，而且看重事实，不主张事事听从洋人，无故杀戮大员。1901年2月6日又有一电云：“赵舒翘一员，似乎拟罪浮于情。此等重案，关系国家全局，必须核实方能有所劝戒，众情自觉允服。”这时候只有那个袁世凯意见不同，但表述有力。张有一电文曾引袁的话说：“时势危迫，但知保宗社，安两宫，诸人即有冤抑，亦不暇顾。”这算什么话呢？这样说来说去，时候已到，张之洞电云：“惜明旨已发，不及救矣。”赵舒翘就这样被处死了。1999年8月周劭先生发在《文汇读书周报》上的文章说，赵舒翘还真是一个不错的官，有著作，名《提牢备考》，是关于清代刑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