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自光绪朝以后，也要“师夷之强”，振兴工业，于是翻译大潮兴起，带来新知识、新思想。这是了不起的一番运动。当然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首先要向西方学习其技艺，但也少不了其他方面。严复从1895年以后，译过来《天演论》，1898年出版。且看那时鲁迅作为一个青年学生的感受。他在《朝花夕拾·琐记》中记道：“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正。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开首便道：‘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二千年前，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后来，鲁迅说，一有闲空，就读《天演论》。他后来还说过，读得摇头晃脑而不觉其头晕。当然，那是名译，但不是严格的翻译，只是以典雅的古文，准确地传达原著者的意思。后来，又有了林纾翻译的小说，那更有点离奇。林氏并不懂外语，要一位合作者读原文，讲其意，由林纾改写而成。这种翻译就是当年风靡一时，改变国民思路的翻译。鲁迅与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时就开始的翻译，是在这种影响下开始的事业。那已经是在20世纪初叶。二周的译文，最初也是用的文言文，这与严复、林纾是同样的。当时此类事情很多。据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那时包天笑的日文可以，而英语不行。他的好友则英文甚好，而中文不甚高明，于是他们两人合作，一个口述，一个作文，译出半部《迦因小传》。为什么说半部？《钏影楼回忆录》里说得有趣：友人在旧书店买得下半部，一看很有趣，两人就这般译开了。译完还不知作者是谁，也无法买到上半部。他们当时办了一个《励学译编》丛书，一商量，就在这部丛书里出版了。一出版，反应很好。回忆录说：“后来林琴南觅得了这书的全部，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取名为《迦因小传》，只于我们所译的书名上的‘迦因’二字，改为‘迦茵’，并特地写信给我们致意，……当时我们还不知原书作者是谁，承林先生告知：原著者为英人哈葛得，曾印有全集行世。”现在看来，这简直可笑。
这种翻译大潮的兴起，就引人向1898年的戊戌变法走去，而且走得更远。最近我读了《张之洞年谱长编》（吴剑杰编著，复旦大学出版社）。张之洞（1837—1909）是清末重臣、名臣，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曾任两广、湖广和两江总督，是封疆大吏。他就始终看重工业发展。他任总督的那二三十年，在广州，在武汉，在南京，每天处理的要务就是修铁路，办铁厂、煤矿，造枪炮子弹，办官钱局，办造币局，办工厂，办学校，造轮船，修码头，办海军学校和陆军学校以及学洋务的学校，等等。这就要向各方大员联系，以至向中国驻外使节联系商量，借钱，聘人，请洋教员、洋教官。为此就要向朝廷报告请示，向各省各部官员商量恳请。我看这部《年谱长编》里大量记载的就是这样的各种公文信件。这里只说学洋文和请洋人的事。其实他在山西任巡抚的时候（1882—1884）已经请著名洋教士李提摩太当他的顾问，又“于省城设洋务局，延访洋务人才”。“果有闻风而来，无不量材委用”，而且，“所有新出关涉洋务各书，随时向津、沪购买”。那时他就很有气魄了。在粤时，他奏请招外教：“臣已电致出使英国大臣刘瑞芬，分别募致矿学、化学、电学、植物学、公法学五种洋教习各一员，来粤教授……”在鄂时，尤其尽力为此。如电告柏林许景澄：“敝处需译材颇殷。……现拟译西书切要数种……有一卷即译一卷，译一卷即刊一卷，深盼玉成。”又致电驻日使员：“贵署有翻译生员，可否派一两人译其紧要有关中国政事学术者，按旬交邮政局寄鄂，其薪水由鄂出。”为改进湖北的学堂，向朝廷奏曰：“总之，新理新学非贯通洋文者无从得其底蕴。故士大夫多半晓洋文，而后各种政学有所措手。储译材于此，储通材亦于此……”他致美国使馆大员也说：“……祈将英、美、德陆师、水师大学堂章程及所有读本，除语言文字各书外，全数购齐，速寄鄂，以便译为武备学堂之用。”以上所举几例，都表现出一种狂热的求新知，求通晓洋文人才，急欲翻译洋书的心情。我读此是很受感动的。我觉得，清末以后翻译大潮的兴起，是与当年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封疆大吏的洋务思想极有关系的。虽然那时的翻译不规范，较粗糙，常有泥沙俱下的情况，但是主倡者的开辟有功，功莫大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