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近年以来学界对于陈寅恪史学和诗学的研究渐渐深入，而且渐入佳境，好像是形成了一门“陈学”。最早开启这一工程的，是对陈寅恪深有研究的余英时先生，他在《论述陈寅恪的史学三变》（1997年）中，大胆提出陈氏晚年巨著《柳如是别传》是以“小说家之想象用之于写史”，而同时又“仍然是真实的历史，毫无虚构”。这是陈氏史学的一次大的跳跃。而同时他的晚年诗文“别具有曲折幽深的特色”。什么特色？就是在文禁森严的形势下，不得不用隐秘的方法，嘲世叹人，讽当局而述“心史”。余先生解曰，陈氏言及自己晚年的史学方法是——“亦更非太史公、冲虚真人之新说”。此处太史公当然是司马迁，取“马”字；冲虚真人指列御寇也，取“列”字。此即暗指不用马列方法。这是陈氏后期自用的“暗码”，读者一疏忽，即不能明其意。我以为这是余先生首先提出了“陈学”的特点。陈学是相当博大的学问，非浅识如本人者所能言。但是，它也甚为引人，学识不足者也想探头一窥，寻找趣味。陈氏关于隋唐史之研究，难以浅谈。但是自从《柳如是别传》出，一般读者的兴趣也增加，因为其中的故事引人。好像自余英时先生的一系列研究论文连续发出以后，才更引起国内外的注意。据我所见，余英时在论文集《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三联，2005年）有一组四篇论文，即论陈氏的《论再生缘》（1958年）、晚年心境（1982年）、儒学实践，还有史学三变；其中论陈氏的史学三变，指出《别传》可比小说，论史犹如他自己的“心史”。这一来就引导读者向陈寅恪的“心史”注意，重视诗里的古典，更注意诗里的“今典”。“今典”在当前的社会是不好直白言说的，因此要有策略，绕弯子，使“暗码”。此外，我见到的还有冯衣北著《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花城出版社，1986年）附载的余英时论文五篇。于是，读者多起来，研究者也多起来，“陈诗”里的“今典”或“暗码”问题引出更广大读者的兴趣。比如，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里解“落花”（1956年）诗中“林花天上落群芳，飘落人间共断肠”云此系指：斯大林死，共产党（共断肠之谐音）破产。这样的例子很多，是余先生深读后的见解。当然也有学者有不同意见，或以为求之过深或近乎猜谜者。我想那是学术研究中常有的事，《红楼梦》之“红学”，就引出了“曹学”，不管红学曹学里，都有这样的不同看法。我近来读胡文辉先生《陈寅恪诗笺释》。胡的著作是在余英时研究的基础上更近一步。余先生的陈诗释证或新证都是针对某一问题，与冯衣北先生、汪荣祖先生论辩，所涉及的诗不过三五十首。重要的是从方法上提出重要的问题。而胡文辉的大著解陈诗，是全面的，陈诗存世者一共三百首，逐题细解，笺释诗里的古典自不必说，重要的是笺释诗里的“今典”，也即在当时社会背景下，实指何事，讽喻何事，抒发何种情怀。对余英时的解释，也偶有异见。请想，陈诗多是绝句律体，字数并不多。但现在《陈寅恪诗笺释》写成皇皇巨著二大册，共一百三十万字，可见研究之细，功力之深。
要了解此著，我觉得细读一下此书的三篇序和作者的《后记》是十分必要的。先说《后记》。胡文辉在一开头就说，他对陈诗感兴趣就是起于冯衣北《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书里所附余英时的几篇论文。那是五篇论文，也不过一百五十个页码。但是，那种广征博引，细论世事和陈氏“心史”，真也令人叹服。胡文辉起初想，他自己纵然再接着研究，恐怕也捞不到几条余先生的“漏网之鱼”了。他佩服余先生的“目光如炬”。但是，有志者事竟成呀。写完全书后，他在《后记》的最后还赋诗述怀云：“欲将新证补潜山”。（余英时是安徽潜山人）要补一补余英时未及之处，这是有志气，也是学术界后浪推前浪。我作为读者，为此高兴。我再说此书的三篇《序》。合而读之，我觉出这三篇是在描述一个“陈学”的发展轮廓。第一序是罗韬先生写的。这一序论定陈诗的特点与地位，而且论定了胡著源于余英时的方法但另有成就。罗先生的文章也好，忍不住引下两节：“义宁之籍在江西，情结同光，骨肉出于散原，而其诗不入江西之社，不作同光之体，不染散原之风。何也？以其轻于法而独深于意也。”另一节云：“自潜山余英时氏以义宁解钱柳之法，还治其诗，拈出今典，铁函乍发，石破天惊。余氏之胜，在内证法，善以义宁之书证义宁之诗，辨其寄托，启后来无尽门径。此后解人继起，聚讼纷纭，而文辉后出，加其邃密，得总其成。”从诗人陈寅恪身世，到余英时之解诗，再到胡文辉之总其成。大体情况已说清楚。第二序是谢泳先生所作。谢泳在北京购得陈诗的一个抄本，是从中山大学流出来的。当然有一定价值，他送给了胡文辉。抄诗共二十三首，与流传于世的版本，在题目上有所不同。后来胡文辉编就陈诗，其中诗的题目总是先用自己概括的意思标出，然后才是真正的诗题，我不知道是否因为他考虑到已先流传的那些诗题，并不一定是陈氏亲定的最后题目。如果是那样，那么谢泳的这个抄本还是起了一点作用的。第三序是张求会先生写的。其中有言曰：“陈诗的所谓‘暗码’，说到底也还是旧体诗‘暗码’传统的延续和发展”，而且“并非每一首都暗藏机关，即使是那些公认藏有玄机的诗作，也往往源自一时一事的触发，彼此之间很难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窃以为，陈诗虽有‘暗码’但难成‘系统’。”“笺证陈诗最大的难处是什么？……陈寅恪的诗，作者身份的特殊性以及创作时代的荒诞性，很容易诱使笺注者步步为营、处处设防，难免会明处生暗鬼，使原本简单的问题转而复杂化。”张求会先生的提醒，也是值得注意的事。前面所谓“曹学”“红学”也曾发生过这些事情。
前面说到的第二序的作者谢泳先生近日由厦门回太原消暑。他把他新发表在《东方早报》（2012年7月29日）的作品《陈寅恪诗笺释八则》拿给我看。我说，你平常不搞这个方面嘛。他说，来了兴趣。说到这个题目，我们都谈兴甚浓。他说，他与胡文辉是好友，也佩服他的学问研究。但他又有新意见。他说，解陈诗不能一般地从他对当时政策的反应来说。有时他是针对某些熟人朋友的行为而发的议论，当然也包括领导者。以那《八则》的前三首为例。第一首《项羽本纪》（“左转前行陷泽中，沐猴方始叹途穷”），胡文辉以为晦涩难明，或为刺蒋。谢说，易解，此刺张东荪也。向左转，亲共；陷“泽”中，已明言入毛一边。说的是项羽，实指张东荪。第二首《钱受之〈东山诗集〉末附〈甲申元日〉，戏题一绝》中，“兴亡江左自伤情，远志终惭小草名”，亦是讽张东荪。古称江东为江左，示东荪。远志，即小草；荪亦小草。这也是讽张东荪。这些古典，胡文辉在他的《笺释》里都已查明，只是没有引到具体的人物，差了一步，成为模糊不可解。第三首是1954年的那首《贫女》，“幸有阿婆花布被，挑灯裁作入时衣。”胡文辉说是讽统购统销政策，使民间生活困难。谢泳解曰此讽陆侃如、冯沅君夫妇急改旧作（《中国诗史》及《中国文学史》）以迎合形势。谢泳认为，“陈诗标题，凡用旧典，一般都不是本意。解陈诗，这是一个基本思路”。我想，这有些道理。谢先生向具体的人物事件靠近，反倒亲切。我觉得，这是陈学的一个小小发展，可喜也，特在此多说几句。
此文发于《上海早报》2012年10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