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曾读过胡文辉先生的两部大著,一是《现代学林点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虽然著者在书的《后记》里说“从未打算写一部现代学术史的专著”,但其实此著已经具此规模和深度,我就写了一篇《分明一部现代学术史》小文给以介绍。我读到他的第二部书是《陈寅恪诗笺释》(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如果说前一著使我看到了他的博通,后一著则使我看到他专精。这两点集中在一位学者身上是很不容易的事,我就在关注这位学者的成长和他的特色。2012年底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一套文集,其中有他的《洛城论学集》,我立刻买来读。书不大,只收近年来他的散篇学术论文,当然也就讲到他自己的治学。我注意到在此书《后记》里他说,较之以前大部书:“事实上,就思想本位而言,这些文章是更为重要的。其中有若干文字尤其是刊于《南方周末》上的几篇,窃觉可以自负,王元化先生所谓‘有思想的学术’,庶几近之。”这有点当仁不让的意思。他的文章中常有这种意思,我很欣赏。就以此著的书名而言,他说,洛者,是他所居广州之一地名也。近阅张求会《陈寅恪丛考》(112页)有记胡文辉打油诗之句“楼盘处处家何在,笑向旁人夸洛城”,注云“珠江南岸洛溪新城也”。但是,“论学”,作为一个学界晚辈:“‘规格’是很高的。……可是又想,风声既已传出去,也就不必改了。又有何不可呢?”所以他先是“敢”有思想。说到书的《序》,他说,“这本书尤其非他作序不可”。谁呢?就是罗韬先生。是的,罗先生曾为他的前两著写了序。我也读过,深以为切实、中肯。那就看看关于这一本,罗韬是怎么说的。罗韬关于此书说:“这一部论学集,不徇世俗之见,不徇主流之见,不徇权威之见,其中自有一种岳岳不就之气。陈寅恪在1955年致唐长孺信函有这样一句话:‘以闭门造车之学,不希强合于当世’,而文辉可以说是‘以出门违辙之说,不避见异于当世,这是与陈寅恪及其时代微异的地方。然而,其中决非曲学阿世的‘独立之精神’,却是前后相通的。”这种评价是很高的,然而我觉出是符合实际的、真正学术上的评价。
我在此书中《中文世界的阿克顿幽灵》一文里看到一种思想的脉络,那就是由陈寅恪来的。当然,不只是陈寅恪这一脉,而是更大的脉络;看来好像是从胡适、陈寅恪,到罗家伦、殷海光,旁至于蔡元培和鲁迅也在内。(顺便一说,好像他没有当前某些学人的“洁癖”,把鲁迅排除在五四以后向往独立与自由的群列之外。他如此,生活在美国的余英时也如此。)说起来那是从英国那位研究自由史的大学者Acton(译为阿克顿或厄克顿的都有)的故事开始的。胡适接触最早,在1917年的日记上就记着。胡文辉也真是专注,就开发下去,找出有关以上提到的人们,甚至还有陈独秀、李大钊和竺可桢,凡与这位阿克顿的思路多多少少有关的人,都不放弃。我们也听说过,这位阿克顿有句名言是:“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不应忘记,胡文辉是深研过陈寅恪的诗的,而他的深研又是得力于余英时先生对陈诗的研究和阐发。他的近乎结论的话是:“……帝国、民国、党国,如走马灯似的闪现,……百年来中国人对自由主义的理解和实践,进境实在有限。”通观全书,我以为其思想是从胡适、陈寅恪、余英时这么一路走来。看来,前面的路正是长得很。
关于作者自己的治学,在《为业余汉学孤独地喝彩》一文里说得很清晰,而且带着一种自豪的神气。他不只是在为那几位外国学者喝彩,他也是为自己喝彩。这只要对照着他在《现代学林点将录》的《后记》中的话,就可明白。其中说:“我于1985年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本科,读中文系的好处,是考试容易对付,平时不妨逃课,我就只管随自己的兴趣看书。因为觉得精力无法兼顾,也缺乏学习外文的慧根,就放弃了英文,故后来没有正式毕业。”他后来是在80年代和90年代的中国学术风气下读书成长起来。所以他自己是一位真正的“业余”成长的人物。于是他也特别注意,并钟情于那些“业余”成为大家的学者。在此文中,他首先是为荷兰的汉学家高罗佩喝彩,高氏研究的不是当时汉学的主流内容,也不在主流的学界之内。高氏研究颇“杂”,但有成就。胡文辉自己在《现代学林点将录》里把他排在“额外头领一十九员”之中,说“在学院派汉学占主流的二十世纪,他游离于外,一士翩翩,实代表外交官汉学的末代辉煌”。那时洋人研治汉学的,不是大都是外交官或传教士吗?此之谓也。但是,从界外杀进来,显出“业余”者的特色和威风,也不只在外国人里有,他说,就是在中国,成为大家的、开辟一个时代的学者,在清末民初,像罗振玉、王国维、章太炎、黄侃、孟森、陈垣,都是转行过来的。“就连陈寅恪、胡适、傅斯年等貌似‘正途出身’的海归派,相对于其后来的学术专业,其实也是半路出家。”著者在其后忍不住赞扬:“那是现代中国学术的创世纪,是引入西学、创立典范的年代,但也是业余精神尚存的年代。”或许有人说:“因为你自己就是一个业余人士嘛!”他答得有个性,有风格:“对此,我无需承认,但也不必否认。”我前面说过,我欣赏胡文辉的这种态度,坦然,而且自信。
自信不是胡吹。而且我以为,我称胡文辉广读博识也非过誉。书里有一篇《现代学人涉嫌剿袭举例》,从百年来的学术著作中举例示证。他举出“剿袭”的三种形态:一是“直接剽窃例”,中有刘师培、方壮猷、黄现璠、贺光中、王蘧常;二是“因袭旧说例”,中有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胡朴安、谢无量、马叙伦、汪辟疆、钟凤年、张荫麟、张尔田、钱基博、钱穆、郭沫若、萧一山、袁珂;三是“转引材料例”,中有康有为、王国维、钱穆、瞿兑之、姜亮夫、钱仲联、钱锺书、陈奇猷、何新、高本汉。所举都是学界大人物,或重要人物。故他慎重地说:“兹事体大,或未可即视为定论,尤其在过去注释规范不严的情形下……”我们自然不能以他的所见为确论,但是其见之博,读书之细,也实在令人惊叹。当然这也可能是由于我读书太少,容易大惊小怪的缘故。
有几篇文章是批判性的,甚为尖锐,但也令人信服,如批曾经风靡一时的黄仁的大历史观,就是如此。总之,此著颇值一读。
《南方都市报》2013年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