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曾读过胡文辉先生的两部大著，一是《现代学林点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虽然著者在书的《后记》里说“从未打算写一部现代学术史的专著”，但其实此著已经具此规模和深度，我就写了一篇《分明一部现代学术史》小文给以介绍。我读到他的第二部书是《陈寅恪诗笺释》（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如果说前一著使我看到了他的博通，后一著则使我看到他专精。这两点集中在一位学者身上是很不容易的事，我就在关注这位学者的成长和他的特色。2012年底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一套文集，其中有他的《洛城论学集》，我立刻买来读。书不大，只收近年来他的散篇学术论文，当然也就讲到他自己的治学。我注意到在此书《后记》里他说，较之以前大部书：“事实上，就思想本位而言，这些文章是更为重要的。其中有若干文字尤其是刊于《南方周末》上的几篇，窃觉可以自负，王元化先生所谓‘有思想的学术’，庶几近之。”这有点当仁不让的意思。他的文章中常有这种意思，我很欣赏。就以此著的书名而言，他说，洛者，是他所居广州之一地名也。近阅张求会《陈寅恪丛考》（112页）有记胡文辉打油诗之句“楼盘处处家何在，笑向旁人夸洛城”，注云“珠江南岸洛溪新城也”。但是，“论学”，作为一个学界晚辈：“‘规格’是很高的。……可是又想，风声既已传出去，也就不必改了。又有何不可呢？”所以他先是“敢”有思想。说到书的《序》，他说，“这本书尤其非他作序不可”。谁呢？就是罗韬先生。是的，罗先生曾为他的前两著写了序。我也读过，深以为切实、中肯。那就看看关于这一本，罗韬是怎么说的。罗韬关于此书说：“这一部论学集，不徇世俗之见，不徇主流之见，不徇权威之见，其中自有一种岳岳不就之气。陈寅恪在1955年致唐长孺信函有这样一句话：‘以闭门造车之学，不希强合于当世’，而文辉可以说是‘以出门违辙之说，不避见异于当世，这是与陈寅恪及其时代微异的地方。然而，其中决非曲学阿世的‘独立之精神’，却是前后相通的。”这种评价是很高的，然而我觉出是符合实际的、真正学术上的评价。
我在此书中《中文世界的阿克顿幽灵》一文里看到一种思想的脉络，那就是由陈寅恪来的。当然，不只是陈寅恪这一脉，而是更大的脉络；看来好像是从胡适、陈寅恪，到罗家伦、殷海光，旁至于蔡元培和鲁迅也在内。（顺便一说，好像他没有当前某些学人的“洁癖”，把鲁迅排除在五四以后向往独立与自由的群列之外。他如此，生活在美国的余英时也如此。）说起来那是从英国那位研究自由史的大学者Acton（译为阿克顿或厄克顿的都有）的故事开始的。胡适接触最早，在1917年的日记上就记着。胡文辉也真是专注，就开发下去，找出有关以上提到的人们，甚至还有陈独秀、李大钊和竺可桢，凡与这位阿克顿的思路多多少少有关的人，都不放弃。我们也听说过，这位阿克顿有句名言是：“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不应忘记，胡文辉是深研过陈寅恪的诗的，而他的深研又是得力于余英时先生对陈诗的研究和阐发。他的近乎结论的话是：“……帝国、民国、党国，如走马灯似的闪现，……百年来中国人对自由主义的理解和实践，进境实在有限。”通观全书，我以为其思想是从胡适、陈寅恪、余英时这么一路走来。看来，前面的路正是长得很。
关于作者自己的治学，在《为业余汉学孤独地喝彩》一文里说得很清晰，而且带着一种自豪的神气。他不只是在为那几位外国学者喝彩，他也是为自己喝彩。这只要对照着他在《现代学林点将录》的《后记》中的话，就可明白。其中说：“我于1985年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本科，读中文系的好处，是考试容易对付，平时不妨逃课，我就只管随自己的兴趣看书。因为觉得精力无法兼顾，也缺乏学习外文的慧根，就放弃了英文，故后来没有正式毕业。”他后来是在80年代和90年代的中国学术风气下读书成长起来。所以他自己是一位真正的“业余”成长的人物。于是他也特别注意，并钟情于那些“业余”成为大家的学者。在此文中，他首先是为荷兰的汉学家高罗佩喝彩，高氏研究的不是当时汉学的主流内容，也不在主流的学界之内。高氏研究颇“杂”，但有成就。胡文辉自己在《现代学林点将录》里把他排在“额外头领一十九员”之中，说“在学院派汉学占主流的二十世纪，他游离于外，一士翩翩，实代表外交官汉学的末代辉煌”。那时洋人研治汉学的，不是大都是外交官或传教士吗？此之谓也。但是，从界外杀进来，显出“业余”者的特色和威风，也不只在外国人里有，他说，就是在中国，成为大家的、开辟一个时代的学者，在清末民初，像罗振玉、王国维、章太炎、黄侃、孟森、陈垣，都是转行过来的。“就连陈寅恪、胡适、傅斯年等貌似‘正途出身’的海归派，相对于其后来的学术专业，其实也是半路出家。”著者在其后忍不住赞扬：“那是现代中国学术的创世纪，是引入西学、创立典范的年代，但也是业余精神尚存的年代。”或许有人说：“因为你自己就是一个业余人士嘛！”他答得有个性，有风格：“对此，我无需承认，但也不必否认。”我前面说过，我欣赏胡文辉的这种态度，坦然，而且自信。
自信不是胡吹。而且我以为，我称胡文辉广读博识也非过誉。书里有一篇《现代学人涉嫌剿袭举例》，从百年来的学术著作中举例示证。他举出“剿袭”的三种形态：一是“直接剽窃例”，中有刘师培、方壮猷、黄现璠、贺光中、王蘧常；二是“因袭旧说例”，中有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胡朴安、谢无量、马叙伦、汪辟疆、钟凤年、张荫麟、张尔田、钱基博、钱穆、郭沫若、萧一山、袁珂；三是“转引材料例”，中有康有为、王国维、钱穆、瞿兑之、姜亮夫、钱仲联、钱锺书、陈奇猷、何新、高本汉。所举都是学界大人物，或重要人物。故他慎重地说：“兹事体大，或未可即视为定论，尤其在过去注释规范不严的情形下……”我们自然不能以他的所见为确论，但是其见之博，读书之细，也实在令人惊叹。当然这也可能是由于我读书太少，容易大惊小怪的缘故。
有几篇文章是批判性的，甚为尖锐，但也令人信服，如批曾经风靡一时的黄仁的大历史观，就是如此。总之，此著颇值一读。
《南方都市报》2013年2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