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在江苏徐州。徐州是楚汉相争时的热闹地方。请想，刘邦是丰县人，项羽是宿迁县人。在清代，徐州一府所辖八个县，所谓老八县，西面的有丰、沛、萧（现在归安徽省）、砀四县，即“上四县”；西面的有铜（山）、睢、邳、宿，即“下四县”。宿就是宿迁县。那是项羽的故乡。说句笑话，楚汉相争其实是徐州府的老乡打老乡。解放前我在徐州的省立一中上学，那里的学生大都是徐州八县的人。我们说，《鸿门宴》上说的话，应该是咱们班同学说的话。徐州市里就有“戏马台”，传说是项羽操练兵马的地方。徐州人对楚汉故事甚有兴趣。王尧先生是一位中医大夫，他还写了一部《布衣刘邦》（东方出版社，2008年），对传说中的刘邦“无赖”之说，痛驳一番。许多说法我也有同感。我对刘、项的事业所知甚少，不敢多说。但是，我对“布衣”一词颇感兴趣。“布衣”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概念。此处说的“布衣”，乃此词的延伸之义，就是平民，因为古代平民百姓只能穿布衣，没有丝麻穿。（但那时的“布衣”没有俸禄，现在自称“布衣”的人可是拿着不少薪金，区别很大。）后来就把平民百姓称作布衣。
《史记》文章写得真好。刘邦晚年还亲自征战，中“流矢”，伤很重。临危时大臣们还请了名医为他诊治。他已自觉不行了，就说，“‘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遂不使治病，赐金五十斤，罢之”。那年刘邦六十一岁，话说得豪迈，有气派；对人生生死也看得透。尤其是说得响亮。这类话也像项羽乌江自刎时说的那些话一样，令人过目不忘。这是我见到的关于“布衣”的最早的使用。在同一篇里，大臣们说到刘邦，就是“高祖起细微”。可见“细微”也就是“布衣”的意思。
布衣一直是个很不错的称谓。《史记》中《游侠列传》里赞“古布衣之侠”，举出的那些人物，就是言必信、行必果，轻生死、重然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人们。总之，是侠一类的人物。在我的印象里，好像他们都常与“屠狗者”的下层人物在一起，真正的平民。到了诸葛亮写《出师表》，自称“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诸葛亮属半文半武的人物。好像从此之后，布衣才用来称文人。老学者林庚先生著《诗人李白》，其中提出一个著名的论点，就是李白的“布衣感”。这是说，李白以平民自居，有平民情感。这曾经起讨论。我想那时的布衣感同现在提出的“民间话语”也还不同。这里的布衣感只能是平常读书人，非贵族的、平民的读书人感情。后来好多文人自称布衣，以示清高。《儒林外史》里写一个清客，自称牛布衣，作者嘲笑了他。现在也偶见有的作家诗人，自称布衣，意指不进入官场做官，也不依附官场，是所谓“草根”。作为文人、作家或写作者，这种感情很可宝贵。
我想说的是，对那些作家诗人而言，“感”一“感”是可以的，要叫他一直做布衣，一直居平民的地位，他可是不大愿意。以前曾报道一位名气很大的散文家、名教授，说他原先在名片上，只印姓名和一个“作家”头衔，结果走到哪里都没人睬。后来只好又印一份，标出引人瞩目的头衔，这就好了：服务周到殷勤。这一例就说明，“布衣感”可贵，“布衣行”就难通，最好搞一个什么组织，选任“主任”“社长”“委员”。以前也是这样。据《清史稿》万斯同传，他在明亡后，为修明史，入史局，就始终以布衣的身份，不署衔，不受俸，很有悲剧意味。也许他家里还有一点钱吧，不然怎么生活呢？这时，在知识分子中，布衣之称是很光彩的。傅山先生写《明户部主事汾阳胡公传》也标榜那位先生是“以少年布衣，砥行立名”。吴梅村诗《赠陆生》赞成此人说，“陆生得名三十年，布衣好客囊无钱”。可见布衣同穷困大体是相连的。名家千万注意，不要真想当布衣。说到这里，我想起一段故事。清初的遗民归庄，与小京官汪琬辩论一点学问之事，汪琬发火，写信说：“足下区区一布衣，岂能尽箝士大夫之口哉？”归庄大怒，回信说：“今执事不过一郎官耳，遂轻仆为区区一布衣，稍有辩难，便以为咆哮抵触。”后来闹得很凶。汪琬还说：难道你不是布衣，还有过什么官职不成？这话里就含着杀机了，因为归庄抗清，曾受过南明小朝廷的官职。汪琬在这里是用归庄的“历史问题”引政府注意，杀他。所以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里提及此事，怒斥汪琬曰：“汉奸口吻，咄咄逼人，颜甲千重，可谓不知世间有羞耻事矣。”据我所读到的陈氏文章，这是陈先生最激昂的词气了。这也是由“布衣”称谓引起的大波，有趣而微妙，所以在此一提。
《太原日报》2012年11月30日
卖字不提上款
“润笔”一词很雅，其实说俗一点就是工钱，不过只指卖文卖字卖画卖篆刻的工钱。出处是在《隋书》里，有位郑译，当皇帝命人作文时，他说过一句话：“不得一钱，何以润笔。”意思就是说，写文章要给点钱才好，不然笔就干了。后来传为名言，把写文章的工钱叫作“润笔”，好听，雅致。其实所谓“润笔”者，是润作者的肠胃，以求一碗饭吃。历经沧桑，这里面固然有许多趣事逸闻，但也有悲惨伤心的事。我近读陈寅恪《柳如是别传》，见到关于钱谦益在垂暮晚年，也是靠润笔生活的，有情节记述，颇为动人。那是康熙三年（1664年）的事了，反清已经无望。老头子在家，靠卖文维持一个大家族的生活。他临终前还和一位达官贵人约定三篇文章的润笔。这三篇文章的体例又各不同，有点麻烦。他已垂危，躺在床上，起不了身，如何能写？正在这时，他的晚辈好友黄宗羲偶然来访。黄也是大文人，文章之妙，不亚于他。他就抓住了这位客人，哀求他代写这“润笔千金”（一千两银子，这个价钱可是很高的）的三篇文章。此前，他在病中也试请别人代笔作文，但总不合意。请想，能让钱谦益这位“四海宗盟五十年”的人看得过去的文章，实不易得。黄宗羲当然可以，一天就完成，这也使病危中的钱氏的丧葬费有个着落。他在枕上叩谢，又数日，他就死了。说到这里，还有一则旧闻，不舍得丢弃。黄裳在《故人书简》一书里记记张元济老先生时说，1948年收到过张先生一信，说“弟自遭倭寇之难，生活日艰，鬻书为活。谨呈上润例数纸。倘蒙于朋好中锡以齿芬，俾联翰墨之缘，借沾升斗之润，感何如之。”说得真恳切动人。请想，那是戊戌变法的老人，后来成商务印书馆的董事长、大藏书家、大学者，竟要卖字为活，而且请比他小五十岁的晚辈替他在友人中散发“润例”，也就是找活儿干。
现在，好像稿费专指付给文章作者的工钱，而润笔则指字、画、篆刻的工钱了。另有不同者是，稿费所值是由买者（出版社、报社）定的；润笔是由卖者自定的。郑板桥文集里有《板桥润格》一文，写得实在有风趣，且有讽世之意。至今，对那些常以友情之类的话去讨画家书家作品的人，还有教育作用，叫他们不要厚脸皮讨便宜，书画家是以润笔为生的。郑板桥写道：“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条幅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中心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账。年老体倦，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齐白石的润例也有意思。他早就有名，卖画，当然也早有润格，也就是价目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别的不说，就说题款。齐白石定下：“题上款者加十元。”什么意思呢？在一幅书法或绘画上，自然要有下款，也就是作者姓名，就是签名吧，而且还要盖上漂亮的印章。但上款是什么呢？就是在上面题上某某先生、某某长官、某某仁兄、某某大人、某某方家，雅教也好，清赏也好，总之是把买家的名字写上。齐白石不写。要写，加十元。那个时代，大约十元也是不小的数字。据说康有为老年时也卖字，其1926年的润例则定出：“但书下款，若书上款者加倍计。”买者要以上款来提高自己的身份，而卖者则要以上款来提高自己的价码。但是在提高价码时，也有点觉得失自己的身份。黄裳《故人书简》讲到马一浮先生的润例。1947年订的润例（那时候物价飞涨，润例非时时修订不行）上就有“概不题上款”的话。为什么呢？黄裳说，当时的贪官污吏、特务、刽子手都理直气壮地拿钱来叫你写上他的名字，那如何应付？所以，不写。招牌也不写。黄裳说：“如果花柳医生来请写招牌可怎么办呢？”所以只能说，不写，什么招牌也不写。这当然会大大影响一批生意，但为了知识分子的最后一点自尊，也只好如此。黄裳书里的另一篇文章《润例及其他》说到1947年9月叶圣陶的一则润例，也是不题上款。为什么？他老先生说得委婉：“昆弟之雅，昔唯限于通家；先生之称，今乃施之行路。既嫌滥附，亦病不诚。自兹以后，一律弗题上款，犹为不失于义。”他是实在不愿意称这位为仁兄，称那位为先生。你花钱买我的字，我给你写就是，我不要你的“教正”之类。不题上款，原来为此！
《解放日报·朝花》2013年4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