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土生土长在小山村里。
我只有初中二年级的文化程度，于是选择了农村这片广阔的天地，希望在这方热土上有所作为并探索因地制宜科技兴农的路子。改革开放后，我承包了集体三十多亩地，从1983年开始逐年向国家交售万斤爱国粮，治理了村里四条荒坡沟，植树万余株，搞起了养畜栽果树等家庭经营。人们说我有三迷，种地迷、植树迷、书报迷。这一点也不夸张。哪怕忘了称盐买油哩，我也要买书订报。《山西农民》等报刊我订了三十个年头了。
庄上的牛群是按牛头轮着放牧，我家的牛头占了三分之一（6-10头）。轮着放牛时，我常忘带干粮，却总是忘不了往衣袋里揣本书或几张报纸。牛吃草，我看书报。总觉得地球转得太快，不知不觉地日头就滚山了。有时牛慢慢腾腾地下着山，家里人着了急，等不回放牛的我，上山去接；有时牛偷跑到别人地里吃庄稼，我觉得理亏，给人家赔情道歉，着情赔偿点损失。家里人埋怨我，庄上人误解我，我只能默默地忍受。
我因穷苦家庭出身，从小就养成了不睡懒觉的良好习惯，勤劳朴实是我的品质。家里的农活我安排得井井有条，把握农时、披星戴月、抓住良好机遇，用新的技术经营着。我喜欢创作，又怕人笑话，就利用晚上夜深人静时悄悄地创作。直到在报刊上发表后我才被人们认可。
我是在苦水中泡大的。母亲是父亲的第二个老婆。母亲生下我时，我头的左上方长有一个疙瘩，我长它长。二十天就剃了胎头，疙瘩被走方大夫杀猪不管猪疼地（没用麻醉药）割除了。结果我中了风，摇起了头，十个月后嗵嗵嗵地到处碰起了头。家里又遇上了几宗不幸之事，一切都归罪于我们母子。家里把我送了人，收养人抱回后见病奇特，又累人，也不想落个三长两短，只好又把我送了回来。从此我成了家里送不出去的妖怪。后来又被一个走方大夫治住了碰头病，但留下了傻乎乎猴娃像和遇到寒冬或惊吓头摇得像个拨浪鼓似的后遗症。后来母亲又给我生了个妹妹，我们母子仨常受祖母和父亲的虐待。《婚姻法》颁布后母亲与父亲离了婚，我母亲又被人哄骗改嫁到一个小山庄的牛家，我兄妹也随母亲过继到牛家。
牛家祖上不是此庄人，是迁居来的。继父的养父母原有一儿一女。男孩子五岁时被狼吃了。在灾荒年用一斗玉米买来了三岁的继父，后来闺女患痨病夭折了。继父的养父母给继父买回了个七岁的童养媳。继祖父母将继父似如捧在手心的明珠般娇生惯养。继父长大后成婚，生了一儿一女。继父染上了赌瘾，渐渐地赌干了家产，继父和前妻常常大动干戈，继父的养父母劝说不下，气得相继去世了。继父的赌瘾逐日加级，把几亩地和几间土平房也典给了地主，把童养媳也赌掉了。这是伤风败俗的丑事。继父成了十里八村臭名昭著的败家子。
我们母子进牛家门时，牛家家徒四壁，继父置了锅碗，赊回了一家寡妇的一套被褥（后来付钱时才知晓），借回了二斗玉米、二斗谷、一升小麦，将就着过了大年。
三间破平房，白天能钻进阳光，晚上能透进月光。拉柴、烧火、做饭、烧土炕。冬天，半截子破水缸时常结冰。下雨时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外面不下，屋里还在滴答滴答地漏水。继父性格暴烈，常和母亲大动干戈，我兄妹常受惊吓，我时常摇头打冷战。继父比母亲大十四五岁，母亲有我兄妹俩，不敢再离婚了，只好忍气吞声苦熬着，一切很不尽如人意。
母亲离婚所带的微薄的家产，折成了钱，继父便把此钱先买回一头便宜的猪尾巴黑叫驴，给家里驮粪、驮煤、犁地、推碾道磨等。
我九岁时，跟随村里人赶着猪尾巴黑叫驴到往返八十多里山路的关门煤窑驮煤。黑叫驴碰见草驴发情时号叫着乱窜，我的脚后跟常被驴蹄碰撞，渐渐地磨出了厚茧。放驴割草是我分内的事。
庄上和我同龄的孩子们都入了学，比我小一两岁的也入了学。我很羡慕他们。我常把驴牵到东沟河滩放，放过一阵后，把驴拴到河滩的树旁，溜进大庙（校址）里蹲在教室窗台下听老师讲课。一听老师宣布：“下课了！”我急忙溜出大庙外。有一次被老师发现了，他说：“谁家的这个傻乎乎的野孩子？不守规矩！”同学们都哈哈地嘲笑我。有一次被继父碰见了，他骂我：“把驴拴到河滩啃石头哩！看你那傻乎乎的样，还想念书？”随手打了我一耳光。我哭着把驴牵到好草处放着。这件事给我的童年记忆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十岁那年秋后，正是扫盲识字季节，学董上门催促，我才入了学。入学后我还是经常驮煤买煤，每年五六月份随大人们到晋南拾小麦度饥荒。不遵父命要受气，误课成了常事，常受老师批评，受同学们“驮煤娃”的嘲笑。真是老鼠钻风箱——两头受气。我只好利用晚上或星期天夹上书本到同学那里补作业。我的自学能力也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渐渐地老师知道了，非常同情我。经常给我“吃偏饭”。
我十四岁时考上了完小，又赶上了大跃进，人民公社。社员们吃起了大锅饭，牲口入了社并了大槽，继父成了外调民工。
十六岁那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县立一中，我是庄上第一个上县立一中的。我的命运总是充满波折。在那大跃进年代，学校常支农，搞勤工俭学，我的班级搬迁到乡下一座大庙里，我的脑中风病又犯了，差点要了命。只好休学，病愈后才又上了学。那时国家遭受了三年自然灾害，人民生活非常艰苦。我上到初中二年级时，继父病了几个月，二三十元的上学费用成了我这个贫困家庭的天文数字，继父推母亲，母亲作了难，我母子俩低三下四地东借西举。人常说：借米看晒铺，钱是硬头货。那时亲友们也困难，继父和母亲动了一顿干戈，我同情他们，只好含泪辍了学。
我在校课余时间爱看书，虽然我是个贫困生，可我一分一角地攒够了七毛钱订了班里唯一的一份《火花》杂志。我爱不释手地期期拜读，还和同学们相互借书看。有时也到学校图书馆借书看。我看小说入了迷。有次上自习我飞快地做完作业后偷看小说，被老师发现把书没收了。我眷恋着学校生活，渴望着知识，至今还常做起童年的梦。
那时，山里文化人缺乏，半途而废的学子成了村里的文化人。辍学不久，就担任了村里的义教，搞起了扫盲认字工作。来年因扫盲识字毕业率高，被社县评为模范义务教员。后来我担任了生产队政治队长兼团支部书记，大队副主任等职。我在这方热土上率先搞起了科技示范田，县科协通知我参加了座谈会，出席了团县委的第九届代表会。我在会上说：“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毛泽东语录）。我要在这广阔的天地里扎根、开花、结果，奋斗一辈子……”我言行一致无怨无悔地在这片热土上奋斗着追求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