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1月8日我填写了入党志愿书，组织还没批下来，就掀起了“文化大革命”，因继父当过伪警备队队员，成了清队批斗对象，我也受到牵连，被清除出造反队、农代会。
那时，我主动申请放村里的牛群。在坡里闲不住，摘连翘、杀黄花条，贴补家里的开销，结果被造反队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割了。我只好偷偷地看书，先拜读了“毛选”（1—4卷），又接着借回《欧阳海之歌》《暴风骤雨》《红岩》《青春之歌》等书籍。赵树理的书被批判，我悄悄地借了本《三里湾》偷偷地带到山上看是否是“毒草”。大山坡成了我读书的大课堂，在这里奠定了我的思想基础和文学底蕴。放了一年多牛，又被抽回当了政治队长。
“文革”后期我在党旗下宣了誓，并担任了党支部书记，那年我26岁。成了村干部，每年补贴一二百个劳动日。家里老的撒不了网，小的拉不开弓，一家七口人又要开销，常到社、县开会又得花销，我成了欠款户。有次我到本大队一个山庄上检查生产，庄上有一户八十多岁的老人，穿得破破烂烂，拉着柴火烧火做饭，吃着淡饭。我了解后才知道是因为给不了煤本拉不上煤，没钱称盐打油。我觉得，我这个支书当得有何用？我心酸了，将身上仅有的两块几毛钱全部给了老人。老人抱拳致谢，将我送出了庄。这钱是妻子托我给孩子扯衣裳过六一儿童节的。六一儿童节快到了，孩子哭着逼着要新衣裳，妻子发火了，唠叨起来，骂我憨货，我只能回避，她没办法借了庄上一孩子的一件较新的衣裳，使孩子度过了这个自己的节日。
改革开放后，土地实行包产到户，我又萌发了科学种田的想法。我向公社党委说了我的想法，并主动提出了辞去村党支部书记之职务，在支部换届时担任支部副书记，直到2002年退下来。
我率先养起了牲口，为土地承包打下了基础。我承包了自己应承包的十几亩集体耕地，又主动多包了十几亩转包地。从1983年开始连年向国家交售万斤粮食，成为重点户。年年搞植树，植了上万株，开了四条荒沟，走出了一条粮林牧家庭经营之路，受到乡县市的表彰。
虽然我家生活还很清贫，但我心里时刻装着众乡亲，几十年来为集体办事从没有报销过一分钱的差旅费、误工费。村里修桥、修学校、铺路引水等，我带头捐款，虽只能解杯水之渴，但量力而行。村里不论谁家遇到急事，只要张开口，有了掏腰包，没有时转借也要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我邻村有个姨母，无儿无女，家境很贫寒，后来抱养了一个孩子，养大后给他娶过媳妇抱了孙儿孙女；姨夫过世，1982年，洪灾时仅有的一孔破石窑洞和一间小瓦房被雨淋塌了，孩子们觉得她一无所有，断绝了母子关系。老人借住在集体的一间小屋里，由于年事已高，体弱眼花，看不见东西，生活不能自理，又患病，我让妻子买药送饭，端屎倒尿，洗衣烫虱，梳头洗脚剪指甲，直到八十三岁病故。由我主持和亲友们安葬了老人。人们问我：“你图个啥？”我说：“啥也不图，我看到老人家可怜，我就是这个德行。”
我的人生经历历练了我的坚强毅志，我的农村生活赋予了我创作的源泉，我和“三农”结下了深厚情缘。农民的故事丰富多彩，有着浓厚的乡土风情。这启发了我的创作激情，我一边劳作着农活，一边写着农民的故事。
如今子女们都大了，上罢了学，成了家，家庭生活也像芝麻开花节节高，我肩上的担子也减轻了。我的农活并没有减轻，我在农活之余不打麻将，不抓彩票，分秒必争地利用宝贵时光写作。近十几年来我写了上百篇（首）小说、散文、诗歌、歌曲、曲艺、通讯等作品，在各级报刊发表，有的作品获了奖。
后来我一心想写部长篇，可是久久不敢下笔，人贵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能称几斤几两。后来，在许多文朋诗友的鼓励下，我鼓起勇气，舍得一身剐，也要写出部长篇来。
我的长篇刚下笔，老伴就患病住了院，子女们伺候着，我在家边劳作边写作。冬季是我写长篇的时机，我不会做饭，只能做一次吃几顿或泡方便面吃，时常废寝忘食。山庄的冬天特别寒冷，尤其夜间，冬夜难熬，写累了吸阵烟提提精神再写；右手因肌肉萎缩，写得手麻酸痛，只好搓搓揉揉再写；脚手冻麻木了，就裹住被子暖一暖，爬起来戴上手套坐在被窝里继续写，往往通宵达旦。我把自己融入到小说的角色中，常常控制不住心中的激情，泪水滴在格纸上，笔端就像蘸着心中喷出来的血似的爬着格子。总而言之，经过两个寒冬终于将这部长篇小说写出来了。2009年初夏我的长篇小说《户》、中短篇集《我的小山村》在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我感到很欣慰。原晋城市委常委、副市长赵学梅（2010年退休）为两本书作了序，她评价了我的作品，鼓励了我的创作精神。短短的两个月里我的书赠销一空，许多读者让我校对再版，我年岁大了，老伴患病，经费紧缺，农活拖累，就放弃了。
我人生有两个阵地。一个是科技种田，植树养畜，是我的终生职业；一个是文学创作这块滴着心血无声的战场。只要踏进去，就得跋涉，难以退却，不知不觉地又萌发了写部长篇小说《鸳鸯佩》的构思，自己给自己压了一副不可推缷的硬担子，只好利用严寒冬天农闲时间，放弃了新春佳节团圆的机会，守在小山村里熬夜受寒。毕竟人老了，手脚麻木疼痛，力不从心，遇到烦心事，一连写几页很不入味，嚓嚓地撕了，扔了。老伴常犯病，自己也常感冒，真想搁笔。心想：黄土已埋到脖子根了，不图名不图利，又得吃苦受累费神，写也是个农民，不写也一辈子是个农民，就是写出来出版，经费从哪里来？砸锅卖铁出书，让晚年落个瞎折腾，自讨苦吃何必呢？烦事过后静下心来又一想，人生在世，就得奋斗，就得追求，有付出才有结果，有收获才是乐趣和幸福，不能将憋在心中的构思将来随身而腐。什么也不考虑了，不如憨写吧。心情好了，写起来得心应手，一页也舍不得撕掉。最终还是把这部长篇小说写出来了。水平如何？敬请作家和读者评价吧。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积存各类书籍近千册，各类报纸百十斤，荣誉证书百余册（件）。有优秀党员的，有科技兴农的，有文学创作的……有全国颁发的，有省市县颁发的。老伴说：“别人攒钱哩，你攒一箱红本本，有何用？”我坦率地告诉她：“这是咱们改革开放以来一步一个脚印的记录，都是咱们用血汗换来的无价之宝啊！”我在荣誉面前不是沾沾自喜，而是扬鞭自奋蹄。种地植树是我的生命，搞创作是我的灵魂。生命不息，耕耘不止。
在我的创作过程中离不开老伴的支持，她与我同甘共苦，任劳任怨支撑着这个家。她虽患病，能顽强地与病魔抗争，是我精神的支柱。她也常发牢骚，这是难免的，我能理解。她是一个心地善良，通情达理的贤妻良母，我的好帮手。
在创作中我得到了许多新老文朋诗友的支持和鼓励。
在出书过程中得到有关部门的帮助。
在此我一并致谢！
我虽年逾花甲，在文学创作方面还是一名刚入伍的新兵，由于水平有限，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我诚恳地希望作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
二○○三年四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