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理论层三点是：
其一，以人为本，重情重义，求大同舍小异。中国是个文化早熟的国家，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出现了西汉刘歆在《七略·诸子略》中提出的“九流十家”之说。“九流”即前面所述的道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阴阳家、纵横家、农家和兵家，再加上文学范围内的小说家就称为“十家”了。企业家和管理者们能从诸子百家中发现各自需要的很多东西。如《周易》是管理智慧之根本，蕴涵常道与变通的宇宙法则，趋吉避害的忧患意识，加强道德修养以获天佑，修己之心，认识物极必反，“修补短板”，讲究平衡和谐发展。《尚书》作为中国最早一部史书，首先提出以德为先的德治思想，成为中国式管理的道德取向。《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学记》等，要求企业管理必须建立合理化的制度，培训员工提高整体团队素质，对企业的竞争具有重大意义。《大学》乃企业家修身哲学，将人的道德修养确定为儒家修己治人，强化儒学以人论道为中心的本质特征，对企业家德行修养有深刻启迪。《中庸》的管理智慧是处理问题遵循适度原则，执两其中，合理选择和权变原则是企业管理处理事务之精华理论。《论语》以仁为主体的修心爱人之道和知人善任的用人思想对现代管理的人力资源配置有重要价值，是儒家管理体系的开端。儒家系统的仁政思想《孟子》要求现代管理者办事适求结果和效益，有敢于承担责任的气魄。《荀子》主张隆礼重法，重视后天教育，用礼义之道来改造人，要求现代企业管理建立学习型组织，这与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终身学习不谋而合。不断创新，与时俱进。孔子毕生致力于“克己复礼”，董仲舒甚至把封建统治制度之“道”与“天”联系起来，提出“道之原大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国家统一始终成为统治者的追求，这种思想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企业管理原理更是如此，心同才有行动一致，才会有构成高效团队的可能。
其二，选拔贤能，贵在用人，选贤标准是德才兼备，德能并举。中国历代文人学者作品中蕴涵着管理思想，如韩愈在《杂说》中云：“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要求管理者具备“识贤”
的慧眼，方可发现“千里马”。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认为，秦王“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是秦亡的根本原因。这里讲的是管理者采用的“一言堂”还是“群言堂”的作用问题，说明管理者应在作决策时多采纳别人意见、集思广益。宋代诗人苏东坡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指出：“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这里讲的是儒家以德治国的柔性管理，要想得到“匹夫匹妇之心”，就需要实施儒家的柔性管理和塑造企业家的人格魅力。《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孙权和曹操在争计中多姿多彩的战略战术和管理艺术为现代企业家所津津乐道。
其三，战略管理，随机应变。中国古代兵书中的管理之道，以先秦为例，在《汉书·艺文志》中，所载兵书就有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孙子兵法》、《吴起兵法》、《六韬》、《司马法》等。兵战与商战虽然不同，但也有相通之处，因为二者都是人类的竞争活动。根据《孙子兵法》的人格论，认为一个成功的商人，必须具备“智”（机敏灵活，善于应变）、“勇”（判断果决）、“仁”（敢取适时，不必与人争利）、“强”
（意志坚定）四种品格素质。全胜的兵家管理主张：道——可能性谋略，天——时机性谋略，地——杠杆性谋略，法——精湛谋略，将——领导谋略；兵家管理模式要求有知己知彼的谋略总方针，奇正相生的变通原则，“践墨随敌”的调控原则，善之善者的优选原则。对企业管理过程及市场竞争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从实践层面有四方面内容：
第一，在中国历代商海中，已凝聚着丰富的实践经验，最具代表的有范蠡、吕不韦、张謇、盛宣怀、胡雪岩。
第二，历史上出现的商帮就有许多，但近现代具有代表性的有如徽商、晋商、浙商等，国学思想在各商帮的体现见表3‐2。在这些商人的经营智慧中，他们能够自觉地把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运用于管理，并在实践中提出新的管理思想。此外，还有明清以来的老字号店的经营之道，北京的同仁堂、全聚德、六必居等。近百年来的海内外华人企业家的成功管理之道中，都是把中国传统文化与工商业运作之道结合起来，提出各种经营理念和管理模式。
第三，海外商人如推销奇才曾宪梓、华人首富李嘉城、经营之神王永庆等，他们的创业及企业的发展经营战略对国学思想文化的体现具有丰硕的成果。
第四，近年来国内如海尔、联想、蒙牛等企业的管理经验，反映出国学思想应用的最新成果。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所构成的国学思想应用都是极为丰富的。对于这些管理文化资源，必须站在现代企业管理的高度，对其进行现代转换，注入时代精神，进行新的诠释。只有这样，方可使其成为构建中国式管理思想体系的有用资源。
从制度上指明监督制度和考核制度。
其一，综观两千多年的监督制度，其演变历程就是一个逐渐加强权力控制的过程。历代统治者对监督制度的改变是从补充性变革到替代性变革，再到框架性改变，力图避免因结构的动荡而导致社会整体的动荡，使人们有个逐渐认可过程，形成惯性，从而默认被控制的现状。管理者如何行使自己的权力，运用自己的智谋有效地控制相关的管理行为，最省事最有效的方法，可从古代王朝统治监察体系中来分析、寻找。
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提出了丰富的治国、治官理论，着名的法家代表人物申不害认为官吏尤其国君近臣是危害社稷的罪魁祸首。他说：“进夫弑君而取国者，非逾城郭之险而犯门闾之闭也。”充分认识到监控和纠察官吏言行的重要性。
商鞅对于如何管理国家这个问题，坚持不法古，不循礼，反对以“仁义”说教儒家思想。他说，“以刑治，民则乐用；以赏战，民则轻死。”（《弱民》）惟有这样，才能达到“以刑去刑”，“以战去战”（《画策》），因此，非以“法治”无以治国平天下。从古代历来以“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论功封爵”的史治准则，“综合治理”的管理手段。监督者最好不是执行层组织里的一个层次，而是凌空的。行政和监督的两条轨道最好是分开的。
往往一个监督者在一个地方时间久了，就会发号施令，因为被监督的都惧怕监督的对自己不利，自然会服从监督者命令。以特别业务考察的方式派任，也许比长期监督为佳，这是中国文官制度中发挥相当重要功能的监督制度，这个制度在西欧国家史上出现得相当晚，却是近代组织管理学值得借鉴的重要一面，在现代管理中建立监督机制，具备必要性和重要性，为现在所建的合理化制度，各种执行准则的文件性纲领有一定启发。
第二，两千年前，中国考核制度就已提出，先秦时期，对官员的考核，以忠孝为重要内容，对各级官员行政能力与政绩方面的考核反而居于次要地位。
管子强调考核官员的内容主要有三：一是德望与其地位是否相称；二是功绩与其俸禄是否相称；三是能力与其官职是否相称。管子认为，国君选贤任能，要考核其德能并举，不可偏袒，选贤还应做到“不以年伤”，即考核人才选用不应受年龄的限制，从而否定了资历主义。商鞅“论功封官”更具特色。他提出废除世卿世禄旧制，除了从事农战以外，不得授予官爵。“是故不从农战，则无官爵。”（《农战》）明令奖励耕织，奖励军功，规定“粟爵粟任”，“武爵武任”（《去强》），即允许人们纳粟换爵，按军功大小授予20级不同爵位，加强中央集权来考核官吏。秦汉之后，对官员的考核制度根据官员不同职务而分别订定考核制度，隋以前的统一标准是清正、治行、勤谨、廉能等；唐宋要求德义有闻、清慎明着、公平可称、属勤不懈；明清是清、慎、勤。中国古代的法家学者，常常讨论一个国家机器该如何清楚地做好上下阶层和同阶层之间的分工，用专家做专门的工作，然后考核。这些法家理论符合今天管理理论“因能授权”的原则，以及“绩效考核”和“激励机制”管理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