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实施多样化经营机制。宁海县旅游开发公司把博物馆列入宁海旅游景点之一；在强化博物馆收藏、展示、研究三大功能的同时，充分发挥生产和销售功能，组建大佳何古旧家私厂，开发一系列有关“红妆”的仿古工艺品。
四是注重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结合。不仅对老人、学生、残疾人实行免费或优惠开放，对政府组织的活动提供无偿服务等，而且也积极与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浙江省博物馆等单位以交流、合作的方式开展有关民俗的学术研究，先后出版《红妆》、《十里红妆》、《明清民间椅子》、《江南明清门窗格子》等书籍。这些都体现了“国助民办”博物馆的“公益”性质。
2006年，融仿古建筑、园林结构于一体的象山“德和根艺美术馆”开馆，它是目前国内一流的专题博物馆，也是集民间竹根雕艺术交流与培训于一体的研究创作中心。“德和根艺美术馆”也是按照“国助民办”的方式得以建立的，县政府划拨5.1亩土地，并提供500万元贴息贷款，竹根雕大师张德和本人投资1000万元。象山是文化部命名的“民间艺术·竹根雕之乡”。象山县政府意识到，国助民办兴建特色博物馆，是政府在文化体制改革中的有益尝试，有利于推广保护民间民俗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出台了《关于加大扶持竹根雕艺术创作和产业发展的政策意见》，在体制、资金、人才等方面对竹产业发展和竹根雕艺术创作予以支持和保障。在政府的帮助扶持下，近年来象山竹根雕多次参加省、全国及国际性的竹工艺品展览，多次获国家级和省级金奖，数百件作品被国内外行家和博物馆收藏。
5．鼓励社会力量对公共文化事业的赞助
在北美、西欧及日本，政府常常通过在社会上广开财源以寻求社会对公益性文化的支持和捐助，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据统计，美国的个人、公司和基金会对公益性文化事业的资助达到政府直接投资的4倍，英国企业的资助占政府投入的40%，德国和法国也高于30%。在这些国家里，社会对文化的参与极其广泛，各种文化艺术基金会非常之多，有些大公司还订有资助规划。
作为全国民营经济大省，浙江在发动社会力量捐助公益性文化事业具有充分的条件。早在《浙江省建设文化大省纲要（2001－2020年）》中已经提出，要“鼓励社会力量捐赠公益性文化事业，建立多渠道的投入方式。积极探索文化系统自我积累、滚动发展的有效机制。”自实施建设文化大省战略以来，浙江在鼓励社会力量对公共文化事业的赞助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慈溪市和富阳市的做法，都具有代表性。
2006年初，慈溪市宗汉街道联兴村39位企业主共同出资21万元，在全省建立首个村级文化建设基金会——“创新者之约”文化基金会，开创了农村文化基金建设先河。基金会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制度，确保基金会每年保持一定的资金捐赠以及规范运作，基金会章程规定，基金必须用于文化活动，并长期接受社会捐款。通过基金会，联兴村与周边的五个村结对，半年组台一场戏，六村轮流坐庄。而逍林镇则成立了五个村组成的“文化演出联谊会”，规定联谊会各村两个月拿出一台像样的节目，在各村轮流演出，全部采用本村的文艺骨干，每个节目最多只能演两次。联谊会的成立使各村开展文化活动成为生活习惯，村民对于文化活动的参与热情空前高涨。据统计，到2007年初，慈溪市已有2000多家民营企业以各种形式资助农村公共文化事业，3年捐资5000万元左右；全市建成的140多个村落文化宫、270多条农村体育健身路径、近100个村级公园，企业赞助就占了总投入的1／4；全市每年300余场新春社戏，所需的近百万元费用全部由当地企业家赞助。
富阳市文化部门则走出了一条以开展公益文化项目推介活动为平台，动员社会力量办文化，促进文化事业发展的新路子。2004年到2006年，富阳市公益文化项目推介活动历经三届，共推出各种形式的公益文化项目近80项，合作资金达500多万元。2006年公益文化项目推介活动共达成合作项目26个，融资234.7万元。其中，企业融资捐助171.2万元，占73%；机关团体捐助31.5万元，占13%；乡镇、街道捐助32万元，占14%。公益文化项目涉及文娱活动、民间艺术、文物保护、设施建设、精品创作等多个领域，几乎涵盖了农村文化建设的方方面面。公益文化项目的成功推介，扩大了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融资渠道，改变了过去由政府统包统揽的局面，富阳市的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得到了快速发展，以市级“三馆一团”为龙头、乡镇（街道）文体中心为枢纽、村文化室为基础、文化示范户为补充的“四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已经形成。
6.在实施城市整体发展战略中创新公共文化建设方式
从2002年起，杭州市对西湖、运河等进行了大规模的综合保护治理，占西湖70%的公园景点陆续免费向游人开放。免费开放首先体现了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原则，使杭州市委市政府兑现了“还湖于民、还绿于民”的诺言，西湖真正地变成了惠及杭州人民、外来游客的公共文化产品。更重要的是，西湖免费开放对弱势群体具有明显的好处。在杭州的外来务工人员、低收入家庭，在闲暇时间都有可能免费游览西湖的大部分景点。同时，西湖免费开放又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非经济性的公益行为，它使西湖成为本地和周边地区民众的首选休闲和旅游之地，由此吸引而来的逐年剧增的游客使杭州总体旅游收入远远大于西湖免费的成本支出。此外，过去西湖若干公园被围墙分割为不同的段落，难以让游人完整地感受西湖的魅力，不断地购买门票也让人难以产生“人间天堂”的感受。经过大规模综合保护治理后的西湖，以整体的、免费的形式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这就大大地提升了杭州的城市形象，由此而来的间接经济效益更是难以估算。
浙江创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投入和管理方式的实践表明：
第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模式已完全不同于计划经济下“大包大揽”的文化事业发展模式。当市场经济已经成为一种基本经济制度时，不仅文化产业必须围绕市场的优势和缺陷发挥自身的功能，而且具有公益性质的公共文化事业也要围绕市场的优势和缺陷发挥自身的功能。
第二，引入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不是要削弱、而是要强化公共文化服务的功能。以全新理念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是要改变公共文化服务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权益这一根本宗旨，而是要通过引进市场机制和民间资本，优化公共文化服务的微观主体，推动国有文化事业单位的改革和机制转换，以解决政府在公共文化领域投入不足、经营不善、效益低下、资源浪费等问题，加快发展步伐，从而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
第三，引入经济机制和社会力量的目的，不是要放弃政府在公共文化事业发展中的责任，而是为了更好地承担这种责任。历史已经表明，过去那种由政府“大包统揽”的文化事业发展方式，并未有效地实现政府的责任。在新的机制下，政府的责任是遵循和利用市场经济规律来发展公共文化事业，政府的任务是组织协调各方力量共同去办，也即从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经营者转变为组织管理者。这样，不仅可以解决公共文化事业发展中“统得过死”
的问题，而且也使政府有更多的精力集中于公共文化事业的管理，从而提高工作效率，更好地履行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责任。
长期以来，中国对文化事业采取直接拨款方式，形成了供给主导的政策模式。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主席达纳·吉亚（Dana Gioia）在比较了美国与中国、法国、德国、墨西哥等公共文化管理方式后认为，“在法国、德国、墨西哥、中国大多数类似的文化机构中，其资金都是来自于中央或地方政府，因而他们的体制往往相对简单、由统一的文化部门来领导，机构工作人员高度政治化，通常不是公务员，就是由执政党任命的。虽然这样的体制使文化组织计划运行得比较顺畅，但同时也将文化界分成了‘外部’和‘内部’，那些‘内部’机构每年往往能够得到大笔资助，而‘外部’机构则只能在文化的边缘挣扎。”尽管政府对文化事业采取直接拨款方式具有指挥统一、组织系统简单、可操作性强等优点，却存在政府供给和社会公众需求不完全对称的缺点，也难以对文化机构形成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浙江在创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投入和管理方式做法的最关键之点，就是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文化事业政府直接拨款方式形成了有效的突破。虽然浙江省的实践才刚刚开始，以全新理念和全新方式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任务还远未完成，但是，浙江的做法，无疑已经显现了中国未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趋势。
四、整合公共文化服务资源，满足群众文化需求
如前所述，改革开放初期，在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浙江省无力加大对公共文化事业的投入。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相当一段时期中，经济发展的成果又主要被用于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以及扩大物质部门的再生产和与经济发展有关的公共设施建设上。因此，与经济的迅猛发展形成一种鲜明对照，浙江的公共文化事业建设，一度曾大大地落伍于全国。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中共十六大以来，随着浙江文化意识的进一步觉醒、市场机制的逐步完善、政府管理公共事务能力的进一步提高、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加快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已经成为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事情。在这一背景下，浙江省不仅显着地增加了对公共文化的投入力度，而且也在实践中不断地创新公共文化服务的投入方式和管理方式。一个覆盖浙江区域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体系已经开始逐渐地显山露水。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前浙江公共文化设施建设落后于全国的现象已经从根本上得以改观。
增加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投入、创新公共文化服务的投入和管理体制本身不是目的，最终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们的公共文化需求，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因此，在大力推进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创新公共文化服务的投入和管理体制的同时，浙江坚持面向基层、面向群众，在改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上也进行了许多尝试和探索。从创新服务机制、增加服务手段、完善服务网络等方面入手，浙江省不断地完善和充实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内涵，整合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关注弱势群体的文化需求，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明显增加，从而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
（一）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丰富农民文化生活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以牺牲农村为代价优先发展重工业，在发展上不遗余力地向城市倾斜，30年间农村向城市的贡献高达6000亿元。结果，城市工业发展起来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而农村却相对滞后了。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逐渐地认识到，以牺牲农业、农民和农村为代价的发展，既是不可持续的，更是不公平的。现在需要反哺农业、农民和农村，需要对农业、农民和农村予以补偿，包括文化方面的反哺和补偿。中央提出在新农村建设中要统筹城乡发展、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这应该成为加大农村文化建设投入的思想基础和政策依据。
1．明确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思路和目标
浙江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走在全国前列的省份，农村发展也位居全国前列，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连续20多年位居全国各省区之首，但农村发展滞后于城市发展的现象依然突出。据《2006年浙江发展报告（社会卷）》中的分析，在过去20多年间，浙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总体上呈扩大趋势：“‘六五’时期城乡居民收入之比最低的1984年为1.50：1（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下同），到了2000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到2.08：1。‘十五’时期的前四年，城镇居民收入年均实际增长速度达到11.4%，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仅为7.6%，相差3.9个百分点，2004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达到2.39：1，与2000年相比，又有明显的扩大。”“除了收入上的巨大差距，城乡之间还在失业保障、养老、医疗、教育、居住环境等方面存在巨大差距。”浙江城乡之间的这种差距，当然也体现在文化建设尤其是公共文化建设上。以2005年为例，浙江农村人口为3790万人，占全省总人口（4898万人）的77%，但全省农村文化事业费投入仅为2.96亿元，只占全省文化事业费（14.88亿元）的19.89%；农村人均文化事业费为7.81元／人，仅为全省人均文化事业费（30.38元／人）的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