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对于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滞后于城市现象的关注程度，乃是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社会的发展而逐渐增强的。自1978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前，浙江农村经济发展已经比较鲜明地呈现了“民间诱致”和“政府增进”的特征，但在当时的农村文化建设领域尤其是公共文化设施建设领域，“政府增进”的特征却并不特别明显。政府将主要的财力集中于经济建设，全社会的公共文化建设欠债较多，农村欠债当然更多。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浙江省在认识到全省“文化发展滞后”“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同时，也开始关注农村文化建设滞后于城市的现象。因此，在《浙江省文化发展规划（1996-2010年）》中，省委、省政府开始把“逐步形成以市（地）级城市为中心，以县（市）级城镇为纽带，以乡镇为网络，城乡一体化的现代文化格局”，作为城乡文化建设的一项基本任务。
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浙江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一个比较突出亮点，就是启动了与全国万里边疆文化长廊工程、创建文化先进县、蒲公英计划等三大工程相接轨的“浙江东海明珠工程”。这是一项以集镇文化为点，营造海疆和交通干线文化带为线、创建文化先进县的公共文化工程。据《1992-1996浙江社会发展状况》的总结，“至1996年底，已有一批文化硬件设施在各地兴建。据统计，建设项目56个，建筑面积11万平方米，总投资达12700万元。已有55个城镇和集镇经省政府批准授予‘浙江东海文化明珠’的称号，有9个文化馆和135个文化站成为特级文化馆（站），26个文化馆为一级馆。诸暨、萧山等8个县（市）获‘全国文化先进县’和‘全国文化模范地区’称号，温岭、鄞县等七个县（市）获‘全国万里边境文化长廊建设中做出显着成绩地区’称号，还有临安、浦江、东阳、青田县、奉化市、象山县、诸暨市等市县先后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和‘中国民间绘画之乡’，苍南县金乡镇成为国家级儿童文化园试点。”
在世纪之交，伴随着文化意识和城乡协调发展意识的进一步觉醒，浙江省开始把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尤其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纳入到建设文化大省的总体战略中予以通盘考虑。早在《浙江省建设文化大省纲要（2001-2020年）》中，已经以“农村文化始终是文化工作的重点和基础”这样的表述，把农村文化建设的地位突显了出来。并提出，农村文化建设要“坚持普及与提高相结合，打基础、建网络、创特色、上水平。充分发挥县（市）所在地联结城乡的纽带作用，加强集镇文化建设，积极开掘民俗文化、民间艺术资源，建设‘一乡一品’农村特色文化。举办形式多样、具有特色的农村文化活动，推动农村旅游文化、商贸文化发展。”《纲要》还提出要“重视农村文化阵地建设，充分发挥现有乡镇文化站、广播电视站等文化阵地的作用。实行文化扶贫政策，扶持贫困地区及少数民族集聚地区的文化设施建设。努力改善全省农村文化基础设施条件，满足农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加强农村广播电视网络建设，继续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采取有力措施，为广大农民群众提供经常性、高质量的科技、教育、信息等文化服务。”这就对实施建设文化大省战略背景下浙江农村文化建设首次作出了比较全面的安排。2005年《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浙江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具体目标，提出要“以加强县及县以下特别是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阵地建设为重点，形成比较完备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通过5年努力，争取45%以上的县（市、区）成为省级以上文化先进县，35%以上的乡镇（街道）成为‘浙江东海文化明珠’，行政村和社区基本建成能满足群众需要的文化设施，培育一批文化示范村和文化示范社区。推进文化下乡，做到经常化、制度化。”
2006年，浙江省委、省政府《关于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决定》提出，要“研究制定农村文化事业发展规划，深入实施‘浙江省文化阵地工程’，推动文化资源向农村倾斜，加强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基本建成适应广大农民群众需求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就意味着浙江省不仅已经在建设文化大省的框架中而且也在新农村建设框架下，对农村文化建设进行新的布局。2008年，《浙江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纲要》则进一步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纳入到浙江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总体战略中，强调要“深入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以推进农村垃圾集中处置、污水集中排放为重点，努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以乡风文明建设为主要内容，大力开展乡风评议活动，繁荣农村社区文化。修订完善文明村镇创建标准体系，切实提高文明村镇创建水平。加强对农民的形势政策、思想道德、民主法制、生态环境保护和防灾减灾知识宣传教育，加大对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力度。深化‘双方结对共建文明’活动。”
2．面向农村，创新公共文化活动形式
正是因为有了明确的思路和目标，浙江省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才可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农村公共文化活动形式才可能出现多样化的局面，从而成为文化大省建设的一大亮点。
在文化大省建设和新农村建设中，浙江省特别关注繁荣农村文化、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浙江省这几年显着地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建设农村公共文化设施，目的也是为丰富农民文化生活创造物质条件。当然，一个在全国经济发达、公共财政相对充裕的省份，增加对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投入，并非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更值得注意的是，浙江省面向农村，创新公共文化活动形式的做法。
在浙江城乡，广场文化、社区文化、村落文化、节庆文化等文化活动相当活跃。全省农村活跃着1300多支电影放映队、1万多支业余文保队伍、500多家民间剧团、近2.5万支业余文体队伍。2005年全省县级文化馆、乡镇文化站结合节日庆典组织开展各类广场文化活动8147次，组织歌舞、戏曲等文艺团队下乡、进村巡回演出等各类文化活动9500次。浙江省政府已经把“送文化”（“送书、送戏、送电影”）作为为民办实事的一项重要内容，大力实施文化下乡“三万工程”，即万场演出进农村、八万场电影下农村、百万册图书送农村。2006年，浙江省向广大农村送电影11.7万场、演出1.6万场、图书306万册；2007年全省共送1.56万多场演出、21.35万场次电影、194万多册图书。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送文化过程中，浙江推出了“钱江浪花”艺术团下乡巡演、“雏鹰计划”优秀儿童剧巡演和“唱响文明赞歌”声乐专家辅导团优秀歌手展演团文化下乡等一批有特色、影响大、群众喜闻乐见的示范性文化下乡活动。其中，最具有典型性的，是浙江钱江浪花艺术团文化直通车开创的文化下乡模式：一种以多功能流动舞台车为平台，以专业艺术院团为演出队伍，直接为基层群众提供文化服务的新形式。钱江浪花艺术团模式的典型性，集中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在提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上取得了显着的成效。一是钱江浪花艺术团模式已经成为浙江在全国的一个有关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着名品牌。自2005年7月成立，到2007年4月，钱江浪花艺术团已经行程五万余公里，走遍了浙江11个地区、400多个乡镇，演出500余场、观众超百万，被中宣部等十四个部委评为“三下乡活动先进集体”，获得了第四届中国十大演出盛事评选最佳基层演出金奖、文化部第二届文化创新奖等重大奖项。在钱江浪花艺术团的示范效应下，全省已开出了30多辆文化直通车，遍布广大农村。钱江浪花艺术团现象，已成为浙江繁荣农村文化、创新农村公共文化活动形式的一个缩影，它集中地凝聚了浙江文化体制改革、文化创新、文化科技等多项成果。二是受到了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比如，衢州市江山县日月村村民用“十八碗”这一最高礼遇来招待艺术团的全体演职人员；浦江县龙山村的村民因为“钱江浪花”的到来，挨家挨户杀猪宰羊摆酒席，请邻村亲戚前来看戏；湖州21所学校、幼儿园在联名给钱江浪花艺术团的感谢信中说“孩子们不缺衣着美食，但十分缺少艺术食粮。你们的演出深受孩子们的喜爱”；常山县的基层干部称赞钱江浪花艺术团是“我们农民自己的剧团，基层农村最需要的剧团，基层政府欢迎的剧团。”三是丰富了农民的文化生活，实现了娱乐与教育的叠加效应。流动舞台车不仅仅提供了优秀的文艺节目，更重要的是以此为载体，把文化知识融合到各种演出活动中，以文艺演出、宣传画册、小型展览、手册指南、专家咨询、趣味问答等“文化集市”的方式，普及科普、教育、卫生、计生、禁毒等知识，使得农村文化艺术活动在一个更深更广的层次上传播和影响，成为广泛意义上的文化直通车。不仅如此，每到一地演出，钱江浪花艺术团都会和当地一位家庭贫困、品学兼优的中小学生结对，至今已解决了200百多名贫困学生读书难的问题。
（2）在运作模式上采取了一些体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全新理念的创新性做法。第一，采用了文化直通车与艺术团相结合的中介整合模式。钱江浪花艺术团由浙江省文化厅、浙江广厦控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和浙江广电集团四家股东单位共同出资组建，在节目组织上，整合全省艺术资源和演出市场资源，成为公益性演出的中介机构。不仅如此，钱江浪花艺术团还成功地吸收了日本冲绳歌舞剧团等海外文艺团体加盟直通车下乡演出。这就体现了多元投资、多方参与的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新理念。第二，把政府采购与社会参与结合起来，体现了“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社会参与”的原则。作为一个公共文化服务团体，钱江浪花艺术团的“公益性”尤其突出地体现于“五个坚持”（即零费用纯公益、寓宣传于娱乐、零距离双互动、常下乡全覆盖、人多才队精干）中“零费用纯公益”这一条上。艺术团下乡演出，不仅不收任何费用，演职员的吃、住、行等经费也全部由艺术团自筹解决。钱江浪花艺术团的活动经费来源，主要是两个渠道：一是由政府以演出津贴的方式进行节目采购；二是艺术团自身通过市场化运作所取得的社会赞助。显然，与传统的政府包办制不同，这两种经费来源方式，都能够对艺术团保障服务质量、全面提升服务水平产生激励作用。第三，实行“订餐制”和“加餐制”，从而满足了农村多样化的文化需求。“订餐制”即打破以往一团一院为主体的传统模式，以省属院团为主，省内外其他院团为辅进行节目采购，建立了一个有戏曲、曲艺、歌舞、杂技四大类280余个节目的节目库，在演出前供基层选择预订。这样，每年就有数十个文艺团体，包括几十位“梅花奖”、“文华奖”得主在内的千余名演职人员参加演出。“加餐制”是指根据各乡镇文化活动的特殊需求，通过提前预约，编排特别节目。第四，建立考核制度，以激励演员的积极性。以深化文艺院团管理体制改革为契机，浙江文化管理部门专门制订了《关于要求省直属艺术院团演职人员积极参加钱江浪花艺术团下基层演出的通知》，把院团参演场次量化与绩效考核目标挂钩，把演职员个人参演与职称评定、业务考核挂钩；制定了《钱江浪花艺术团演出场次补贴暂行办法》，明确了演出场次、观众人数和不同的津贴额度相挂钩。这些措施，都有助于促使院团和演职员的艺术服务重心下移、积极参与文化下乡。
目前，类似的“送文化”活动在浙江各地相当活跃。“文化大篷车”概念早在前些年已悄然在全国各地流行。大篷车主体是一个多功能流动舞台的表演车，它充分应用现代控制技术及工艺，集、声、光、电机为一体，把现代舞台艺术运用于流动演出。平时合拢时，大篷车外形为一辆半挂式货车，演出时通过液压翻转系统，货车箱体平展就成为一个舞台。杭州市文化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把杭州文化大篷车与全国其他（省外）城市的区别归纳为两点：“一是其他城市的‘文化大篷车’基本属于一种概念，其运作主体大多还是政府文化部门，而西湖区文化大篷车现象是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涌现出来的新事物，走的是市场化运作道路；二是我市文化大篷车是指一台长期在农村各地巡演，集舞台、灯光、音响等于一体，拆装简便的多功能流动舞台表演车，而其他城市还基本停留在一年几次送戏下乡的模式。”杭州文化大篷车演艺公司自2006年8月份成立以来，已先后到辖区农村、社区等地演出23场，观众少则一两千人，多则五六千人，深受辖区群众欢迎。面对观众的热情，演职人员也主动提出了“宁可少休息，多安排演出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