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体组织完成其章程经当地高级党部复核后呈请政府备案。”次年通过的《人民团体与党部往来公文程式》体现了党部和人民团体之间并非平等主体，而是上下级关系。“各人民团体对于各地高级党部及主管部会行文用呈各地高级党部及主管部会对于各地该地主管人民团体有所指挥或告诫时用训令，对其呈请有所指示时用指令。”1932年通过的《民众团体组织方案》将党部、政府和民众团体的关系界定为：“本党对于依法的组织之民众团体应尽力扶植并加指导，对于非法团体或有违反三民主义的行为之团体应严加纠正，并由政府分别制裁之。”次年通过的《人民团体职员选举通则》规定：“各地人民团体职员之选举须由当地高级党部指定人员出席指导，并由主管官署或监督机关指定人员监选方得举行。”1934年，司法院咨行政院文中要求商会设立、改组应受党部指导。“商会之设立，应先得当地高级党部之许可，在《修正人民团体组织方案》第三节有明文规定。至于改组，依19年（即1930年——引者注）8月13日颁布《指导人民团体改组办法》之规定，须受党部指导。改组完后，经审查认为健全时，方得呈请主管官署立案等语。”行政院发文指出：“凡商人团体之组织应先报请当地高级党部许可指导，呈报备案时并将许可证号数说明。”这些法规表明，在南京国民政府期间，商会受到党部和政府的严密控制，失去了自主性。
北伐军抵达浙江后，革命情绪高涨。国民党永嘉县党部成立“商民协会整理委员会”，由县党部派员两人、店员两人、商民三人组成整理委员会，并从中推选一人为常委，全权负责一切公务。1930年成立永嘉“商人统一改组委员会”，于次年召开各业会员代表大会，改称为“永嘉县商会”。大会选出监察委员5人，执行委员15人，再由执行委员中选举5人为常务委员，由常务委员选出一人任主席。四年改选一次，每两年抽签改选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各半数，连选可以连任。第二届改选时，执行委员增加到21人，监察委员增加到7人。1942年，商会主席改称为理事长，执行委员改称为理事，监察委员改称为监事。国民党永嘉党部对商会的干预比较多，尤其是对商会选举的干预。如第三届商会主席邱北川任期未满，永嘉县党部着手改组商会，安排县党部委员杨雨苏等人参加竞争。为了控制选举，选举大会放在县党部大会堂召开。大会由县党部书记长叶蕴辉主持，叶蕴辉一面将开会时间严格限定，迟到十五分钟者不得参加选举，一面派人阻止一些代表参加选举，最后因到会的人不到法定人数而导致选举流产。叶蕴辉于是宣布将商会重新整顿，拉拢与党部关系较好的理事支持县党部对商会的整顿。商会经过整顿后重新选举，县党部内定的理事尽管没有能够当选理事长，但最后当选者王纯侯也与党部关系密切。王纯侯因得到县党部的支持，一直担任理事长一职至1948年，破坏了四年一届的制度。尽管在抗战期间，温州商会坚持救国爱国立场，积极参加各种救援活动，但自1927年至温州解放的二十余年间，由于国民党永嘉党部的干预、整顿和约束，温州商会的自主性下降，日益沦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附庸，服务会员和社会的功能不断弱化。
（二）1949-1978年：温州商会的改造与沉寂
政治学家邹谠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全能主义”（totalism）概念来概括当代中国政治。“全能主义”不同于“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它从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来定义，而“极权主义”则从政治体制来定义。邹谠认为：“全能主义政治一方面和我所谓的权威主义政治如中国传统君主专制政治，可以划分得很清楚，另一方面与德意志和意大利在30年代和40年代初的集权主义和个人独裁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也不相同。”全能主义是指“政治权力可以侵入社会的各个领域和个人生活的诸多方面，在原则上不受法律、思想、道德（包括宗教）的限制。在实际上（有别于原则上）国家侵入社会领域或个人生活的程度或多或少，控制的程度或强或弱。”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全能主义政府体制的形成，社会的功能日益被替代；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作用不断弱化。在全能主义政府体制下，政府代表公共权力的高层结构，单位是处理公共事务的低层结构，两者是隶属关系，而非一种国家与社会的二元结构。政府通过单位制度将社会行政化，行政化的单位取代了社会的职能。同样地，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没有自主产权，它归政府所有，听命于政府，接受行业部门的直接管理。概而言之，在全能主义政府体制以及它所创造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在原则上不允许一个独立的社会和经济空间的存在。
1949年，工商界作为一支重要力量参与新政治协商筹备会议和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51年10月，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政治报告》中提出成立工商业联合会。次年组成全国工商联筹备委员会，并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工商业联合会组织通则》，规定了工商联的组织构成和基本任务。1953年10月全国工商联举行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宣告正式成立。全国设有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以下为省、市、县（市、区）工商业联合会以及乡镇分会，具有全国性网络。工商联成立后，认真参与中国共产党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讨论与国家经济建设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配合共产党和政府贯彻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和赎买政策，推动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和经销代销乃至公私合营的开展，组织工商界接受社会主义教育，参加抗美援朝和“五反运动”。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工商联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工商联配合政府整顿私营经济则破坏了自身存在的基础。工商联并不是一个自主性的民间组织，而是八大“人民团体”之一。“人民团体”实际上是政府体制的构成部分，其职员纳入政府行政级别体系中并享受政府官员待遇。
1949年12月，经温州市人民政府批准，温州市工商界代表会议召开，成立了温州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成立之初设有接管整理委员会、财务委员会、调解委员会、文教委员会、法规委员会，从事专门工作。
1950年6月，接管整理委员会改组为整理工商业同业公会委员会，开展整理旧同业公会和筹建新同业公会的工作。旧商会遗留98个同业公会和7户直属会员，共有工商户4743户，经过整理、划分、归并和撤销，共成立了97个同业公会筹备委员会和一个直属会员办公处。温州市工商业联合会于1955年1月正式成立，会议通过了《温州市工商业联合会组织章程》，明确规定市工商联是“温州市各类工商业者联合组成的人民团体，接受上级工商业联合会的领导。在温州市人民政府的监督和指导下，团结全市工商业者，为实现国家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在这一时期，温州市工商联是温州各类工商业者联合组成的人民团体，在温州的政治生活和经济建设中，起到了协调、监督和桥梁作用，对配合与贯彻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方针及赎买政策、实现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作出了有益贡献。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温州市工商联已经不再是一个工商业者的组织，而是以自我教育为主要职能的人民团体。
1957年6月至1958年8月，在温州工商业者中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被确立为温州市工商联和各同业公会的行动纲领。反右整风后，工商联和同业公会的企业会员已不存在，只有原私营工商业中的原工商业者及“三小”（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小业主）1853人仍然为温州市工商联的会员。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处于混乱动荡状态，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几乎陷入瘫痪，温州市工商联先后停止了一切活动。
总的说来，在全能主义体制下，国家与社会之间高度一体化，具有独立性的民间组织失去了存在和发展的条件。自从对农村实行集体化和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各种经济成分都被归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中，各级政府也在经济上承担了组织生产、流通和分配的全部职责，民间经济社团被政府体系吞噬。因此，温州商会和同业公会只是在政府需要的时候承担政治宣传和政治参与的任务，无法发挥商会和同业公会应有的行业管理和协调等各项工商职能，直至最后趋于消亡。
（三）1978-2008年：温州商会的复兴
1978年，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经济市场化、社会自治化和政治民主化为取向的改革开放深入开展，标志着中国开始告别全能主义政治体制，重构政党、国家、社会和市场之间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曾经提出多党制诉求，并通过在社会精英中的传播而酿成政治运动，与党和政府之间发生了严重冲突，但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并没有走上西方式自由主义道路，而是形成了一种后全能主义体制。在90年代，特别是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后，这种后全能主义体制基本形成。有学者认为，后全能主义体制的特点在于政退市进、政退社进、政退民进、权退法进、政退党进以及社会文化多元化和意识形态淡化等。也有学者指出，后全能主义体制具有三个重要特征：在经济和非政治领域内，存在着有限多元化；意识形态领域仍然保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符号，作为一党组织整合与党内凝聚的基础；继承全能体制下执政党的国家动员力的传统资源，仍然具有较强的进行体制变革的动员能力以及处理非常事件和危机的动员能力。可以看到，后全能主义体制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治民主化建设，同时，执政党牢牢地掌握国家政权，意识形态关于执政党的惟一性和合法性并没有改变。
根据全国工商联主编的《2006年民营经济蓝皮书》，截至2005年底，内资民营经济在GDP中所占比重为50%，加上外商和港澳台投资经济，所占GDP比重为65%。从税收总量看，目前民营经济税收比重已经超过国有经济。在不少地方，民营经济税收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已经超过70%－80%，甚至更高，成为地方的主体财源。2005年，民营经济在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达到的84.1%，民营经济占城镇就业的比例达到75%以上。这意味着一个在政治领域之外的独立市场领域已经形成和壮大。
温州是我国市场经济发育最早和最快的地区之一。改革开放后，商会组织开始复苏并得到重新发展。在1979年恢复活动后，温州市工商联马上进行会员登记，老会员重新登记的有315人。1980年，温州市工商联开始恢复正常工作，吸收新的企业作为会员。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向城市深入发展，商品经济日趋活跃的新形势下，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形式并存的格局日渐形成。根据工商联的历史、现状和今后发展趋势，1987年1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指出，工商联是具有统战性质的民间商会。1988年12月全国工商联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修改了章程，新章程规定，工商联是中国工商业界组织的人民团体，民间的对内对外商会。章程还规定国营企业可以加入工商联成为企业会员，新会员的对象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三资企业等企业会员，个体劳协、行业协会、同业公会等团体会员以及个人会员。这样，工商联在会员结构上覆盖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所有成分，打破了历史上形成的所有制界限。这为工商联在新时期的发展壮大注入了新的活力。
1988年，温州市工商联开始重新组建同业公会，先后帮助企业组建了三资、百货、食品三个同业公会。1989年1月，组建了“温州市民营企业公会”，并明确规定这些同业公会是各类企业自愿组成的民间自治经济团体，接受工商联和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温州市工商联在实践中总结出“自愿入会、自选领导、自聘人员、自筹经费、自理会务”的组织原则，“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协调、自我约束、自我教育”的活动方针，以及“为企业、为社会、为政府”的服务宗旨等基本经验，为行业组织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1990年，温州市工商联增挂总商会牌子，成为我国地方工商联较早打出总商会牌子的城市。通过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运作模式，进一步发挥了工商联作为民间商会的民间性、经济性的特性，加强了对外经济交往和合作方面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