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一时期关于“姓资姓社”问题的争论和中央对工商联工作职能的定位延缓了温州市工商联和同业公会的发展。中发〔1991〕15号文件确定工商联为政府管理非公有制经济的助手，同时对工商联发展同业公会工作作了限定：（1）可在县、镇进行试点，不成立省、市组织；（2）在县、镇试点中，应选择非公有制经济成分为主的、零星分散的、政府部门不易照顾到的行业；（3）成立同业公会，要经当地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同业公会的领导人由当地统战部及有关部门推荐，经选举产生；（4）接受当地党和政府的领导和管理，依法进行活动。中央的这一政策，使得温州市工商联组建和发展市级同业公会工作有所阻滞。这个时期的同业公会已获得了初步发展，并形成了一整套宝贵的办会经验，为今后发展更多的同业公会奠定了基础，但数量不多，自主性程度不高，职能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自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以后，全国结束了“姓资姓社”的大讨论，温州的民营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温州商会如雨后春笋般地急剧发展起来。在这一期间，工商联系统成立了家具、服装、眼镜、五金、合成革等19家同业商会和行业商会，经贸委系统和其他政府部门主管的行业协会也大多在这一时期成立。一些乡镇也开始设立乡镇商会。本着“服务企业、服务社会、服务政府”的宗旨，商会和政府、企业、民间都实现了较大程度的互动，发挥了行业管理、参政议政、调解业内纠纷、维护会员合法权益、协调政府与企业间的关系、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等多项职能，有效地促进了温州经济的健康发展，基本实现了行业自治和行业自律。温州总商会还出版了自己的刊物《温州工商报》和《简报》。1997年，国家经贸委选择上海、广州、厦门和温州四城市作为行业商（协）会试点城市。温州市成立了“行业协会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将食品工业、包装技术、鞋革工业等六家具有代表性的行业协会归口市经贸委主管，进行试点工作。1999年市人民政府出台《温州市行业协会管理办法》，使各行业商（协）会的发展步入了正轨。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异地温州商会开始出现。
温州有160多万人口在全国各地经商办企业，在外温州人在创造“另一个温州”的同时，一种新的商会形态在全国各地显现。随着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全国各地的在外温州人在温州和当地有关部门的指导下，自发形成了群众性的社会团体——异地温州商会（或协会、经济促进会、商贸联谊会，本书统称为商会）。1995年，第一家外地温州商会——昆明温州商会成立。随后短短几年内，在沈阳、哈尔滨、长春、天津、宁夏、内蒙古、西安等全国各大中城市都有外地温州商会成立。这些商会开展了会员培训、信息交流、中介服务、行业自律、调解纠纷、维护合法权益等方面的活动，它们还充当了当地政府与温州私营企业、个体经营户之间的桥梁，并成为温州各级政府对在外创业的温州人进行组织协调的渠道，服务会员，服务温州与当地经济建设。在这一时期，温州商会的民间性越来越强，商会数量有很大的提高，并出现了新的商会形态（乡镇商会和异地温州商会）。这些商会都坚持自主、自治、自律，有效地促进了温州经济的发展。无论从数量还是职能发挥来看，温州商会都进入了蓬勃发展期。
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短短3个月里，出口土耳其的眼镜、销往欧盟的打火机接连遭遇了国际贸易争端。反倾销，是欧美国家在对外贸易中擅用的利器之一。由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不久，对国际贸易规则不熟悉，我国成为世界上出口产品受到反倾销最多的国家。2001年以来，温州的眼镜、打火机、制笔等行业都相继遭遇反倾销的打击。2001年10月，欧盟标准化委员会制定了一项关于打火机安全使用条款CR法案，要求2欧元以下的打火机要设置安全装置，对我国打火机设置技术贸易壁垒。2002年6月28日，距CR法案通过不到两个月，欧盟又决定对我国打火机进行反倾销调查，如果不应诉，温州打火机出口欧盟国家将雪上加霜。2001年底，土耳其针对我国眼镜出口实施保障措施调查。2002年8月，印度对我国出口的塑料镜片实行反倾销调查。2003年5月22日，土耳其发布公告，决定对我国向土耳其出口的自动铅笔和圆珠笔进行反倾销调查。在我国的这些产品中，温州产品占大部分，面对这些反倾销调查，首当其冲的是温州企业。
面对一次次的国际贸易壁垒，凭单个企业的力量难以抗衡，温州的行业协会（商会）被推到了处理国际贸易纠纷的前台。以温州烟具协会为例，温州是我国金属打火机的出口基地，其产品80%以上出口，而欧盟是温州打火机出口的重要市场。当获知欧盟即将出台CR法案，温州烟具协会马上作出反应，由协会和外经贸部有关官员组成7人代表团，远赴欧盟各国进行了长达17天的交涉游说。代表团尽管最终没能阻止CR法案出台，但中国企业第一次以民间行业组织名义出国应对国际贸易争端，引起了世人瞩目，被誉为“中国民间第一团”。此次事件也被专家看作是在我国国际经济预警机制还不完善的情况下，民间行业组织充分发挥自身功能的一次演练。在欧盟对打火机实行反倾销立案后，温州烟具协会积极组织引导企业，以1家争取市场经济地位，15家无损害抗辩进行应诉，同时特邀法律专家来温州举行专题分析会，找出无损害抗辩理由，并统一全行业思想，予以应诉。在烟具协会的努力下，欧洲打火机生产商联盟于2003年7月撤诉，温州打火机行业赢得了国际官司的胜利。温州烟具协会会长、浙江大虎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大虎认为，由行业协会（商会）牵头运用世贸规则，联合企业应诉，是一条很好的路子。他认为，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政府部门和企业都会遇到一些过去未曾遇到过的矛盾和问题。当政府因受国际贸易规则约束而转变职能时，作为民间社团的行业协会（商会）完全可以凭借其特有的民间身份及优势，在政府不再直接接管企业、企业本身又达不到适应加入世贸组织对自身发展和保护的基本要求的情况下，起到保护国内产业、支持国内企业增强国际竞争力方面的协调作用，为国内产业的发展筑起一道“防火墙”。一位参与打官司的企业家感叹，如果没有行业协会（商会）的组织，我们很难在短时间里做好应诉准备。
目前，温州政府和行业协会（商会）正在设想成立行业应诉基金和预警机制，以帮助温州行业协会（商会）更好地应对国际贸易纠纷。在应对国际贸易争端中，温州行业协会（商会）已经充当了政府和企业无法替代的角色。政府、商会、企业之间实现了较大程度的互动与合作，标志着温州商会正逐步与国际商会接轨。
从上可见，温州商会的变迁较具代表性地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历程。1906年温州府商会的诞生缘于晚清政府推行新政，政府由禁止和限制民间设立独立组织，转而主动倡导和鼓励商人成立商会。1927年以后国民政府对商会采取种种约束与限制政策，商会的独立性大为削弱，活动空间也受到种种限制。1949年以后的前30年，温州商会变得萎缩和沉寂；而在最近30年，它逐渐复苏并得到蓬勃发展，特别是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代表行业登上国际贸易的舞台，这一历程无疑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政府有关政策的变化有着直接关联。
二、温州商会兴起的历史文化背景
当代商会为什么兴起于温州？对这一问题的追问一如先前许多学者在考察温州模式时首先要讨论这一经济模式为什么会出现在温州。这种基于发生学视角的考察离不开历史文化传统，区域性传统形塑的地方经验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影响特定群体的行为模式。无论是诺斯的“路径依赖”还是布迪厄的“实践理性”概念，都强调了历史文化传统对人们行为模式的影响。我们认为，温州商会的兴起有其历史文化基因，但这与特定的自然环境有关系。
温州地处浙江东南部，全境位于北纬27°03′-28°36′，东经119°37′-121°18′之间。地势自西向东倾斜，西部为山地，中部为低山和丘陵，东部为沿海冲积平原和滩涂。三面环山一面临海，“艰山海阻”限制了温州与其他地区的联系，因此，中原地区国家的高度控制和重本抑商的主流意识形态对温州的影响并不大，温州在这种封闭状态下发展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历史文化传统，即偏重于社会自主治理、工商业经济和重商精神。1949年后，我国日益形成全能主义政府体制，温州的传统尽管受到抑制，但其行为方式和价值理念并没有根本改变，其社会结构及其存在土壤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保存。这种传统的延续使温州在改革开放后能够先行一步，创造了温州的民营经济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兴起了温州商会。
（一）社会自主治理
宋代史书记载，温州府是“民风犷悍，目无法纪”的地区。《清史稿·地理志》称温州是“（要）冲难（治）”之府，其中平阳又因“难治”而着称。据统计，1760-1911年间，平阳共经历73个知县，在任4年以上的仅12人，许多人在任年余甚至数月就因种种原因去职。这说明温州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有限性和社会自主治理存在的可能性。
宗族是温州社会实现自主治理的最重要社会网络。今天的温州人大多为移民后裔，尤以福建移民为最。有学者推测，迁入温州的移民80%来自于福建。福建人移民温州，其显着特征之一是聚居性。自唐宋至明清，大量家族举族自福建移民至温州。在新的定居地，为了对抗外部势力，往往聚集而居，结成同姓村落。原先的家族组织不但未被打乱，反而被强化。有学者认为，近代以来的现代因素虽然弱化了宗族血缘关系，但这种弱化从苏南到浙北、再到浙南呈递减状态。也就是说，温州一带对血缘关系的重视仍然要强于浙北和苏南。1949年后，温州与全国一样，宗族势力受到压制和打击，但温州还是一个农业社会，城市化进程缓慢，聚族而居的情况没有改变，宗族组织没有受到实质性破坏。1978年后，政府对社会干预的退却使宗族活动全面复兴，扩建祠堂和重撰族谱盛行一时。在宗族力量凝聚中，大规模的宗族祭祀活动并不鲜见。如2008年清明，平阳一家族祭祖时出动车辆100多辆，参与宗族成员达到1000多人。
宗教是温州社会自主治理的另一社会网络。温州是一个宗教高度发达的地区，1949年之前，温州的宗教活动场所有近2000处，僧尼道士4500人，基督教徒115000人。此后虽遭到压制，大量的寺庙、道观和教堂却保存了下来，民间宗教活动也从未中断过，基督教徒的人数也在增长。1978年后落实宗教政策后，宗教活动迅速复兴。温州经济的发展也为宗教活动注入了大量资金，大量寺庙、道观和教堂得到修复和新建，其规模远非此前可比。目前，全市宗教活动场所达4000多处，宗教节日和宗教活动完全公开化和社会化。
基督教在册信徒约70万人，占温州总人口的1／10。宗教在温州的强大活动能量表明，在民间还存在着一个不同于官方意识形态的价值体系，它作为一种民间力量与国家互动，通过合作和博弈而获得合法性和自主性。
宗教和宗族对社会自主治理的影响之一体现在建构凝聚社会资本的平台上。温州的祠堂、教堂、寺庙和道观都是社会活动中心，对许多居民来说，这些地方是除家庭之外最重要的活动场所。在各种祭拜活动中，宗族成员和教徒培养了相互之间基于血缘和信仰的认同，从而凝聚了大量的社会资本。
着名学者帕特南指出，社会资本是普通公民参与的民间网络，以及体现在这种约定中的互惠和信任的规范。他还认为垂直网络和横向网络有着本质的不同，“垂直的网络，无论多么密集，无论对于其参与者多么重要，都无法维系社会的信任与合作”。在温州的宗教网络中，一方面，宗族内部有着以长幼排序的准等级结构；另一方面，宗族的联宗行为使之被横向分割为若干平等的房族。在这个意义上，宗族网络越大，越倾向于成为一个横向网络。宗教网络主要是由相同地位和权力的行为者所构成，因而是一个横向网络。而且温州的宗教活动以温州话为传播语言，方言的多样化又使宗教网络实际上被切割成若干相对封闭的横向网络，这增加了信徒之间的联系和认同。放大的宗族网络和缩小的宗教网络构成了温州人参与的社会网络，而前两种网络的重叠又提高了社会网络的密度，强化了社会资本。这成为人们之间建立互惠的信任和规范的依托，使通过自愿的合作来提高社会效率成为可能。如温州民间的许多标会、基金会、地下钱庄都是在亲戚朋友和教友之间运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