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史者，儒之一端
古代中国的史家，不论是朝廷命官还是在野文人乃至落泊人士，在具体的史学操作中几乎都以儒家经典和古礼的基本原则为指导思想，以“史”注“经”，以历史事实解释儒学和礼教伦理原则。因此，中国传统史学史，几千年间号称“史体常变”，有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还有史评、典志、学案和方志，等等，历史著作的体裁确实可谓丰富多样，但以儒学和礼教伦理为核心的史学模式可以说数千年一以贯之。孔子以降，历史学家们虽互相标榜“纲纪天人，推明大道，自成一家之言”，实际上，历代史家严格恪守儒学和礼教伦理纲常，其所编著的如汗牛充栋的史书，几乎都经由儒家伦理的一个模子铸造出来。
且不论史以注“经”带来中国传统史学理论贫乏、单一和苍白，也不论史家以历史事实解释儒学伦理而造成中国传统史学的历史观念千书一面的弊端，即以传统史书曲笔失真一点而言，中国传统史学的伦理化、注经化倾向，在很大程度上也大大降低和弱化了古代史书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
史官们遵循“书法”评判历史人物和事件，记录历史，也就是以礼义或礼教伦理原则审判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无论是晋国史官董狐的“书法不隐”，还是齐太史以身殉职如实记录“崔杼弑君”，列国史官都以历史事实去注解和阐述礼义原则。为此，他们甚至不惜歪曲历史事实，曲笔讳书，使历史事实屈从于所谓的原则。只要“书法”符合礼义，史官们可以置历史的真实性于不顾！他们从事史书编撰工作，以《春秋》的成书为例，在我们后世人看来应该是记录历史，但在他们那里，主要是向世人展示和弘扬礼教的伦理精神和人伦道德规范。在先秦史官那里，历史操作实际上无异于为礼义原则作脚注。
因此，古人往往把《春秋》等史书视作伦理的教科书，认为读之可以“耸善而抑恶”，可以“昭明德而废幽昏”。直到西汉时，历史学家还作如是观，例如司马迁就曾一再强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要言之，原生形态的中国传统史学，从某种意义上只不过是伦理学的外化形式。实际上，也唯有作如是观，我们才可以理解古代学者如刘歆、班固等人撰《艺文志》编订学术目录时以史附经、把史书隶于经类的初衷。
从历史学的观念形态看，儒学伦理纲常作为历史学的主导思想，几乎贯穿于传统史学发展演化的全过程，构成了中国传统史学的灵魂、核心和精髓。两千多年来，历史学家在其史学实践中，几乎无一例外地躬行着“寓褒贬，别善恶”的取向，着意于儒学和礼教伦理纲常的阐扬，用历史去论证和阐释宗法等级制度和君主专制统治的合法性和永恒性。
这直接导致了史学依附于经学，史书成为“礼义”的注脚。
自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公羊家的历史观念经皇朝统治者的钦定而逐渐成为中国传统史学的正统思想。西汉时公羊家董仲舒等人用阴阳五行学说神化《春秋》，把“三纲五常”和阴阳五行相杂糅的神学思想搬到历史学中，这套理论将天地与人、宇宙与人类、自然与社会置入同一个逻辑结构中，并通过概念的抽取和置换，把天地自然的演化与社会历史的发展历程等同起来，以论证宗法专制社会的君臣关系如同自然法则一样恒定持久、不可移易。
系统而又完整体现公羊家这套正统理论的史家是东汉的班固。班固奉御旨撰修《汉书》，其实就是公羊学正统史观的具体操作。
现在看来，在儒学和礼教独尊地位形成之初的西汉历史学家司马迁，尚能倡导“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编写的《史记》，还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某种异端倾向。随着历代专制皇朝对学术文化制控的强化，班固以后的历史学家就只能围绕着儒学经典和礼教伦理纲常亦步亦趋了。班固指斥司马迁及其《史记》“是非颇谬于圣人”，未能完整体现礼教伦理纲常，他撰述汉代历史，“旁贯《五经》，上下洽通”，“纬《六经》，缀道纲”，推崇儒学经典，恪守正统观念。由此，历史著作也就成了“明天道、正人伦”的儒学和礼教伦理教科书。《汉书》在历史上博得历代皇朝统治者的青睐，并得以高居“与《五经》相亚”的显赫位置，显然与作者的价值取向和该书“宗经矩圣”的著述特点有关。
在传统历史学家看来，历史与儒经和礼教伦理的相异处，是它具有“通古今因革之变以博其施”的特长，而不是如“载之空言”的理论，只是一些抽象空洞的理论说教。传统史学家撰写史书，从礼教伦理的普遍性原则去认识、解释和评判历史上的过往人物和事件，用孔子的话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从“行事”（具体的历史事实）中体现礼教伦理思想，用历史宣传礼教，显然要比空洞的说教更有利于实现惩恶扬善、裨益风化的目的。
在这方面，如果说司马迁《史记》尚不能称尽善尽美的话，班固《汉书》、荀悦《汉纪》显然已经走得相当远了。但是，东晋的袁宏似乎还觉得不够。袁宏认为，“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换言之，史学的功用就是阐扬“名教之本”以“弘敷王道”。所谓名教，指称的是以正名定分为基本内容的礼教伦理纲常，所谓“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在宗法专制社会中，君臣、父子是两对基本的社会关系，是维系专制皇朝统治秩序之和谐与恒定的根本。在袁宏看来，“高下莫尚于天地，故贵贱拟斯以辨物；尊卑莫大于父子，故君臣象兹以成器。天地，无穷之道；父子，不易之体。夫以无穷之天地，不易之父子，故尊卑永固而不逾，名教大定而不乱，置之六合，充塞宇宙，自今及古，其名不去者也”。因此，编纂史书、论载史事和评断人物，倘若违悖儒学和礼教伦理中的这二对基本礼义原则，就无以序定人伦、彰明治体。袁宏用这一尺度去评估前代史书，得出结论说：《史记》、《汉书》、《汉纪》虽足以“扶明义教，网罗治体”，但在阐扬“名教之本、帝王高义”上还显得很不充分。这种史学以阐扬名教的历史观，对后来的历史学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虽然，魏晋时期儒学和礼教式微，而玄学大盛，哲学、文学都表现出摆脱经学束缚的趋势，思想家如王弼、何晏、向秀、郭象等，崇尚庄老、谈玄论道；诗人谢灵运、陶渊明等，游仙招隐，讴歌山水，赞美田园，抒发人生之感慨，倾吐仕途之坎坷。唯独史家和史学却依然如故，没怎么感受到时代精神的变化，还是在注解儒经、彰明治体的传统中踽踽独行。这一时期的历史学家，如陈寿撰《三国志》，范晔编《后汉书》，沈约著《宋书》，萧子显纂《齐书》，魏收修《魏书》，等等，多是阐扬礼教伦理、序定人伦秩序之作。
唐代以后，以唐太宗李世民和宰相魏征为代表的唐朝君臣，倡言从历史中取鉴资治，试图把史书编纂与从亡国取鉴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但唐代史家在高倡鉴戒史观的同时，也同样注重以史释经、宣扬儒学和礼教伦理纲常。唐太宗认为一部好的史书，要做到“极为治（政）之体，尽君臣之义”。这就等同给史书编纂定了一条基本原则。所谓“极为治（政）之体”，就是要求史书内容体现出取鉴资治的思想，有利于当朝统治者从中览前代帝王之得失；所谓“尽君臣之义”，则要求史书编纂要贯彻儒学经典的思想，用史实去阐释礼义纲纪，惩恶劝善，垂鉴将来。从唐代史家的操作看，魏征等人编修的《隋书》多着眼于“为治（政）之体”，体现了唐太宗从亡国取鉴的原则，从而向唐朝统治者提供了一整套可以取鉴的治国方略；而由唐太宗及其史臣修纂的《晋书》，则更加偏重于宣扬儒学和礼教伦理的功能取向。《晋书》编修者以“敦励风俗”为旨趣，用历史阐释君臣纲纪，尤其推崇“孝道”，全书把孝道与忠君融为一体，宣称“君王居在三之极，忠孝为百行之先”，为人之道必须“全其孝”、“竭其忠”。此一观念体现在史书内容上，编修者不厌其烦地罗列所谓的“忠悌名流”，编为“孝友传”，通篇之中，伦理说教的色彩至为浓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