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撰作《史通》、倡导“直书实录、疑古惑经”而著称的唐朝史家刘知几，一向受到晚近史家的肯定和推崇。然而，晚近史家在肯定和赞扬刘知几史学思想的现代性之时，往往忽略刘知几史观中更具本质意义的另一面。在刘知几那里，直书实录、疑古惑经，其实都是为了在史书中更好地贯彻和体现儒学和礼教伦理纲常。用刘知几自己的话说，就是“法夫子之凡例，宗名分之大体”。通读《史通》后不难发现，刘知几一方面固然主张历史学家要具备史才、史学和史识，抨击阿时趋势之徒曲笔讳书的可耻行径，高扬不畏强暴直书实录的精神；另一方面，刘知几也主张历史操作中要辨善恶、寓褒贬，“申以劝诫，树之风声”，主张历史学家要恪守臣子之义，并且认为历史学家撰史为君父讳大恶，“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因此，为了维护礼教伦理纲常的现实需要，“夫臣子所书，君父是党，虽事乖正直，而理合名教，……讳之可也”。
刘知几的《史通》，主要的价值在于从理论上论证了史以注“经”、历史为儒教伦理作注脚的合理性。
传统史学的伦理化、注经化特质，随着两宋以后理学的崛起而登峰造极。欧阳修、司马光、朱熹等历史学家，都倡导以历史解儒经，把史学完全等同于经学的仆隶和附庸。例如司马光，干脆把历史学界定为“儒之一端”，他在评论南朝刘宋王朝立玄学、史学、文学和儒学为四学时曾经指出：“《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孔子曰：‘辞达而已。’然则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余事；至于老庄虚无，固非所以为教也。夫学者所以求道；天下无二道，安有四学哉！”这则阐释经、史关系的评论，在宋儒中是颇具典型性的。把历史学视为儒教伦理学说之一端，也就从根本上抹杀了史学作为一门学术所应具有的独特的认识价值。
因此，中国传统史学发展到宋儒那里，几乎成了宣传儒家伦理的“道德经”，成了阐释名分纲常的“理学传”。北宋史学家欧阳修编撰《五代史记》（《新五代史》），就是以史解经，用历史事实来阐释弘扬三纲五常的一次典型操作。
在欧阳修等史臣看来，礼教伦理纲常是为治的根本。《旧唐书》重取鉴而少褒贬，弱化了史书的“垂训惩戒”功能，致使“明君贤臣、隽功伟烈，与夫昏虐贼乱、祸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恶”；而《旧五代史》也同样未能很好地体现礼教伦理纲常。有感于“五代之乱；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于兄弟夫妇人伦之际，无不大坏，而天理几乎其灭矣”，欧阳修遂立志效法《春秋》，“一本于道德”，重修唐史和五代史。欧阳修试图通过五代史的编纂，重建“人伦之大本”（君父）、“臣子之大节”（忠孝），以恢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专制等级秩序。为此，《五代史记》不惜用大量篇幅发论呜呼，抨击五代时曾经历任各朝宰相的冯道等人为不顾名节的寡廉鲜耻之徒，谴责以子弑父的朱友珪和临阵射杀其母的李彦珣等人为不忠不孝之徒。与此同时，又不惜以大篇幅的文字，推崇那些“势利不屈其心，去就不违其义”的死节之士，褒扬“能以孝悌自修于一乡，而风行于天下”的忠义之徒。
在欧阳修等人修撰《新唐书》、《新五代史》以前，《旧唐书》、《旧五代史》已经行世，这两部史书，其实也都是按照儒家思想和礼教伦理编修，从历史观念、史书体例和具体内容看，大抵也是以史注“经”之作，体现了儒学和礼教三纲五常之道，但欧阳修等人意犹未尽，还嫌《旧唐书》、《旧五代史》未能完善地阐扬君臣人际伦理纲常。为达到羽翼《六经》、弘扬儒学和礼教伦理的目的，欧阳修在《新五代史》的编撰实践中，通过正名定分以示对前朝人物的褒贬惩劝，甚至不惜更改史实以曲从书法义例，任意删削历史以迁就儒学和礼教伦理。欧阳修违背历史真实性以从属君臣伦理纲纪的做法，连后来的传统史家都觉得有些过分，如清朝嘉乾史臣对《新五代史》的评价，虽肯定欧阳修的历史操作，称赞《新五代史》“褒贬祖《春秋》，故义例谨严；叙述祖《史记》，故文章高简”，同时也毫不留情地讥讽此书于“事实则不甚经意”云尔。欧阳修以后的史家，如吴缜撰《五代史记纂误》，列举和订正《新五代史》谬误不实处达二百多条；杨陆荣撰《五代史志疑》，也批评欧史文献无证，传闻多谬。
历史学向“道德经”、“理学传”异化的倾向，因宋明理学在思想文化界的长盛不衰而整整风靡了史坛一千多年。元、明、清各朝的历史学家尤其是皇朝的御用史官，多主张史学“以表彰道学为宗”，直言不讳地宣称编修史书，“矧先儒性命之说，资圣代表章之功，先理致而后文辞，崇道德而黜功利，书法以之而矜式，彝伦赖是而匡扶”。在传统史家看来，“文不本于六艺（儒家经典），又乌足谓之文哉？”换言之，史书只有阐扬解释儒家三纲五常之道，才配称为历史学。此风影响所及，宋元以后的官修诸史，如元朝史臣编修的《宋史》之类，用清朝四库馆臣的评语，其“大旨以表章道学为宗，余事皆不甚措意，故舛谬不能殚数”。此类官修史书，连篇累牍，充斥着《道学传》、《忠义传》、《奸臣传》、《逆臣传》；正史、别史尽是“鼓吹六经，羽翼名教”之作，史学几成伦理道德的说教。
史学为“经学”作注解、为儒学伦理纲常说教传道的现象，并非只是历代皇朝钦定的“正史”和朝廷史官纂修的国史所独具的特殊现象。
纵观中国古代史学史，两千多年间产生的私史、别史、杂史，乃至野史，都未能脱出以史解经的传统范式。现代历史学家柳诒徵的《国史要义》在阐释“礼”与史的关系时，曾经有过如下一段精辟的论断：夫本纪世家何以分？分于礼也。封爵交聘何以表？表以礼也。
列传之述外戚、宦官、佞幸、酷吏、奸臣、叛逆、伶官、义士，何以定名？以礼定之也。不本于礼，几无以操笔属辞。
故礼者，吾国数千年全史之核心也。
儒家伦理对传统史学的影响和渗透，礼教纲纪对传统史家的控制，正如《西游记》中如来佛的手掌之于孙悟空，即使是那些以反传统相标榜的历史学家，也难以摆脱恢恢天网的笼罩。明代思想家兼历史学家的李贽，是以反传统的异端见称于当时和后世的，他特立独行，放荡不羁，发誓要“颠倒千万世之是非”，公然提出“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而断以“予李卓吾一人之是非”。这在当时也堪称惊世骇俗。李贽本人最终也因“惑世诬民”而遭杀身之祸，他的著作如《焚书》、《藏书》和《续藏书》，就因不容于当时而屡遭朝廷和地方官府的禁绝，一再遭到毁板和焚弃。
但是，如果我们细细地读一遍李贽的著作，还是不难发现，在貌似标新立异、超凡脱俗的表象之下，隐藏着的依然是传统礼教伦理的本质。李贽抨击道学虚伪的伦理道德，但却没有也无意背离礼教伦理；他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拒绝以传统的历史观为自己的历史观，但他在事实上却并没有、也不愿摆脱礼教传统伦理思想的束缚。李贽的历史著作，追求的是那种他宣称的被“伪儒”、“迂儒”歪曲纂政修改了的“纯儒”、“真儒”的道德伦理观，因此，他的历史著作也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传统的模式之中，依然是以史解经、注经，以历史事件和人物解释儒学或礼教伦理纲纪之作。
在《藏书》、《续藏书》中，李贽以忠节和孝义为标准尺度，大肆阐扬“君父”大义，连篇罗列历史上的所谓“忠诚名臣”、“直节名臣”、“孝义名臣”、“靖难名臣”，又特意辟出《贼臣传》，把黄巢、张角等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军首领贬为盗贼、妖贼。由此不难看出，李贽撰史，其意仍在于藉历史阐扬礼教、序定人伦、彰明治体，他的好友祝世禄为《藏书》撰序，揭示了李贽著史的良苦用心，其语曰：“能读先生之书，必有善治，必有真儒。既能善治而有真儒，则虽谓先生是非谬于圣人也，先生亦任之可也。”作为历史学家的李贽，虽标榜“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而成了“儒学叛逆”，但终其一生，却执著于礼教，他的史评文字，一直围绕着礼教伦理纲常这一轴心转圈子，始终没能摆脱礼教伦理的束缚。这是李贽个人的局限，也是中国传统历史学的局限。
由此可见，历代史家编修史书，大抵皆以礼、礼义为圭臬，把研究历史、编写史书作为现实政治的具体操作，把史书作为宣传和传播礼教伦理纲常的工具。从春秋史官撰史重礼义而轻事实，到欧阳修“祖述《春秋》大义”而编《五代史》；从班孟坚“纬六经、缀道纲”以成《汉书》，到清廷史官奉御旨而修《明史》，这种史学取向已经成为传统史家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其极端者，以史学为工具，把历史事件当作“经学”和礼教伦理纲常的注解，服从并服务于现实政治，以史注“经”、强史就“经”，甚至不惜曲解事实，篡改历史，这种治史旨趣与史学的官方化、政治化、工具化取向结合在一起，正是中国传统史书失真、失实的主要症结所在。
四、简短的结语
总结以上的考察，我们认为，中国传统史学从其萌生、成型到其后的发展过程，一直深受传统文化伦理型特质的影响。历代的史书，其主要内容是历代皇朝的政教典章，皇帝及其群臣的政务记录，王公将相的世系家谱。而这些政务记录、世系家谱和典章政制，又是以“礼”或儒家伦理纲常一以贯之的。历代史家撰史编史，大抵恪守儒家伦理，以《五经》为法典，以“三纲五常”为判断是非的基本原则，以当朝皇帝的圣裁为褒贬历史的标准。用清代乾嘉史官的话说：“盖千古之是非系于史氏之褒贬，史氏之是非则待于圣人之折衷。”从此意义上说，中国传统史学可以说就是儒家经典和礼教“三纲五常”的外化，三千年专制政治的注脚。如果说，历代专制皇朝对史家和史学的严密控制使之隶属于官府而成为朝廷的御用工具；如果说，中国传统专制政治对史学的控制和干预，使史家和史学服务于朝廷的现实需要而沦为政治的附庸；那么，中国传统文化高度重视伦理道德、专注于“求善”、“求治”的价值取向，则型塑了传统史学的伦理型特质。
史学的官方化、政治化和伦理型特质，一方面固然使史书同时受到朝廷和民间的高度重视，成就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发达和繁荣。另一方面，伦理化和道德说教取向的史学传统，史学以“礼”或儒学伦理为准则、史家以注经、解经为职志，史学研究和史书的编修完全服从并服务于现实政治的取向，也弱化了史学的学术性和历史著作的真实性。因此，一方面，我们固然要庆幸祖先历史意识的超强发达，编写了汗牛充栋的史书，为我们记录下五千年文明的辉煌。另一方面，我们在接受古代史学这笔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的同时，更应秉持审慎和批判的精神，用现代史学的科学方法辨析古史，探赜索隐，去伪存真，才能洞察和揭示历史的本相。
[作者简介]陈剩勇（1956-），男，浙江武义人，曾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浙江大学比较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教授兼所长。现任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西湖学者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