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郭松龄“滦州兵变”，战败被杀；张作霖绝处逢生、引狼入室，日本“关东军”进驻东三省……
却说，郭松龄决意“反奉”后，即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滦州连发三次《通电》，其中言道：“天祸中国，内乱迭寻，同类相残，甚于仇雠。而首推原祸者，乃一二穷兵黩武之辈；彼为求一己之私欲，举债卖国，耀武扬威，涂炭生灵，天理尽失。松龄身为军人，安能忍睹家国破残，黎民受戮？故为华夏计，为万民计，力倡和平；然祸国者蛊惑主心，一意孤行，执迷不悟。今班师回奉，以清君侧，旨在去主战之祸首杨宇霆辈；敦请张将军汉卿司令统驭三省，经营东北，以保根本；松龄素同袍泽，愿遵命匡襄，竭诚翊佐；松龄之赤心，天地有知，神人共鉴。”
郭松龄发出《通电》后，引来了各方响应。
冯玉祥即于二十五日也《通电》声讨张作霖“一味好战，祸国殃民”。
“国民政府”在广州召开“国民大会”、中国共产党则发表《告全国民众书》，以不同形式声援郭松龄“反奉”；
李大钊更是直接呼吁：“一切革命力量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段祺瑞和奉系军阀。”
在全国一片声援下，郭松龄更是义无反顾了。
接着，郭松龄在滦州京榆驻军司令部召集团级以上军官会议，宣布“举义起兵”。
因长期来，京榆驻军司令部司令张学良十分依从郭松龄，其所辖“镇威军”第三军的军务皆交由郭松龄处置；所以，虽只是副司令头衔的郭松龄，在第三军中的威望绝不亚于张学良；且此时，张学良去了奉天，郭松龄也就更能一手遮天了；所以，与会的大部分军官慑于此，都不敢异议而皆表示了愿意随同。
不过，也有不怕死而敢于抗命的；时有第五师师长赵恩臻、第十师师长齐恩铭、第十二师师长裴春生、第二十七师参谋长高维岳等人就直言表示“反对”，不愿参与反叛。
郭松龄倒是没有难为他们，只是将四人软禁后送回天津交由李景林看管。
接着，郭松龄将所部改称为“东北国民军”，自任总司令；同时，又将“东北国民军”改编为五个军，以刘振东为第一军军长、刘伟为第二军军长、范浦江为第三军军长、霁云为第四军军长、魏益三为第五军军长、宋九龄为前敌总指挥。
此时，正在天津奉命移防锦州北镇的姜登选闻知郭松龄在滦州举事后，甚感诧愕；遂命其部将戢翼翘、陈琛两人率部先行，自己则带了几员随员径赴滦州，欲劝说郭松龄放弃既为回头是岸。
但是，姜登选自己怎么也想不到，此行是在走向黄泉路。
因为，姜登选属于“士官派”；而郭松龄与“士官派”结怨很深，已是势不两立正欲伺机泄愤；因此，姜登选这次来滦州是自己撞到枪口上，郭松龄当然不会放过他。
所以，姜登选抵达滦州，郭松龄即派参谋长彭振国将他扣押；然后，不由分说地被拉到郊外枪杀了。就这样，姜登选飞蛾扑火自投罗网地枉死在了郭松龄手中。
郭松龄反叛并杀了姜登选，着实让张作霖大吃一惊，连额头上都溢出了几滴冷汗。
因为，张作霖为了扶植自己的儿子，给第三军各方面的配备都是最强的，他让郭松龄当张学良的副手目的也在于此；所以，第三军可谓是“奉军”中的佼佼者；“奉军”的精粹几乎全在第三军，其他各军难以与其相提并论。但现在，这支劲旅却落到了郭松龄手中，让他用来反对自己了，这令张作霖心中真有说不出的难受。
于是，张作霖将他儿子叫来大骂了一顿；然后，要张学良设法阻止郭松龄的胡作非为。
张学良一时想不出有甚妙法，只得致《函》郭松龄，以俩人多年积下的友情进行规劝，欲令其放弃所为悬崖勒马；《函》中道：“承兄厚意，拥良上台，隆谊足感。然良于朋友之义尚不能背，安能图位而背叛家父？故兄之谓‘统驭三省、经营东北’，良虽万死，不敢承命，望兄勿置良千秋忤逆之骂名。兄行此大逆之为，必为谗言所惑；悬崖勒马，为时非晚，兄当三思。”
见了张学良的《信》后，郭松龄知道要想扶张学良上台替代他的父亲主政东三省已是不可能；但此时的郭松龄已是铁了心，自知走到了这一步已无可回头了；因此，觉得只能撇开张学良独自干到底了。
于是，郭松龄给张学良回复了一封信，表示自己的决心后，第二天就在滦州正式起兵了。
郭松龄起兵后，李景林固然不食言而保持了中立；于是，郭松龄留下魏益三的第五军驻守滦州，自己则率大军放胆地进军了。
不久，即突破山海关，向辽西走廊挺进。
十一月三十日，张作霖也不得不发布《讨逆令》，命令驻于辽西走廊上的“奉军”第四军军长张作相务必阻截郭松龄。
于是，张作相的“奉军”第四军与郭松龄的“东北国民军”在辽西走廊上接战；张作相不是郭松龄对手，很快的就被击溃败阵而走。
于是，郭松龄攻取了绥中、兴城；接着，又连克葫芦岛、连山，辽西走廊上的要地锦州也为郭松龄所取。接着，郭松龄又乘胜追击，兵锋直至距奉天仅百余里的新民。
郭松龄的“东北国民军”长驱直入势不可当，兵锋直指奉天。
当时，因“奉军”与“东北国民军”的军装相同，“奉军”将士则每人的脖子上都系了一块黄布，以在战场上能识别敌我；时人则戏谑其“黄到脖子上了”，意则快完蛋。
确实，因张作相节节败退，一时又无援兵可调；奉天随时有被陷落的危险，情势岌岌可危了。尚在奉天城内的张作霖确有日暮途穷之感，惶恐不安得已做好了逃往大连的准备。
此前，日本以“保护‘南满铁路’”为借口，已专门成立了一支所谓的“满铁守备队”，并设置了关东都督府。
一九一九年，在此基础上又组建了“关东军”；司令部设在奉天，时任“关东军”司令是白川义则。
此时，“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大连等地派驻有一个师团的兵力；连同“满铁守备队”，日本派驻在中国东北的总兵力达两万多。
张作霖见郭松龄的“东北国民军”攻势凌厉，只得一面命令张作相勉力抵抗，一面赶紧请求日本帮助，欲借助“关东军”之力阻截郭松龄。
按说，张作霖的求助正中日本政府下怀，日本则可趁机逼迫张作霖做出让步了。
然而，此时的日本见郭松龄大有取代张作霖之势，也就对张作霖不再看好了；因此，对于张作霖的要求不作理会，而去与郭松龄接触。
于是，日本“关东军”司令白川义则派代表去见郭松龄，提出：“若是郭松龄答应将金州、复州、海城、盖平等地割让给日本，日本即帮助郭松龄向张作霖夺权。”
对于日本政府的诱惑，郭松龄嗤之以鼻，毫不含混地说不，并严正申明：“自本军举义起，至回抵奉天止，凡东三省政府或张氏个人与外人所缔结之条约，一律无效。”
日本政府见利诱不成，觉到了郭松龄不是他们所需要的，这才将目光重新投向了张作霖。
而此时，已被张作霖聘用的日本顾问可松井七夫、町野武马、仪峨诚也等人竭力为张作霖出谋划策，并致《函》日本政府，言：“郭松龄反日派，如果由他替代张作霖，必将损害日本在中国东三省的利益。”
而张作霖也一再指称：“郭松龄反奉，是受苏俄****之故；日本再不加制止，东三省就要归苏俄了。”
如此，倒确实使日本政府也有了一种危机感；因为，日本政府好不容易在“日俄战争”中取胜后将前沙俄政府的势力从中国的东三省驱走；此后，日本政府已将中国东北的这块富庶之地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了，岂容再让苏俄插足？
于是，日本政府这才决定帮助张作霖对付郭松龄了，以免真的被苏俄趁机而入。
不过，日本政府在出兵帮助张作霖前，还是打算趁机从张作霖手中得到他们想要的更多东西。
于是，白川义则派“关东军”司令部参谋长斋藤去与张作霖谈判；非但要趁机解决悬而未决的“蒙满五路”问题，并要将已建成了的吉林至敦化的“吉敦铁路”延长到图门江，以与已经被日军侵占了的朝鲜境内的铁路线接轨；同时，还逼迫张作霖承认“辽西属于南满”，以便日本的势力范围向辽西渗透。
另外，还须将《二十一条》中涉及的“允许日本人在蒙满享有商租权”和“自由居住权”等诸项兑现；更有甚者，还要求在郑家屯、掏鹿、海龙、农安、通化等地设置“五处领事分馆”，并“拥有领事裁决权”。
对于日本政府如此狮子大开口的索求，此时的张作霖已是无能、且也不敢再说不了；为了能让日本人帮助自己尽快平定郭松龄的叛乱，张作霖只得连声“行，行”。
就这样，张作霖与日本政府间的交易成功了；日本政府要到了他们所要的东西后，这才帮助张作霖对付郭松龄了。
日本政府决定帮助张作霖后，即以“保护‘满铁’”为由，发出警告：“中国军队不得进入满铁沿线二十华里内。”并命令满铁守备队沿途阻截郭松龄的东北国民军。
日本人的这一招果然厉害，这对于正欲通过“满铁”向前线运兵的郭松龄无疑是当头一棒；“东北国民军”的运兵车不能通过南满铁路，后援不济前线的攻势也就减弱了。
因此，张作相所部“奉军”这才在新民的东辽河一线顶住了郭松龄的进攻。
同时，日本陆军省又从朝鲜调遣两个师团的兵力进入奉天；如此，奉天无虞了，张作霖终于绝处逢生有了喘息之机。
张作霖缓过气后，这才调兵遣将；任命黑龙江督办兼“镇威军”第五军军长吴俊升为“讨逆军”总司令，《令》其火速率所部“镇威军”第五军回吉林驰援并讨伐郭松龄。
吴俊升受命后，即以万福麟的“镇威军”第五军第十七师为先遣队，自己亲率第五军随后跟进，回师吉林讨伐郭松龄。
同时，张作霖又派人带了四十万大洋去见直隶督办李景林，要他进兵山海关夹击已出关了的郭松龄。
李景林因其老母在奉天，只得听命于张作霖而放弃中立了。
于是，李景林将所部改编为四个军，以虚张声势；马瑞云为第一军军长，纪毓坤为第二军军长，张宪为第三军军长，王丕焕为第四军军长，李爽恺为前敌总指挥；然后，发兵攻打滦州了。
如此一来，郭松龄腹背受敌，局势顿时逆转而有利于张作霖了。
郭松龄想不到李景林会践言从背后给他这么一击，气得暴跳如雷；但事已至此气有何用？只得分兵一路，派遣“东北国民军”第十军参谋长兼炮兵司令魏益三阻截李景林。
且说，郭松龄“滦州兵变”后，冯玉祥即也欲起兵；然因，李景林如拦路虎似的在直隶按兵不动，令冯玉祥不敢贸易进军。
现在，李景林率兵攻打滦州，“奉军”在北京城内的兵力空虚了；冯玉祥觉得时机已到，也就决定动手。
于是，冯玉祥即令时任京畿卫戍司令的鹿钟麟宣布“戒严”，将北京控制在了“西北军”手中；顿时，北京城内一片风声鹤唳了。
而此时，“关税特别会议”正在北京召开，这是段祺瑞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唯恐被搅黄了；然而，段祺瑞手上无兵无卒，难以约束争端各方以制止战争，急得不知该如何是好？
鹿钟麟是冯玉祥的人，段祺瑞不得不屈求于冯玉祥了；于是，赶紧派财政总长陈****赶赴石家庄，请求冯玉祥保证京城的安全，以使“关税特别会议”能顺利进行。
冯玉祥起兵本来就不是针对段祺瑞的，只是为了配合郭松龄讨伐奉系的张作霖；所以，冯玉祥对陈****信口答应，并表示“拥护执政，始终不渝”。
得到冯玉祥的这一答复后，段祺瑞这才放心了，“关税特别会议”也得以继续进行并圆满结束。
果然，鹿钟麟控制北京后，冯玉祥没有再派兵入城，以免引起更大的恐慌与不安。
不过，冯玉祥并没有因此终止进一步行动；而是与岳维峻的“国民二军”、孙岳的“国民三军”联手，分南北两路对李景林发起攻击，以援助已出关了的郭松龄。
于是，察哈尔都统兼“西北军”第五师师长张之江率部由北路攻打杨村，“国民二军”第二军第七师师长邓宝珊率部从南面攻打马厂，孙岳则率“国民三军”从大名起兵直扑天津。
正在攻打滦州的李景林见冯玉祥、岳维峻、孙岳联手从背后对他发起了攻击，唯恐津、京有失赶紧回师；于是，“国、奉战争”打响。
李景林回师后，倒是让已两面受敌的郭松龄缓了一口气。
然而，此时的北京已为冯玉祥所控，李景林只得力保天津了；于是，也分兵两路进行阻击。
北路由李景林亲率马瑞云的第一军与纪毓坤的第二军，对付“西北军”的张之江；南路由李爽恺统率张宪的第三军与王丕焕的第四军，对付“国民二军”的邓宝珊。
张之江攻取杨村后，在天津的北仓遭到了李景林的阻截并失利。
于是，冯玉祥又调遣热河都统兼“西北军”第十一师师长宋哲元与绥远都统兼“西北军”第六师师长李鸣钟驰援张之江。
李景林在“西北军”三路夹击下终被击溃，不得不弃天津逃往山东。
与此同时，南路的邓宝珊在“国民二军”第二师第三旅旅长史可轩配合下也攻取了马厂；但进至杨柳青后则遭遇了李爽恺等部的阻截，两军相持难分难解。
于是，冯玉祥又派“西北军”骑兵第二师师长孙连仲协助邓宝珊；终于，一场血战后，杨柳青终于被“西北军”与“国民二军”联手夺取，李爽恺也率残兵溃入山东了。
至此，天津也落入“国民军”之手；于是，孙岳就任直隶督军兼省长。
正在冯玉祥攻取天津之时，却传来了“郭松龄兵败被杀”的噩耗。
原来，冯玉祥起兵，迫使李景林回师；虽是让两面受敌的郭松龄减轻了压力，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业已呈现的颓势。
因郭松龄枉杀了姜登选后，其部下多有开小差离他而去了；出关后一路进军虽是节节胜利，但兵员却不断锐减实力大损。
进至新民后，张作相有了关东军暗中驰援，终于在东辽河一线抵住了郭松龄的进攻，“东北国民军”再难前进了。
不久，吴俊升的“镇威军”第五军络绎赶到了，对郭松龄部构成钳形夹击之势；山东的张宗昌也派兵在营口登陆，切断了郭松龄的后路。
同时，日本从朝鲜抽调的两个师团也相继赶到，并派战机对郭松龄的阵地进行狂轰滥炸，使郭松龄部遭受严重损失。
张作相见大量援兵到来后士气已经恢复，立即对郭松龄部发起反扑。
郭松龄已是孤军深入后援不济，而今又遭数路夹击，如何敌得？整个战局形势立即被逆转了。
而此时，“奉军”炮兵第一旅旅长邹作华见郭松龄败局已定；为给自己留后路，遂临阵倒戈复又投靠张作霖了；所部将士纷纷效仿，郭松龄弹压不住。
如此，更令郭松龄如雪上加霜，深入吉林境内的“东北国民军”很快全线崩溃了。
郭松龄见大势已去，只得带着夫人韩淑秀化装后混在乱军与难民中南遁，但结果还是被“奉军”擒获。
张作霖闻报“抓获了郭松龄”，即《电》令“押回奉天”。
而张学良出于袍泽之谊，还想在途中进行解救，以放他一条生路。
然而，杨宇霆鬼得很，抢先密《令》手下“将郭松龄夫妇就地枪决”，以免夜长梦多。
于是，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郭松龄夫妇俩被枪杀于东辽河边。
张作霖对郭松龄已是恨之入骨，将其杀死后又下《令》“曝尸三天”，方解心头之恨。
郭松龄死后，其部将魏益三等人则投奔冯玉祥去了。
至此，一场令张作霖丧魂落魄的“滦州兵变”终于被镇压下去。
郭松龄在“倒张、反奉”的同时，也含有“防日、拒日”之意；但谁知，事与愿违适得其反，此举却迫使张作霖与日本人靠得更近了；日本政府从中攫取了更多利益，并趁机向中国的东三省增兵。
从而，张作霖引狼入室，更是让日本“关东军”在东三省重兵入驻了。
而“滦州兵变”后，冯玉祥与张作霖也彻底摊牌反目了；虽然，冯玉祥从中取得了京、津等地似是获益；但是，因郭松龄兵败遇害，冯玉祥则要独自面对张作霖了，前景也不甚乐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