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国民党二大”，“西山会议派”受挫，蒋介石渔利；“中青会”、“孙文主义学会”……
却说，北方的“奉系”同室操戈你死我活之时，南方的国民政府平静不久后也又风波叠起了。
原来，还在孙中山在世之时，因反对孙中山的“国、共合作”而未被选入国民党一届中执委的冯自由，失意后离开广州；后来，趁孙中山病危；即于三月八日，在北京与上海两地同时成立了“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和“辛亥同志俱乐部”，旨在掀起一场“把共产党员清除出国民党”的运动。
深受孙中山信任的苏联顾问鲍罗廷视之为国民党右派分裂党的开始，认为应采取果断措施。
于是，随同孙中山北上及在京的中执委员与中监委员，即在北京召开了“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重申继续“容共”，并决议“开除冯自由的党籍”，以警告国民党右派。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改组国民政府；接着，又出了一个“廖仲恺案”。
因有苏援作后盾而对国民党有着很大话语权及特殊影响力的苏联顾问鲍罗廷，为促使国民党更快地向左转；趁机将貌似左倾的汪精卫与蒋介石扶上了台，并将被其视为国民党右派首领的胡汉民驱逐出洋。
同时，蒋介石从许崇智手上夺取了军权；从而，国民党的最高权力机构中执委与中监委皆徒有虚名了，实权落到了仅有汪精卫与蒋介石俩人的名为“三人委员会”手中。
这一系列权力斗争的结果，对于国民党右派无疑是沉重的打击。
然而，国民党的右派势力毕竟根深蒂固，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他们虽然遭受了重大挫折，但不甘失败伺机反扑。
而此时，汪精卫与蒋介石的“三人委员会”虽已凌驾于全党了；但是，中执委与中监委仍存在，且名义上仍是国民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只是名不符实罢了。
而且，许多国民党右派是中执委与中监委成员；戴季陶仍居中执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等要职，谢持是中监委主委，中执委员林森则兼有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常委之职。这些仍挂着显要头衔的国民党右派，不甘心徒有虚名失去实权；因此，他们纠合在一起，欲与汪精卫抗衡以夺回失去的权力。
于是，国民党内形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且矛盾日增难以调和。
此间，戴季陶连续发表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等小册子；他打着维护孙中山三民主义旗号，而行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之实；也旨在“反共、驱共”，与冯自由等人可谓异曲同工。
只是，戴季陶披上了一件维护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外衣而更有欺惑性；于是，形成了所谓的“戴季陶主义”，遂成为国民党右派行动的理论基础。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就在郭松龄滦州兵变之时；林森召集了在京的中执委与中监委的委员或候补委员邹鲁、居正、沈定一、邵元冲、石瑛、叶楚伧、覃振、石青阳、茅祖权、傅汝霖、张继、谢持等人，召开了一次所谓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会议由林森、邹鲁分别担任主席。
戴季陶虽然没有参加会议，但他那所谓的“戴季陶主义”却贯串始终；因此，会议宗旨是“反对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反对‘国、共合作’，驱逐共产党”。
在历时四十三天的会程中，会议通过了包括《取消共产党在本党党籍案》、《鲍罗庭顾问解雇案》、《开除中央执行委员之共产派谭平山李大钊案》、《取消政治委员会案》等十四个《决议》以及若干附件，并宣布“开除共产党人谭平山、李大钊、毛＊泽＊东等人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或候补委员职务”。
同时，决定在上海成立“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北方等地设立国民党的地方党部；欲分裂国民党而另立中央，以与广东的国民政府分庭抗礼。
但因，这次所谓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是由林森纠集少数在京的中执委员、中监委员召开的；参加会议人数仅有十三人，不到召开中全会应有的规定人数，故被视为非法。
所以，这次所谓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只不过是国民党右派冒用中央名义非法召开的一次会议罢了；因是非法会议，其所通过的任何《决议》也就不予承认。
而由于会址是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史家则称其为“西山会议”。
“西山会议”后，冯自由等顽固的国民党右派分子及一些失意政客也都加入其中；而一些“孙文主义学会”成员、如曾任孙中山大本营法制委员会副委员长、时任广东大学法政系主任黄季陆等人，更是卖力其中。就连曾是中＊共＊创始人之一、后因与党内同志政见不同而已经脱党、时任国民党宣传部秘书周佛海，也来为其摇旗呐喊了。
一时间，一股“反共、驱共”气焰甚嚣尘上了；这股势力纠合在一起，形成了所谓的“西山会议派”，渐而成了国民党右派的代名词。
“西山会议”的召开，鲍罗廷认为这是国民党右派明目张胆的公开挑衅。
毛＊泽＊东＊则在其主编的国民党中央机关刊物《政治周报》上，一针见血地指出：“西山会议派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其所为符合帝国主义的需要。”呼吁对于“西山会议派”的反苏、反共、分裂国民党的反动行径，中＊共＊应与国民党左派联合起来给予针锋相对的斗争决不可姑息放纵。
而汪精卫与蒋介石此时心中却甚是矛盾，拿不定主意了；因为，俩人对于所谓的“戴季陶主义”其实并不反对，甚至于心底也表“赞同”只是没有明言罢了。
特别是蒋介石，戴季陶是其好友，岂可与其反目；而自从率团访苏后对苏联留下的成见至今未消，他何尝不想将中＊共＊连同苏联顾问一并驱逐。
但转而一想，又觉得尚非其时。因为，此时的国民政府虽然已统一了广东；但若欲进一步统一中国，仍离不开苏俄的军事与经济援助；所以，切不可图一时之快而做得不偿失的傻事。
何况，汪精卫能坐上国民政府主席之位，蒋介石能进入仅有三人的特别委员会，皆是在鲍罗廷的扶持与操纵下成就的。且“联俄、容共、扶助农工”是孙中山定下的三大政策，轻易舍弃不得；否则，会动摇赖以生存的政治基础。
为此，汪精卫与蒋介石都竭力想把自己打扮成是总理遗志的忠实执行者，以博取鲍罗廷的好感及国民党内大多数同仁的支持，以巩固自己的权力。
再说，西山会议派的所为，不仅是反苏、反共；也是冲着俩人来的，分明是要夺他俩的权；所以，俩人与“西山会议派”确也是水火难容，为各自的切身利益也只能与其斗争。
而若要打压“西山会议派”，以巩固好不容易得到的权位；看来，仍有赖于鲍罗廷与中＊共＊的支持；因此，还得继续与中＊共＊合作，跟着鲍罗廷的指挥棒起舞；因为，当务之急是先得将“西山会议派”的气势压下去，巩固自己的权力为要，别的只得留待以后再说。
汪精卫与蒋介石不谋而合地暗中有了这一共识后，遂决定对“西山会议派”采取措施了。
于是，俩人即以国民党中央名义发布《第六十七号通告》，向全党通报了“西山会议派”分裂国民党的实质，并发动各地国民党党部《通电》“痛斥‘西山会议派’”。
于是，国民党的北京执行部、广东省党部、海外各党总支部、国内其他各省党部、国民革命军各军党部及广东所辖各县党部都纷纷《通电》表示拥护国民党中央，要求“严惩‘西山会议派’”。
接着，于十二月十一日，在广州召开了一次正式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肯定中＊共＊党员在国民党中执委中的合法地位，并定于翌年元月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国民党二大”，以对“西山会议派”进行打击。
此时，远在莫斯科出访的胡汉民也写信给国民党中央，出人意料地也严厉批评了“西山会议派”。
原来，胡汉民出访苏联抵达莫斯科时，苏联政府组织了数万人隆重欢迎他，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远东代表范斯亭与共产国际主席团成员片山潜到车站迎接；苏共中央的机关报《真理报》及其他各报均对此进行了报道，并将他称之为“中国革命运动最卓越的领袖”。
胡汉民未曾想到自己会在莫斯科受到如此高规格的礼遇，刚在国内受到排挤的他确是深受感动了。
于是，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他在《真理报》上撰文、在各种场合演讲时，皆竭力称赞“苏俄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的第一件大事，是无产阶级解放的第一声，是宣告帝国主义死刑的第一法庭。”同时，盛赞“十月革命”对中国国民党及中国革命产生的深远影响，并称“共产国际是革命的大本营，自己是共产主义的战友”。诸此种种，极尽赞美之辞。
同时，胡汉民还致《函》共产国际，提出了“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请求。
然而，因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中国国民党不能与中国共产党同等看待”；结果，只同意“将中国国民党作为共产国际的同情党”，却拒绝其“加入共产国际”。
因此，胡汉民心中又感不爽了。
不过，胡汉民在莫斯科的言行及所作的努力，倒是让人有了好感。
鲍罗廷也觉得胡汉民的态度转变，对于“国、共合作”毕竟是好事，应予肯定与欢迎；于是，原有的成见逐渐消了，罩在胡汉民头上的阴云也随之散去。
一九二六年一月四日，“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与会代表共二百五十六人，其中国民党左派和中＊共＊党员占多数。
大会《议决》接受总理遗嘱和“国民党一大”所定的《政纲》，重申“继续执行孙中山‘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反帝、反军阀的政治主张”，并在《宣言》中指出：“中国之生路，对外当打倒帝国主义，对内当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之工具，首为军阀，次则官僚买办阶级土豪。”
会上，对“西山会议派”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并提出了《弹劾西山会议派案》。
但是，在具体处置时，汪精卫与蒋介石却都显示了宽怀而对西山会议派网开一面了。
结果，只将邹鲁、谢持俩人开除党籍；给予居正、石青阳、石瑛、茅祖权、覃振、傅汝霖、沈定一等七人开除党籍一年的处分，张继、林森、邵元冲、叶楚伧等四人只做了书面警告；而戴季陶因有其挚友蒋介石暗中庇护，且没有直接参加“西山会议”，也就只做了“促其猛醒，不可再误”的口头警告。
如此，“西山会议派”虽遭受了挫折但没被根除，为日后的再兴风作浪留下了隐患。
接着，选出了新一届国民党的中央领导机构。
选举结果，中执委的三十六名委员和二十四名候补委员中，中＊共＊党员共占了十四名；而中执委下设的八个部中，有四个部的部长由中＊共＊党员出任，即组织部部长谭平山、宣传部代部长毛＊泽＊东、农民部部长林伯渠、海外部部长彭****、秘书处书记长刘伯垂；其他，负责具体事务的秘书处及各部的秘书也皆是中＊共＊党员；如此，“西山会议派”欲驱逐共产党的阴谋被粉碎了。
不过，皆视其为“西山会议派”的后台、曾伙同他人上书过《弹劾共产党案》的孙科，因是孙中山的儿子；非但没有受到批判，反而仍被选为了国民党中执委员并兼任广州市长。
于是，孙科更是有恃无恐了，在其广州市长任内，又网罗了一批失意人士，形成了所谓的“太子派”；因此，仍潜藏着兴风作浪的能量，却令人大惑不解、甚感无奈。
“国民党二大”会上，蒋介石作了《军事状况报告》，因其在“第二次东征”中取得了重大胜利，遂在报告中宣称：“去年吾党统一了广东，今年即可北伐统一中国！”
蒋介石慷慨激昂之语顿时引起了全场雷鸣般的掌声，众皆视其为“东征英雄”了。
国民党代表李子锋甚至于当场提议：“请全体代表起立，向蒋同志致敬，以勉励其始终为党为国奋斗。”
果然，众皆附和全体起立给蒋介石致敬了；一个非领袖人物受到全体与会者如此崇敬，这在国民党历史上尚属首?次，蒋介石飘飘然了。
故而，选举时，在唱出的二百四十九张有效票中，蒋介石以二百四十八票的最高票当选。
如此，一年前召开“国民党一大”时连代表资格都没有的蒋介石，这次竟然青云直上一跃而进入了国民党最高领导层“中执委常委”。
虽然，汪精卫同样以二百四十八票的最高票坐上了国民党的第一把交椅，但比起蒋介石的风光来却是逊色多了，心中甚不是滋味。
而胡汉民因在莫斯科的上佳表现，得到了鲍罗庭及党内同仁的宽谅，终于留在了“中执委常委”内，并兼任外交部部长。
只是，此时的胡汉民还在莫斯科，正准备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而尚未回国。
“国民党二大”后，蒋介石终于如愿以偿春风得意了；然而，当他看到中＊共＊在“国民党二大”后也占据了许多位子、其势力与影响有增无减时，心中不由得仍有一丝凉意。
其实，蒋介石同意打压“西山会议派”是不得已而为之。
蒋介石十分清楚，自己与“西山会议派”虽然有利益冲突，但毕竟是同出一脉，争来争去到头来还是一家人。真正有利害关系的应该是中＊共，因中＊共＊是个有着与国民党截然不同的政纲和严密组织的政党；虽说“国、共”合作后两党走到了一起，但谁都明白这是貌合神离难以真正融为一体；现在，两者看似相安无事，但心中却都有着各自的一本谱；说穿了，无非都是在想利用对方罢了。目前的中＊共＊只是暂时依附在国民党内，但国民党根本无法将其吞食消化，迟早仍会分离出去；而一旦让其养肥壮大，却会成为国民党的一大隐患。
所以，蒋介石其实是赞同“西山会议派”的；只是，蒋介石将它深藏心底不表露罢了。
记得“第一次东征”后不久，谢持在广州大沙头医院治疗期间曾到过“黄埔军校”。
当时，“黄埔军校”内已有一个“青军会”，由其创办的《中国军人》第三期上刊有马克思的照片，文中又有诸如“工人阶级应成为革命的中坚力量”等语。
谢持见后十分愕然，即据此向蒋介石警告：“共产党名虽与国民党合作，其实是想乘机篡夺国民党的党权；一朝得逞，国民党将无立足之地。而今，共产党已把手伸进黄埔来与你争地盘了，你为何还熟视无睹？如此放任下去，黄埔军校不久即成赤色的天下了。”
诚然，谢持是国民党极右分子，只为反共故有此危言耸听之语；但是，其所言事实，确也引起了蒋介石的共鸣并警觉。
因为，蒋介石一直来将“黄埔军校”视为是自己的领地，容不得他人染指，更不用说是被****了。
然而，眼前那份有马克思头像的《中国军人》确是说明了其创办者“青军会”已有被****的危险；虽然，蒋介石知道“青军会”及其《中国军人》的来历，自己还曾给予过支持；但听谢持如此言后，觉得确应重新审视不可掉以轻心了。
“青军会”全称“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是以“黄埔军校”的学员为主、与各军校青年军人联合组成的一个团体。
当时，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后，为了搞好“黄埔军校”中的政治工作；指示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成员李劳工、周逸群等人组织了一个“火星社”，作为团结与教育青年军人的纽带。
此举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顿使“黄埔军校”内呈现了一派令人赞誉的新风尚。
而其时，步“黄埔军校”后尘，“滇、桂、湘”各省相继开办的军校中，却仍有着浓厚的旧军阀习气。
故而，时有中＊共＊党员、黄埔一期学员蒋先云倡议“黄埔学员应与各军校学员成立一个青年军人的联合组织，以用黄埔军校的革命精神影响其他各军校学员，避免青年军官成为军阀争权夺利的工具”。
此倡议得到了周恩来的肯定，并报请党代表廖忡恺批准；而对旧军阀习气也深恶痛绝的蒋介石同样表示了“赞成”，还自掏腰包给予经济支持。
于是，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经蒋先云、曾扩情、贺衷寒等人的筹办，即在“火星社”基础上成立了以“黄埔军校”学员为主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即“青军会”。
“青军会”成立后，广东革命政府每月拨款二千三百元予以资助；于是，又创办了一份机关刊物《中国军人》杂志，由鲍罗廷的英文翻译、“黄埔军校”特别党部执委会委员、中＊共＊党员李之龙任主编。
“青军会”初创时所提口号是：革命军人联合起来、拥护革命政府、打倒帝国主义、打倒买办阶级等。
就这样，在周恩来、廖忡恺、蒋介石的支持下，“青军会”成立并发展了；许多青年军人中的优秀分子都加入其中，很快就拥有会员二千多名，一些中＊共＊的学员、如有黄埔三杰之称的蒋先云、陈赓等人更是成了其中的骨干。
时值“第一次东征”，“青军会”在团结青年军人、改善军纪军风、凝聚军心、激奋斗志、增强士气诸方面果然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使“黄埔学生兵”在“东征”中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从而，给蒋介石脸上争了许多光彩而令他心中大悦。
但是，自从谢持来过“黄埔军校”并发出警告后，蒋介石确实有了顾虑。
其实，蒋介石早就知道，“青军会”中确有许多中＊共＊党员；那些在东征中表现出色、英勇善战、屡建功勋的如蒋先云、陈赓等人皆是中＊共＊党员，蒋介石对自己的这些门生可谓是宠爱有加；有时甚至于妒忌为什么此类英才都出在中＊共＊阵营中，国民党中何故寥寥无几？为此，他也曾想方设法欲将他们拉拢过来归服自己，但均未果甚是无奈。
更使蒋介石心中疑惑与不安的是，中＊共＊已公开身份的仅有周恩来、熊雄、恽代英、萧楚女、聂荣臻、张秋人、蒋先云、李之龙、陈赓、周逸群、李汉藩、杨其纲等为数不多的几人；除此，黄埔军校中到底还有多少教职员和学员已被发展为中＊共＊党员了？
因中＊共＊的组织与活动都十分缜密，其内情外界无从知晓。
为此，蒋介石曾暗中下过措施，诸如派人跟踪监视、偷窃“青军会”文件等欲探知其内情，但结果均一无所获仍如蒙雾中。甚至于，蒋介石亲自出面向周恩来索要过中＊共＊在黄埔军校中的名单，但被周恩来婉言拒绝。
蒋介石未能如愿、一筹莫展了但却心中不甘，遂有了挥之不去的一块心病。
且说，谢持到过“黄埔军校”后，不但对蒋介石提出了警告；同时，在军校学员中物色了贺衷寒、曾扩情、王柏龄、邓文仪等人，另行组织了一个“孙文主义学会”，以与“青军会”抗衡。
“孙文主义学会”是以所谓的“戴季陶主义”作指导，打着“维护‘三民主义’”的幌子很能蛊惑人；因此，也吸引了一批青年军人，曾是“青军会”筹办人之一的贺衷寒、曾扩情转而成了其中的骨干；并也创办了一份《革命导报》作为喉舌，以与“青军会”抗衡。
蒋介石见“孙文主义学会”可为己用，遂转而暗中扶持它了。
有了蒋介石暗中撑腰，“孙文主义学会”也就无所顾忌了，常寻衅滋事，与“青军会”麻烦不断甚至打架斗殴。
“第一次东征”期间，“孙文主义学会”会员林振雄与“青军会”会员李汉藩发生口角；林振雄竟然向李汉藩开枪，幸好没有击中。
另在梅县的一次集会上，贺衷寒与李之龙也打了一架，直闹到蒋介石面前；蒋介石本想偏袒贺衷寒，但因李之龙曾是鲍罗廷的英文翻译，唯恐处理了李之龙会得罪鲍罗廷；而李之龙曾毕业于烟台海军学校，遂将其调往海军局政治部，方将此事平息了。
同时，蒋介石趁机做出两条规定；一是，国民党员参加共产党组织的活动，须经特别党部照准；二是，共产党员在军校的一切活动均得公开。
就这样，蒋介石给“青军会”套上了个金箍，活动受到了严重约束。
忽有一天，留在蒋介石身边的陈赓无意中见到其办公桌上的一本黄埔军校将士的《花名册》。翻阅后发现，蒋介石在一些共产党员名字下都作了记号；陈赓自己的名字处，则注有“此人是共产党员，不可让他带兵”等语。
陈赓甚觉诧异，即将此事报告了周恩来。
周恩来敏感地觉到了这其中有玄机，且认清了蒋介石“貌似左倾，心中却是另有一套，只是深藏不露罢了”。
虽然，此时的蒋介石对陈赓表面上甚是器重；但周恩来担心陈赓的身份既已暴露，蒋介石有此批注，若再留在他的身边已是无益且恐有不测；因此，建议陈赓离开蒋介石。
此时的陈赓也已看透了蒋介石的为人阴毒险诈，不愿再随于他的左右了；于是，听从周恩来之言，以“母亲生病”为由，回家探亲去了；从此，离开了蒋介石。
正在蒋介石利用“孙文主义学会”打压“青军会”时，苏联的政治顾问鲍罗庭与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之间也产生了矛盾。
原来，“第一次东征”胜利后，蒋介石及其“黄埔党军”迅速崛起；“加伦将军”见苏联的经济援助与军事援助仍都倾注在“黄埔军校”及蒋介石身上，他担心如此下去会使蒋介石及其党军独大，存在可能导致军事独裁的危险；故而，主张培植同属于国民党、如许崇智的粤军等其他军事力量，以防患于未然。
然而，此时的鲍罗廷对蒋介石已是十分看好，确信蒋介石是极左派信徒；甚至于，向他的上级伊万诺夫斯、加拉罕等人保证过蒋介石是完全可靠的。
因此，当“加伦将军”提出异议时；鲍罗廷却认为，许崇智的“粤军”及其他各军皆是旧式军队，迟早得被淘汰或改编，岂可大用？唯有蒋介石的“黄埔党军”是由苏联直接培植起来、具备革命性的新式军队，方可当国民革命之大任。
于是，两个顾问因此争执不下了；最后，由莫斯科出面裁决。结果，因斯大林支持鲍罗廷；于是，“加伦将军”被调离中国，其职则由季山嘉代理。
这一结果，倒是帮了蒋介石忙。因为，这无疑是在告诉蒋介石可攀登权力顶峰了，不必再患得患失，也就助长了他的野心。
后来，在处理“廖仲恺案”时，蒋介石也才敢于放胆地趁机将许崇智手上的军权夺了过来，而鲍罗廷却视若无睹地默认了。
接着，“第二次东征”大捷并“南征”扫除了邓本殷后，蒋介石更是声名大振。因此，在“国民党二大”中，蒋介石高票当选，进入了国民党的最高领导层。
同时，在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七日至三月十五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上，因国民党被视作为共产国际的“同情党”，蒋介石又当上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名誉委员”。
自此，蒋介石更有了政治资本而如日中天了；于是，踌躇满志雄心勃勃地提出要再举“北伐”，以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完成其未竟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