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宋哲元“反蒋”，“蒋、冯战争”；“同江之战”、“满州里之战”，“东北军”败北，“中、苏”
《伯力协定》……
却说，冯玉祥《宣布》“下野”后，仍被阎锡山“留居”在西汇别墅中；名为“留居”，实际上是“软禁”。
因此，冯玉祥心中甚是郁闷，苦思冥想着如何能脱出樊篱。忽而思及，阎锡山最怕的是蒋介石；那就不如借手蒋介石，令阎锡山感到压力后或会来倒求于我。
冯玉祥瞄准了阎锡山的这处软肋，觉得此计可行、不妨一试。
于是，冯玉祥趁其“幕僚”邓哲熙前来西汇别墅探望时，让他给宋哲元转达了一道“可与蒋介石妥协”的《密令》。
“代理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的宋哲元接到冯玉祥的《密令》后，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他不明白决意“要与蒋介石干到底”的冯总司令，怎么会“要他与蒋介石妥协”呢？这其中有何玄机，实令宋哲元百思不得其解。
不过，宋哲元很快就觉到了，“莫非是冯总司令急于想摆脱樊篱，饥不择食地想投靠蒋介石了？”但转而又想，这绝不可能。
因为，宋哲元知道，冯总司令与蒋介石结怨已深，岂会轻易投靠蒋介石？即使再是处境不利，也难以令人相信“冯总司令会作出这样的决定”。何况，他是堂堂的“集团军总司令”，轻言“投靠”两字有损于他的名声；作为连死都不怕、十分注重名节的冯总司令，是绝不愿为的。而且，《密令》中也只是简言“可与……妥协”，并没有“投靠”、“投诚”之类会令人鄙夷的字眼；可见，这其中另有玄妙。
忽而，宋哲元似有开窍；悟到了，“冯总司令或是在暗示自己‘不可与阎锡山开战’、‘应利用蒋介石，以对阎锡山施压’”。
是呀，自从宋哲元被委以“第二集团军代理总司令”后，也欲解救冯玉祥；但终因担心“若用武力解救，必会是‘西北军’与‘晋军’两败俱伤、而让蒋介石得渔利”；所以，自己迟迟没有下决心“对阎锡山用武”。看来，冯总司令也是有此顾虑，才如此暗示于我。
而要我“与蒋介石妥协”，则是欲“假手蒋介石后，可令阎锡山感到压力；从而，迫使他不敢加害、甚至于放了冯总司令”。
看来，自己的这种揣测不会错；孙子云：“不战而屈人之兵，方为上策。”看来，冯总司令是欲用此计，这一手果然了得。
想到此，宋哲元有所省悟了。
同时，宋哲元还想到了；自从冯玉祥与蒋介石翻脸后，原来由国民政府接济给“西北军”的军饷断了；而陕西是贫瘠之地，今年又遭受大旱农田几乎绝收，致使军饷难以筹措。而军队是靠饷养兵的，没有军饷的军队怎能临阵打仗？
所以，接任“第二集团军代理总司令”之职后，宋哲元就面临了如何筹饷的一大难题。
冯总司令的《密令》恰如一把开锁的钥匙，为解开面前的难题给予了启迪而使他茅塞顿开。心想“是呀，蒋介石据有长江中、下流及东南富庶之地，且掌有全国的财政；眼下‘西北军’极度缺饷之时，何不藉口‘与他妥协’，以便可向‘南京国民政府’要饷，以解燃眉之急。如此一箭双雕之事，何乐不为？”
想到此，宋哲元主意定了。为此，宋哲元与刘郁芬、孙良诚等人商议；俩人也表赞同，遂决定“立即遵《令》而行”。
于是，七月二十四日，“西北军”将领以宋哲元领衔《通电》表示“拥护中央，愿意接受中央指挥”。
宋哲元还派遣“第二集团军副总参谋长”曹浩森专程赴南京，当面向蒋介石陈情；同时，要求“中央政府能给‘西北军’接济军饷”。
蒋介石知道，宋哲元等人能如此表态、乃是“缺饷”所迫。
此前，蒋介石已靠银票收卖了许多“西北军”将领；看来，这金钱果然是好东西。现在，宋哲元又派人来“求饷”了，不妨再用银票收卖他；对于蒋介石来说，只要“西北军”将领能归顺，区区饷银、不足挂齿。
因此，蒋介石爽然答应；只是，他有一个条件，即“要派员到西安、点检‘西北军’后，才能发饷”。
蒋介石的条件，虽算不得苛刻、但却不免有点强人所难。
因为，蒋介石要“西北军”接受“点检”，意味着是要“西北军”向他投诚；这与宋哲元等人原先表示的“拥护中央，愿接受中央政府指挥”有出入；所以，宋哲元等人有点犹豫、似难接受。
但转而一想，为了能得到军饷，“点检”就“点检”吧；只要军饷能到手，别的均可暂不计较。
于是，八月十七日，蒋介石派于右任、贺耀祖等人到西安，对“西北军”进行了“点检”；然后，当场发放军饷，以示对“西北军”将士的抚慰。
“点检”与“发饷”的场面很是壮观、仪式十分隆重，以向外界显示“‘西北军’归顺中央”了。
与此同时，蒋介石还下《令》将已被免职的鹿钟麟、薛笃弼、熊斌、唐悦良等人召回复职，并《任命》冯玉祥的“亲信”李鸣钟为“全国编遣委员会遣置部主任”，欲以此进一步拉拢“西北军”将领；只是，这几个人都没应召到任。
“西北军”为得到军饷而拥护中央并接受“点检”，蒋介石为收卖“西北军”而花费了大批军饷，可谓是各有所图、且各有所获。
这一幕戏的上演，却如冯玉祥所料，令老奸巨滑的阎锡山不由得忐忑不安了。
阎锡山原以为“自己将冯玉祥软禁起来、掌在手中后，群龙无首的‘西北军’就不会再有人兴风作浪、引发兵端，他阎锡山就可高枕无忧而偏安了”。但谁知，宋哲元“代理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后，忽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原来要与蒋介石开战的“西北军”，竟然表示“拥护中央”并接受蒋介石的“点检”了；这实在是太出人意外，令阎锡山始料不及、大跌眼镜。
曾据有并驻于“陕、甘、豫、鲁”的“西北军”，介于阎锡山的“晋、冀”与蒋介石的“苏、皖、鄂”之间；所以，一直来，冯玉祥的“西北军”非但是“晋军”的盟友，还如一道屏障替阎锡山挡着蒋介石的锋芒。
而今，“西北军”接受“点检”，意味着这道屏障失去了；如此，“蒋、冯战争”虽是宁息，而阎锡山却要直面蒋介石的威胁了。
因为，没了“西北军”的这道屏障，蒋介石若欲图谋“晋、冀”则可长驱直入，这怎能不令他阎锡山忐忑不安、甚至于焦虑惶恐呢？看来，得设法扭转这一局面，绝不可让“西北军”真的归服于蒋介石；否则，自己必将大祸临头。
然而，宋哲元已《通电》并接受了“点检”，蒋介石已给“西北军”发饷了；如此既成的局面，能有何法破解？阎锡山苦思冥想了许久、终不得法。
最后，阎锡山忽然想到“解铃还需系铃人”，这才恍然大悟；看来，还得请冯玉祥出面、将宋哲元及其“西北军”牵回。
因为，阎锡山知道，“西北军”中真会叛离的早已走了，迟迟没走的宋哲元等将领、应该说是忠于冯玉祥的；现在，虽是接受了蒋介石的“点检”，但并不是真心会投靠蒋介石的；所以，只要冯玉祥登高一呼，想必定会复归于他的麾下。
而冯玉祥至今与蒋介石的心结仍未解，那就何不利用他未泯的“反蒋”之心，促他召回旧部、继续与蒋介石作对；如此，又有了“西北军”这块挡箭牌，自己的忧虑岂不可消了？只是，自己已将冯玉祥软禁了这多日，他定然十分怨懑；看来，欲达此目的，还得先向冯玉祥“陪‘不是’”，以让他消气方可。
于是，阎锡山只得赶到五台，向尚在西汇别墅中的冯玉祥一再“陪‘不是’”后，遂故意言：“韩复榘、石友三等人已背离而去，使‘西北军’折损近半；而今，蒋介石又欲以银票收卖宋哲元，焕章兄忍心看着他们也背叛你而去吗？兄若任其不顾，则‘西北军’将改姓蒋了，弟实为兄痛惜。所以，焕章兄应当奋臂竭呼，令‘西北军’将士醒悟，以阻遏蒋介石之企图。焕章兄若能起而‘反蒋’，弟必随于兄后，决不二话。”
冯玉祥闻言，知道自己的施计已经见效；阎锡山果然被骇怕了，不由得又好气、又好笑。
本来，冯玉祥还想摆点架子，让阎锡山再焦急一阵；但转而想，“反蒋”原就是自己的本意，自己至今初衷未改；既然他阎锡山愿意“随同‘反蒋’”了，也就不再与他计较。
于是，冯玉祥又给宋哲元下了一道《指令》，要他“即刻率‘西北军’‘反蒋’”。
阎锡山见冯玉祥给宋哲元下《指令》了，悬着的心这才放下。
同时，阎锡山还特意邀冯玉祥游历了五台山、恒山等地；并大肆宣传，以让“西北军”将士觉到“冯玉祥与他阎锡山交好无隙”。
因为，宋哲元等人接受“点检”，原本就是受冯玉祥的《密令》而为；且又无非是“为了能得到军饷”，并不是真心归服蒋介石。而今，军饷到手目的已达；所以，当接到冯玉祥的新《指令》后，宋哲元等人即又遵《令》而行了。
于是，十月九日，又以宋哲元领衔、“西北军”将领联名《通电》“讨蒋”了。
《通电》中列举了蒋介石的“独裁、营私、腐败、不顾民生”等罪状，严斥：“蒋氏不去，中国必亡！”誓言：“为国杀贼，万死不恤！”
然后，以宋哲元为“总司令”、孙良诚为“前敌司令”的“西北军”，出潼关后、兵分两路向河南进军；一路由孙良诚率领攻取洛阳，另一路由宋哲元率领直扑郑州。
蒋介石闻《报》“宋哲元率‘西北军’对自己发难了”，气得火冒三丈；他想不到历来有效的银元攻势、这次怎会不灵？宋哲元拿了自己的大批军饷后，竟然反过来攻打自己了，真是岂有此理！
蒋介石大有偷鸡不着蚀了米的窝囊感，气恼之下再次下达了“对‘西北军’”的《讨伐令》。
十月十四日，蒋介石以在豫各军组成“西征军”。
蒋鼎文的“第九师”、方鼎英的“第四十四师”、徐源泉的“第四十八师”、魏益三的“第五十四师”等部为“西征军第一路军”，《任命》何应钦为“第一路总指挥”；然因，何应钦的“父亲”何明伦忽然去世，何应钦须奔丧、不能率师出征，遂改《任》方鼎英为“第一路总指挥”。
同时，将唐生智的“湘军”改为“西征军第二路军”，而时在豫北的韩复榘所部则为“西征军右翼军”，《命》两人“协力西征”。
然而，韩复榘虽是投了蒋介石，却不愿去与曾是同僚的“西北军”开打。
蒋介石见不可强求，只得将唐生智的“湘军”改为“西征军右翼军”；于是，韩复榘将郑州让给唐生智，自己去到开封驻屯了。
唐生智的“湘军”改为“西征军右翼军”后，蒋介石遂又《任命》刘峙为“西征军第二路军总司令”，《命》其“率本部兵马由鄂入豫，迎战‘西北军’”。
因刘峙率部入豫西征，武汉城内兵力空虚了。
蒋介石遂《命》时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训练部主任”兼“教导第二师师长”张治中率该校的“学生兵”赴鄂，以一面训练、一面卫戍武汉；并设立“武汉行营”，由张治中《任》“行营主任”。
蒋介石自己也到汉口坐镇督师，南京则交由朱培德镇守。
且说，“西北军”出潼关向河南进军后，起始尚算顺利。
孙良诚率庞炳勋的“西北军第二十师”、梁冠英的“第二十一师”、田金凯的“第二十六师”等部，经陕县、渑池、新安等地，一路东进并没遇到多大抵抗、就轻取了洛阳。然后，孙良诚让梁冠英留守洛阳，自己与庞炳勋、田金凯继续东进直扑郑州。
但是，这次被已进驻郑州了的唐生智的“西征军右翼军”所阻了。
于是，十月二十六日，“西北军”孙良诚、庞炳勋、田金凯等部与唐生智麾下的李品仙、刘兴等部，在豫北巩义的黑石关和荥阳的汜水关等地激战。
而宋哲元所率的一路，攻取灵宝、洛宁、嵩县等地后，再向郑州进军时也受阻了。
十月三十日，在登封、临汝、郏县等地，宋哲元自率的“西北军第二十八师”、魏凤楼的“西北军第二十三师”、张维玺的“西北军第二十七师”与“西征军第一路军总指挥”方鼎英自率的“第四十四师”及徐源泉的“第四十八师”、魏益三的“第五十四师”等部交锋。
各路战斗都十分激烈，相持多日、难分胜负。
然而，当冯玉祥的“西北军”与蒋介石的“西征军”激战之时，阎锡山却又食言、作壁上观了。因此，这场“蒋、冯战争”，实际上是冯玉祥的“西北军”与蒋介石的“西征军”单挑独斗。
不久，刘峙的“西征军第二路军”也从武汉北上欲入豫参战了；其先头部队何成浚的“第九军”已由鹗北进入豫西，与已在豫南的魏益三等部会合，欲从侧冀夹攻“西北军”。
如此一来，实力本来就不如“西征军”的“西北军”渐感不支了。
更出人意外的是，十一月五日，曾是孙传芳的“部将”、投于蒋介石麾下后时《任》“第四十七师师长”上官云相，乘虚偷袭洛阳成功；这一下，更是使“西北军”的军心大撼。
宋哲元见洛阳得而复失，更担心“若是豫西也被‘蒋军’所控，‘西北军’的后路则会被断，处境就危险了”；因此，赶紧下《令》“撤退”。
于是，宋哲元的一路尚未进抵郑州、就半途而废，趁退路尚未被切断之前撤回潼关了。
尚在郑州前线与唐生智对阵的孙良诚见“宋哲元退兵”了，也不敢恋战只得撤军。然因，洛阳已失，郑州至西安的铁路线被拦腰切断了；因此，孙良诚只得将大量辎重抛弃，带着残部绕过洛阳、退回陕西。
“西北军”败退后，“西征军”将失地收复。
蒋介石见“西北军”溃退，不肯就此罢休；又《命》“‘西征军’乘胜追击”，欲直捣冯玉祥的老巢。
然而，唐生智追至洛河后、却止步了；何成浚追至潼关，也没能突破这扇关中的东大门。如此，“西北军”虽是败退，但终于把“西征军”拒在了潼关与洛河以东。
“西北军”落败后，宋哲元主动辞去“第二集团军代理总司令”之职，推荐鹿钟麟接任。于是，“西北军”易帅了。
“西征军”把“西北军”赶出河南后，刘峙即率部返鄂、又回到他的“武汉编遣区特派员”任上了。
河南则被割成了几块，豫西有何成浚、魏益三等部驻屯，唐生智则占据了豫北、豫中的大片，而名为“河南省政府主席”的韩复榘却只据有豫东北开封周围的一小片地盘。
就这样，“蒋、冯战争”仅开仗一个月，就以“西北军”的败北而告终。
且说，“蒋、冯战争”正酣时，由“中东路事件”引发的“奉、苏战争”也打响了。
八月十六日，“苏军”由满洲里东侧的阿巴该图洲渚越境，欲先袭取满洲里东侧的扎贲诺尔；然后，东、西两面夹击夺取满洲里。
然而，“苏军”越境后，就遭到了驻守在扎贲诺尔的“东北边防军第十五旅旅长”梁忠甲所部的“第三十八团”和“第四十三团”的抵抗；于是，“中、苏”之间的战争在“中东路”西线的扎贲诺尔率先打响了。
因为，越境的“苏军”只有两个“步兵连”和一个“骑兵连”；所以，激战数小时后，即被梁忠甲部击退。
“苏军”在扎贲诺尔失手后，遂调转兵锋、准备向满洲里正面进攻。
于是，梁忠甲率其“第十五旅”移防至满洲里正面抵御“苏军”，扎贲诺尔则交给了刚从海拉尔调至的韩光第的“东北边防军第十七旅”接防。
只是，“苏军”虽然改变了进攻方向，但仍在阿巴该图洲渚附近集结有一个师的兵力，对扎贲诺尔仍构成威胁。
于是，“中、苏”两军在满洲里与扎贲诺尔对峙了。
如此对峙了月余，“中、苏”两军在“中东路”东、西两线发生的小规模冲突、计有数十次；由“中东路事件”导致的“中、苏”间的战争已被引燃，更大规模的战争已不可避免地在渐渐临近。
延至一九二九年十月，“苏军”在“中东路”重新部署并增兵后，就对中国军队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了。
大规模的战争于十月十二日，率先在“中东路”的东线战场打响。
是日，“苏军”投入三千余名步兵、八百余名骑兵，配以四十辆坦克，向中国境内驻守富锦与同江的中国军队发起进攻。
因为，富锦与同江位于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的三江交汇处，故史称“三江口富锦之战”；且又因，此役以在同江的海战最激烈而著称，故又称“同江之役”。
“同江之役”中，“苏联海军”投入了“阿穆尔河区舰队”的九艘战舰，“中国海军”则也投入了“东北江防舰队”的六艘战舰。
虽然，“苏联海军”在此役中占有多舰的优势；然因，时《任》“东北海军代总司令”沈鸿烈预先将“东乙”号舰埋伏于交战区附近，开战前出其不意地对“苏联海军”进行偷袭；“苏联海军”被打了个猝不及防，旗舰“雪尔诺夫”号被击沉，另有三艘战舰也受重创；如此，“苏联海军”的多舰优势就失去了。
可是，当“苏军”投入十五架飞机、掌握了战场的制空权后，战局就急转直下又有利于“苏军”了。
战不多时，“东北江防舰队”的“江平”号、“江安”号、“江泰”号、“江太”号、“东乙”号等五艘舰只被击沉，“利绥”号舰受重创后逃离，“江泰”号舰“舰长”莫耀明等九百多名官兵战死；至此，“东北江防舰队”完全失去了战斗力，任由“苏军”逞威了。
海战结束后，苏方陆军渡过黑龙江向同江进攻；驻防同江的中国军队坚守五个小时后，最终全军覆灭；就这样，同江被“苏军”攻占了。
接着，“苏军”又攻占富锦，“东北边防军”被迫退守桦川。就这样，中国的东部防线被“苏军”突破，“东线防俄军”大溃。
与此同时，“苏军步兵第一师”和“骑兵独立第九旅”也越过“中、苏”东部边界突入中国境内，在位于黑龙江东南部的密山，将中国“东北边防军”的一个“骑兵旅”和两个团的“白卫军”击溃。
且说，“苏军”取得“同江之役”胜利后，即在西线战场复又对中国军队开战了。
此时，西线的“苏军”兵力已增至四万。于是，“苏军”将四万“步、骑”兵分为两路，在四十辆坦克、三十架飞机的配合下，向满洲里和扎贲诺尔同时发起攻击。
面对占有压倒优势的“苏军”，梁忠甲与韩光第都自感难抵，纷纷向时《任》“东北边防军副总司令”兼“黑龙江省主席”的万福麟告急“求援”。
然而，万福麟因与张作相一样，不赞成张学良“为收回‘中东路’而与苏联交恶”；因此，当梁忠甲与韩光第告急“求援”时，他却坐视不顾。
而胡毓坤所率的“防俄军第二军”，此时虽已进抵到了海拉尔；但他因担心“与万福麟的部队接触后产生摩擦”，也就驻于海拉尔没再前进了。
如此，梁忠甲与韩光第大有叫天不应、呼地不灵之感，几处于绝境了。
十一月十七日凌晨，“苏军”的“第三十五步兵师”和“第五骑兵旅”又从阿巴该图洲渚越境向扎贲诺尔发起进攻。
韩光第率所部“第十七旅”奋力抵抗，激战两昼夜后、终因兵力太过悬殊而全军覆没，韩光第腹部中弹阵亡。
扎贲诺尔失陷后，驻守满洲里的梁忠甲部后路被断，更是孤军无援了。
不久，“苏军”对满洲里实施包围，并发出要“中国军队‘无条件投降’”的《最后通牒》。
梁忠甲当然不肯投降，率部拼死抵抗。
激战三天，梁忠甲部虽是粉碎了“苏军”的二十七次进攻，但已遭受了伤亡近两千人的大损，连“副旅长”魏长林也战死了。
战至十一月二十日，“苏军”终于突破满洲里的城防、攻入市区。
梁忠甲不得不率部退入日本驻满洲里领事馆旁的一家旅馆内继续抵抗，散布于市内各处的梁忠甲的残部也仍顽强地与“苏军”展开巷战，致使“苏军”仍难控制全城。
只是，此时的梁忠甲部的弹药已经告罄、情况万分危急。
“日本驻满洲里领事”唯恐殃及自身，遂出面调停，劝说梁忠甲：“贵军已弹尽粮绝，援军不继，何以再战？还是缴械求全，以免将士枉死。”
而此时，“内蒙古胪膑县县长”齐肇豫也赶来跪求梁忠甲：“为免使满市百姓生命、财产遭殃，请梁将军放下武器吧。”
本欲战死殉国的梁忠甲经此百般劝谏，为顾怜将士与满洲里百姓，这才答应了“停止抵抗”，并派“翻释”赵永禄去与“苏军”交涉。
“苏军总指挥”沃斯特洛索斯基同意“受降”，这才停止了战斗；于是，梁忠甲与“参谋长”张文清、“参谋”王理寰及其千余残部都成了“苏军”俘虏。
至此，“中东路”东、西两线的战事都以“东北边防军”的溃败而告终。
且说，“东北军”在“中东路”东、西两线的战事失利后，本就反对与苏联开战的张作相力劝张学良：“不要再打了！”
此时，张学良确是骑虎难下了。
战争打响后，蒋介石曾许诺的“十万兵”至今却连一个也没见到；不过，张学良倒是并没责怪蒋介石；因为，关内接连爆发的“蒋、桂战争”与“蒋、冯战争”，以及张发奎、俞作柏对蒋介石的发难，确是让蒋介石够忙的了，哪有精力来顾他东北的事？也抽不出余兵来助他。
如今，“中东路”东、西两线都已大溃，后方的援军又不继；看来，这场战争确实不能再打下去了。为此，张学良开始打算如何找台阶下；好在，此时的蒋介石终于出面来帮他解困了。
原来，“满洲里战役”结束之时，“蒋、冯战争”也结束了；如此，蒋介石得以有精力来顾及东北的战事了。且此时，蒋介石见“东北军”已经大溃，这才觉得该是自己出面收拾残局的时候了。
于是，蒋介石以“国民政府”的各义出面挽救危局；他《指示》“中国驻德国公使”蒋作宾“请德国政府出面斡旋”，以与苏联政府谈判议和。
于是，经德国政府斡旋后，“中、苏”两国政府终于都同意坐下来谈判了。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三日，“中国代表”蔡运升与“苏联代表”斯曼诺夫斯基在俄罗斯境内的乌苏里斯克开始谈判。
经过几轮谈判后，“中、苏”两国终于签订了《停战议定书》；因为，乌苏里斯克又名双城子，故又称《双城子会议纪要》。
尔后，又于十二月二十二日，在俄罗斯的远东重镇伯力续签了《中苏伯力会议议定书》，又名《伯力协定》。
《伯力协定》规定：“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中东铁路恢复中、苏合办。七月十日以后的中方对理事会与路局的任免一概无效，被解雇的苏方职员立即复职。恢复双方的领事与商务机构，彼此释放所俘军民。苏军撤军退出满洲里，但保留对黑瞎子岛等边界岛屿的占领。”
《伯力协定》签订后，“苏军”撤出了满洲里等地；然而，位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处的黑瞎子岛却被苏联攫取了。
不过，依据《协定》规定，作为“苏军”俘虏的梁忠甲及其部下也就获释回国。
梁忠甲回国后，调驻海拉尔；但不久，即于翌年的三月八日晨因煤气中毒猝死于海拉尔司令部内；此是题外话，顺提而已。
至此，由“中东路事件”引发的“中、苏战争”终于结束了。
这次与“苏军”的交战中，“东北军”损兵折将、整整两个旅全军覆没，还丢了黑瞎子岛，这使张学良面上甚是难堪、而心中很不好受。
此时的张学良这才有点悔悟，恨自己不该没听老叔张作相之言、而轻信了张国忱等人的话，自不量力地贸然制造“中东路事件”、进而与苏联开战，以至于遭受如此惨败、落到无地自容的窘境。
悔恨之余，张学良迁怒于张国忱等人，遂将张国忱的“东省特别区教育厅长”之职撤了，但张景惠等人却毫发无损。
而蒋介石为了安抚张学良，特意制作了几枚“青天白日”勋章，以“国民政府”名义颁发给张学良、王树常胡毓坤等人，以示表彰。
败军之将，不罚反奖；这在任何国内、外的军史上，都可谓是一种令人非解的奇闻。
只是，最大的勋章也难以令张学良高兴。
因为，“中东路”上“东北军”遭如此大溃的一幕，令张学良沮丧与悔恨不已；此后，且如一块巨大的阴影，一直留在了他的心中而挥之不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