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张、桂联军”，“第二次新粤、桂战争”；中＊共＊鄂东“商城起义”、皖西“六霍起义”、
桂西“左、右江起义”……
却说，李宗仁返回广西重新主政时，汪精卫也终于由法国回到香港了。
汪精卫回到香港时，陈公博、王法勤、顾孟余、陈树人、陈璧君等人已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联席会议”，且拥戴自己领导反蒋。
于是，汪精卫以“党统”的维护者自居，竭力拉拢各派“反蒋”势力；并与“桂系”的李宗仁、黄绍竑等人在香港会晤，共商“反蒋”事宜。
因为，“桂系”与“汪派”为了“反蒋”，都已损弃前嫌、重归于好了；因此，会晤也就显得甚是融洽。晤谈中，汪精卫还竭力劝说李宗仁，也应与张发奎损弃前嫌、“联手‘反蒋’”。
因为，“反蒋”已是摆在各人面前的头等大事，李宗仁也就爽然答应了。
只是，因广西政局骤变；俞作柏“下野”离桂后，原定的“俞、张联盟”的联手“反蒋”成了泡影，致使张发奎对于自己“还要不要南下广西”心生疑虑了；因此，至今仍漫无目的地徘徊在湘南。
李宗仁与汪精卫在香港会晤后，双方都给徘徊在湘南的张发奎致《函》。
而李宗仁为了能与张发奎“结盟‘反蒋’”，特别授意由黄绍竑出面给张发奎致《函》。
虽然，黄绍竑在广州“张、黄事变”时曾遭受过张发奎的暗算而记恨；但此时，为了能“联手‘反蒋’”，也就不打算与张发奎计较了；于是，他在给张发奎的《函》中爽言：“愿捐弃前嫌，结盟反蒋。”
同时，邀请张发奎“速赴桂”，以“共商国事，同扶大局”。
张发奎收《函》后，见黄绍竑如此言；觉得“‘桂系’确是损弃前嫌、不再记恨了，自己又何必再多虑呢？为了共同‘反蒋’，那就言归于好吧”；因此，张发奎决定“继续南下广西”了。
于是，在湘南武冈，张发奎奋力击退刘建绪的阻截后，终于抛开“湘军”的追击突入了桂北。然后，张发奎又率师“南下”直至桂东梧州。
十一月十三日，张发奎与黄绍竑在梧州会晤，共商“联手‘反蒋’”事宜。
俩人会晤结果，决定“成立‘反蒋联盟’”。
此时，张发奎见“桂军”已改称为“护党救国军第八路军”；遂将自己所部也改称为了“护党救国军第三路军”，自《任》“总司令”，并邀薛岳《任》“副总司令”。
接着，张发奎与“桂系”又组成“张、桂联军”；并决定“立即起兵‘讨蒋’”，兵分“左、右”两路向广东进军。
张发奎的“护党救国军第三路军”为左翼，取道怀集、广宁、清远；“桂系”的“护党救国军第八路军第二纵队”为右翼，取道德庆、肇庆、四会；然后，合力会攻广州。
为此，“张、桂联军”将大本营设于梧州，由李宗仁坐镇；也因此，进军广东的“桂军”就由黄绍竑统率了。
同时，李宗仁《命令》吕焕炎率其“护党救国军第八路军第一纵队”驻于桂东南的玉林，以对粤南的八属构成威胁、而牵制“粤军”。
部署定后，即于十一月二十日，张发奎、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等人《通电》“讨蒋”。
《通电》严辞斥责：“蒋逆中正，背叛主义，摧残革命，屠戮同志，荼毒生民；实为总理之罪人，本党之蟊贼，民众之公敌，国民革命之败类。我联军将士，不忍党国为蒋贼一人所篡窃，国民革命为蒋贼一人所中断；故激励革命，一致讨贼，同被使命，共除大患；务将蒋贼凭借之势力，摧毁廓清，俾无余毒。”
然后，“张、桂联军”分“左、右”两路向广东进军；于是，“第二次新粤、桂战争”又打响了。
“张、桂联军”起兵后，很快就突破了“粤、桂”边境上“粤军”的防线；然后，两路齐进直扑广州。
广东的陈济棠见张发奎与李宗仁联手来犯，且粤西的防线已被突破，感到情势吃紧；因此，陈济棠赶紧向蒋介石告急“求援”。
而此时的蒋介石，获悉“逃到越南西贡了的李宗仁复又返回广西主政，并与张发奎结盟又对自己发难了”，已是吃惊不小；忽又闻陈济棠“告急”，蒋介石也才觉到了不可掉以轻心、坐视不顾；否则，让李宗仁再成气候，必会危及自己。
好在，“蒋、冯战争”已经结束，得以可抽调兵力南援。
于是，蒋介石立即派遣“讨逆军第六路军总指挥”朱绍良率部“赴粤驰援”，驻于安徽的石友三也“随同援粤”。
同时，《命令》湖南的何键“再南下攻袭广西、以牵制‘桂军’”，还派遣由德国顾问团训练的“教导旅”和新成立的“航空队”也“南下参战”。
朱绍良与何键受《命》后，即率部遵《令》而行。只是，石友三不愿离皖南下；因而，行进速度十分迟缓。
而“张、桂联军”突破陈济棠在粤西布下的防线后，一路挺进甚是顺利。
十多天后，张发奎所率的“‘张、桂联军’左翼军”已进抵离广州仅百里之遥的清远了，黄绍竑所率的“‘张、桂联军’右翼军”也进至肇庆。
然而，当张发奎又率部攻打花县、黄绍竑率部继续沿江而下进至三水时，却都受阻了。
原来，“粤军”闻知蒋介石已派兵驰援，士气也就恢复了。
于是，“粤军第六十师师长”蔡廷锴率部在三水遏阻了黄绍竑东进的势头，而“粤军第十一师师长”余汉谋也在花县硬是将张发奎的攻势抵住了。
不久，朱绍良所率的“援军”终于抵粤；如此，“粤军”的兵力骤增并呈现压倒优势，战场形势顿时逆转，对“张、桂联军”大不利了。
张发奎部虽是“铁军”善战，但毕竟与“粤军”的兵力相差太过悬殊；战至十二月十日，“‘张、桂联军’左翼军”渐感不支；张发奎不得不下令撤退，经由广宁、怀集撤回广西。
黄绍竑见张发奎撤军了，唯恐有失而不敢恋战；因此，黄绍竑也赶紧下《令》“退兵”。就这样，“张、桂联军”的“左、右”两路向广东进军后，都相继撤退、无功而返。
“张、桂联军”退回广西后，蒋介石在广东设立行营，《任命》何应钦为“广东行营主任”，以统筹东南军务。
而“张、桂联军”的退撤，不免使“桂军”的军心撼动了。
驻于玉林的吕焕炎，见张发奎与黄绍竑都败退回桂了；心想“蒋介石的实力确是太强，即使张发奎与‘桂系’结盟也绝非他的对手；看来，这天下固然只有蒋介石坐得”，且揣测“‘桂系’此番落败，必是再无翻身之日了；自己当另谋出路，不该再跟着李宗仁一条道走到黑。而自己手下掌有梁朝玑的‘第一师’、蒙志的‘第二师’、黄权的‘第十五师’等三个师，足可拥兵自重占山为王；且玉林有六万大山，李宗仁就是从这儿崛起的，自己何不也在此割地自立呢？何况，自己曾被‘南京国民政府’委任为‘广西省政府主席’，欲求‘自立’也是名正言顺”。
想到此，吕焕炎决定“脱离‘桂系’”了。
于是，翌年一月，吕焕炎在玉林《通电》“拥蒋”，《宣布》复任曾由蒋介石委以的“广西省政府主席”。
如此，吕焕炎公开背离李宗仁了；欲依附蒋介石，并在桂东南、割地称王。
李宗仁见吕焕炎叛离，不由得恼怒万分；且玉林位于桂东南，与粤南的八属紧邻、绝不可失。
于是，李宗仁《命令》已退归桂东了的黄绍竑“设法平息吕焕炎的叛乱”。
而吕焕炎叛离后，驻于贵县的“第二师师长”蒙志和驻于桂平的“第十五师师长”黄权却都想不好“要不要跟他走？”
于是，黄绍竑趁俩人尚犹豫不决之时，就将俩人及其所部控制了；然后，即又率部往攻驻于玉林的吕焕炎。
失去蒙志与黄权的两个师后，吕焕炎顿时成了孤家寡人；且此时，驻在玉林的梁朝玑也不愿为他卖命；如此，深感绝望的吕焕炎只得逃离玉林、避居广州。
于是，玉林也回归黄绍竑手上了。同时，黄绍竑还抵住了“粤军第三师师长”蒋光鼐所部、沿西江而进的攻势。
而吕焕炎逃到广州后，没出半年就在广州的“新亚酒楼”遭到刺杀而毙命；此当是不足挂齿的题外话，顺提而已。
黄绍竑挫败吕焕炎之时，朱绍良率毛炳文的“第八师”、谭道源的“第五十师”等部却从桂东北突入，攻至桂林的平乐与荔浦了。
朱绍良率部入桂，令李宗仁又大愕了。
为此，李宗仁急《命》白崇禧率杨腾辉的“护党救国军第八路军第二纵队”及梁瀚蒿的“教导师”进行反击，务必将朱绍良部“驱逐出桂境”。
于是，白崇禧在桂林境内的桂江西岸设伏，令梁瀚蒿率部佯攻以诱敌。
固然，毛炳文、谭道源不知是计；击退佯攻的梁瀚蒿部后，即倾巢而出、穷追猛打、直至桂江西岸；结果，落入了白崇禧的圈套。
此一战，毛炳文、谭道源部大溃损兵不少，且迫使朱绍良只得率部退回粤境。
于是，白崇禧收复平乐与荔浦等失地；就这样，“粤、桂”两军各守本土、隔界对峙了。
至此，“第二次新粤、桂战争”毋言胜负、而暂告结束。
且说，“第二次粤、桂战争”发生之时，中＊共＊为执行“共产国际”《十月指示》，趁国内又陷入军阀战乱之时，即又发动了一些武装起义。
其实，还在“共产国际”下达《十月指示》之前；中＊共＊鄂东“商、罗、麻”特委已于五月六日，由“特委委员”周维炯、肖方及“商城县委委员”袁汉铭、詹谷堂、漆禹源、罗固城、李梯云等人在鄂东的商城成功地举行了武装起义，并创建了由周维炯《任》“师长”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二师”。
此后，中＊共＊中央又派遣“巡视员”方英赴安徽，决定“在皖西也发动一次武装起义”，以将鄂东与皖西连成一片。
于是，十一月八日，在方英的领导下，“中＊共＊六安中心县委书记”舒传贤与“委员”周狷之、朱体仁、吴干才、许希孟等人在皖西的六安、霍山两县举行了武装起义，史称“六、霍起义”。
参加“六、霍起义”的“农民赤卫军”很快占领了六安的独山、金家寨，霍山的西镇、舒家庙、诸佛庵等地，并镇压了当地“恶霸”刘佐廷等人。
起义成功后，“农民赤卫军”改编为“安徽游击第一、第二纵队”；后来，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三师”，由毕业于“黄埔军校”、曾参加过“南昌起义”与“广州起义”的徐百川《任》“师长”。
如此，中＊共＊又在皖西开辟了根据地，并将鄂东与皖西连成了一片。
而邓小平、陈豪人、张云逸率领“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撤到百色后，很快就站稳了脚；并由张云逸出《任》“右江督办”，接管了地方政权。
于是，打算“在桂西开展以打击地方豪绅为主的‘土地革命’”。
然因，由熊镐为“大队长”的“广西警备第三大队”也随同撤至桂西，所部驻于右江的恩隆、奉议等地。
而熊镐原是活动于“滇、桂”边境的土匪，啸聚山林、劫掠民财、无恶不作；到了桂西后，其旧性不改即与当地的豪绅打成一片又为非作歹了；这对于中＊共＊欲在桂西开展“土地革命”，无疑是一大阻力。
且此时，奉议的农军截获了一份黄绍竑给熊镐的《密电》。
黄绍竑在《密电》中《任命》熊镐为“右江督办”，并《指令》熊镐：“先发制人，把张云逸的‘警备第四大队’除掉。”
于是，邓小平与陈豪人、张云逸等人商议；认为“熊镐已成了黄绍竑的帮凶，必须将他干掉以清除障碍”。并议定了“双管齐下，先将熊镐智取，再用武力解决其‘警备第三大队’”。
于是，由张云逸出面，以“‘警备第三、第四大队’乃友军，须定期换防”为由，邀请熊镐前来百色“商议换防事宜”。并在百色的公兴当铺二楼摆下了酒席，张网以待、专候熊镐的到来。
果然，熊镐不知是计；十月二十八日，他带着一个排的卫兵，懵懵懂懂地应邀赶到百色。当熊镐登上公兴当铺二楼时，即被张云逸擒获。
与此同时，时任“广西省农民协会主任”雷经天已《命令》奉议、恩隆、向都、思林等县的“农民自卫军”配合“警备第四大队”，出其不意地向分驻在平马、那坡、田州等地的“警备第三大队”发起突然袭击。
因为，熊镐被擒，“警备第三大队”已是群龙无首，且又被打了个猝不及防；因此，千余人的“警备第三大队”几乎一枪未发就都乖乖地缴械投降了。
清除了熊镐及其“警备第三大队”后，邓小平打算“在右江举行起义”，以在桂西开辟一块根据地。
因为，中＊共＊在广西的工作隶属于中＊共＊广东省委管辖；所以，欲“在右江起义”须经中＊共＊广东省委批准。
不过，中＊共＊广东省委正欲执行“共产国际”的《十月指示》；因此，立即同意了邓小平欲“在百色举行起义”的打算，并《指示》：“起义成功后，成立‘右江苏维埃政府’及‘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
于是，百色起义的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了，并将起义时间定于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即十二月十一日。然而，正在邓小平积极筹备“百色起义”之时，中＊共＊中央却要他“回上海汇报工作”，且明确《指示》：“邓小平不在广西期间，由陈豪人代理‘前委书记’。”
中央的《指示》，自然得执行；于是，邓小平对“百色起义”作了进一步部署后，打算经越南的海防、再转道香港后赴上海、去向中央汇报工作。
十一月上旬，邓小平从百色起程；途中，邓小平遇到了“从龙州匆匆赶往百色”的李明瑞。
原来，李明瑞与俞作豫进驻龙州后，将作恶多端的原“龙州县长”黄肖鹏处决，接管了原“龙州督办公署”。
然后，平息了当地猖獗的土匪活动，将盘踞在养利、左县一带的“土匪头子”冯飞龙、黄飞虎、钟显章、周建鼎、陈敏良等部收编了；从而，终于在龙州站稳了脚。
李明瑞在龙州立足后，却念念不忘要打回南宁去。
李宗仁与陈济棠的“第二次新粤、桂战争”打响后，李明瑞觉得时候到了；遂与俞作豫商议，决定“趁机夺回南宁”。
俞作豫也有此念，两人一拍即合。
而要攻打南宁，仅靠俞作豫的“警备第五大队”及收编的一些散兵游勇分明不够；因而，李明瑞打算“邀约驻于百色的‘警备第四大队’同往会攻”。
为此，李明瑞让俞作豫率部先行，自己则专程前往右江、去与“警备第四大队”联络；所以，在途中与邓小平相遇了。
邓小平知悉原委后，觉得李明瑞欲“攻打南宁、又是冒险行动”；因此，再次告诫道：“虽然，‘粤、桂’重启兵端了，似是有机可乘；然而，南宁是广西首府，李宗仁必定会派重兵驻守。故而，切不可冒险攻打，以免重蹈覆辙。”
因为，前番对粤用武，邓小平也曾有告诫；只因，自己与俞作柏没听其劝告才遭了惨败，李明瑞心中甚感愧疚。因此，李明瑞这次听取了邓小平的劝告，也就决定“取消攻打南宁”了。
而邓小平知道，李明瑞到龙州后；蒋介石和李宗仁都曾派人前来，欲以高官和金钱利诱拉拢，但都被李明瑞断然拒绝了；可见，李明瑞与别的军阀不同，不愿与蒋介石同流合污。且李明瑞一直来对中＊共＊表现友好，其军中曾容留过许多中＊共＊党员，自己也能接受中＊共＊的主张；因此，邓小平打算将其争取过来。于是，邓小平又坦诚地向李明瑞介绍了中＊共＊准备在百色举行起义及成立“红七军”的计划，以征求他的意见；同时，赠予李明瑞《共产党宣言》与《唯物史观浅说》等书籍。
邓小平的坦诚相见，令李明瑞悦服了。
因为，若不是对他的信任，邓小平岂能将有关“百色起义”如此机密的大事相告？这确是令李明瑞感动了。而邓小平的赠书，又无疑是在向他招呼。
李明瑞心领神会，终于暗自决定“要跟共产党走了”；并打算“回去后即与俞作豫商议，在龙州也同时举行起义”，以呼应中＊共＊的“百色起义”。
邓小平与李明瑞推心置腹地畅谈后，这才分手。李明瑞返回龙州，邓小平则转道越南去往上海了。
然而，就在此时，龙州城内却发生了变故。
原来，李明瑞前往百色时，俞作豫率部先行向南宁进发了，龙州则交由“警备第五大队副大队长”蒙志仁留守。但谁知，蒙志仁已被李宗仁暗中收买；所以，当俞作豫率部东进到崇善县驮芦时，蒙志仁却在龙州倒戈“反叛”了。
俞作豫闻《报》后，赶紧回师“平叛”。
好在，李明瑞也适时返至；于是，两人合力将龙州夺回，蒙志仁的“反叛”终于被平定；只是，却让蒙志仁溜走了。
而因经此波折，李明瑞曾打算“拟与‘百色起义’同步、也在龙州举行起义之事只得搁下不提”了。
邓小平去往上海后，“百色起义”仍按原计划如期举行。
十二月十一日，百色城内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万众欢腾了。因为，自从解决了熊镐及其“警备第三大队”后，右江地区实际上已全归于中＊共＊控制了。
所以，“百色起义”时并没有战斗；只是，将桂西右江地区、包括百色在内的地方政权公开实施了更易。
这一日，中＊共＊《宣布》成立了“右江苏维埃政府”，由雷经天《任》“苏维埃主席”。
同时，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简称“红七军”；由张云逸《任》“军长”，陈豪人《任》“政治部主任”，龚鹤村《任》“参谋长”。
“红七军”下辖三个“纵队”，李谦《任》“第一纵队长”，胡斌《任》“第二纵队长”，韦拔群《任》“第三纵队长”。
“百色起义”后，陈豪人与何建南等人又前往左江，要李明瑞与俞作豫“也在龙州举行起义”。
自从与邓小平畅谈后，李明瑞已铁定了“要跟共产党走”；因此，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其实，李明瑞已与俞作豫商议过“起义”之事，并将“龙州起义”的时间“定于翌年的二月一日”。陈豪人见此，心中自然高兴；于是，由陈豪人与俞作豫介绍，吸纳李明瑞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三○年二月一日，在陈豪人、李明瑞、俞作豫等的领导下，“龙州起义”如期举行。
也如百色起义一样，“龙州起义”时并无大仗；起义成功后，也成立了“左江苏维埃政府”，由何建南《任》“苏维埃主席”。
同时，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简称“红八军”；由李明瑞《任》“总指挥”，俞作豫《任》“军长”，何世昌《任》“政治部主任”，宛旦平《任》“参谋长”。
“红八军”也下辖三个“纵队”，何家荣《任》“第一纵队长”，宛旦平兼《任》“第二纵队长”，黄飞虎《任》“第三纵队长”。
中＊共＊在桂西的百色与龙州相继成功举行起义后，李宗仁被震撼了；于是，他赶紧派遣“护党救国军第一纵队第一师师长”梁朝玑前往镇压。
于是，梁朝玑率部溯江而上；分出四个团的兵力去攻打龙州，自率大军欲取百色。顿时，“左、右江”上空都战云密布了。
“代理前委书记”的陈豪人见强敌来攻，则要求“红八军”“主动撤离龙州，向‘红七军’靠拢”；并决定“由身经百战的李明瑞《任》‘红七军与红八军’的‘总指挥’”，以利于抵御敌人。
而此时，李明瑞正率“红八军第一纵队”前去攻打尚被“土匪”盘踞着的靖西。
闻讯百色、龙州两路都受敌危急时，李明瑞即作出决定“将时在靖西的‘第一纵队’分为两部，自己亲率一部去驰援百色，另一部由‘第一纵队参谋长’袁也烈率领返回龙州”。
然而，俞作豫、何世昌、宛旦平等人因轻敌，却不愿“撤离龙州”。
不久，梁朝玑部抵达龙州并发起进攻，宛旦平即率“第二纵队”顽强抵抗。于是，两军激战；因双方兵力太过悬殊，宛旦平的“第二纵队”渐感不支。
而已被收编、且担任“第三纵队长”的黄飞虎见“桂军”反扑了，遂伙同冯飞龙、钟显章等人倒戈“反叛”，并将“左江苏维埃主席”何建南杀害；如此一来，宛旦平的“第二纵队”更如雪上加霜、军心被撼。
由于黄飞虎的“反叛”，宛旦平的“第二纵队”成了孤军，如何抵得？激战一天后，宛旦平与四百余名将士阵亡。
俞作豫见敌众势强，龙州已是难守，这才不得不率残部撤离龙州。
仅有五百多人了“红八军第二纵队”虽然撤离了龙州，但仍陷于梁朝玑部的重围中。为了保存力量，俞作豫与何世昌商议，决定“分散突围”。
于是，俩人率残部奋力突围。遗憾的是，俞作豫突围后、辗转去了香港，却被叛徒出卖；是年九月，在广州红花岗遇害。
而何世昌突围后，欲去百色与“红七军”汇合；但在赴右江途经隆安时也被捕了；是年八月，在南宁就义。
龙州激战之时，张云逸率“红七军”也与梁朝玑部在隆安遭遇了。
不久，李明瑞率部赶到；于是，李明瑞与张云逸亲临前线指挥，击退了梁朝玑部的数番进攻。
然因，梁朝玑部的兵力毕竟多于“红七军”数倍；为保存力量，李明瑞与张云逸商议后，决定“主动退出战场；将‘红七军’撤到桂西北的云贵高原去，以利生存”。
于是，“红七军”主动撤离并放弃百色；然后，往位于桂西北、云贵高原南麓的东兰、凤山一带转移了。
而欲返回龙州的袁也烈，闻知“龙州已丢失”后、只得止步，欲“转而也去百色与‘红七军’会合”。
然因，获知“百色也已被梁朝玑部占据，‘红七军’已撤往桂西北了”。袁也烈见百色已不可往，只得率部绕经滇东后也去桂西北；直至东兰、凤山后，才与“红七军”会合。
“红七军”撤至东兰、凤山一带后，终于甩掉了梁朝玑部的追击。
然后，李明瑞又毅然决定“北上入黔”，并一举攻取了黔东南的榕江等地。从而，活动于“黔、桂”之间、游刃有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