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国民党“宁、粤、沪”各自召开“四大”，蒋介石杀邓演达；锦州拟建“中立区”……
却说，土肥原贤二制造“天津事件”之时，国民党的“‘宁、粤’谈判”刚结束。
接着，“宁、粤”双方又忙于按达成的《协议》规定、准备各自召开“国民党‘四大’”，以谋求国民党的重新整合；因此，对于“天津事件”都不悄一顾。
而此时的东北，马占山的“江桥抗战”尚在鏖战中。
如此，“日军”不但在中国的“东三省”肆虐、还欲把魔爪伸入华北；面对如此局势，“南京国民政府”却仍置若罔闻。
因此，“国人”再也耐不住了；于是，纷纷组团赴南京“请愿”。
十一月七日，东北各界“民众”六百五十人组织的“请愿团”到南京，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出兵东北”，以驰援马占山的“江桥抗战”。
十一月八日，“天津事件”发生后，“天津北洋工学院”也组织了一个四百人的“请愿团”赴南京。翌日，到“中央党部”请愿，质询“国民政府”：“为什么对于‘日军’侵华不作抵抗？”并要求蒋介石出面“答复”。
然而，蒋介石非但没有出面“答询”，反而致《电》张学良，告以：“近日津平各地学生纷纷来京，闻尚有拟续来者，不但荒废学业，且足影响秩序，迅即就近设法劝止，并转饬各有关机关劝止为要。”
可是，张学良没能制止“学生”南下。
十一月十日，又有天津中等以上“学生抗日救国会”组织的近五百人的“请愿团”抵达南京。第二天，先后抵京的天津学生“请愿团”汇聚一起，再到“中央党部”“请愿”。
这次，蒋介石勉强接见了“请愿”的“学生代表”。然而，他没有正面回答“学生”的质询，只是对“学生”训了一通话后就溜了，这反而更激怒了“学生”。
不过，好在没出几天，时《任》“天津市长”兼“警察局长”张学铭终于将“天津事件”平息了。如此，天津请愿“学生”的激愤情绪渐显平缓。
这样，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也才舒了口气，遂又将一切抛到脑后，迫不及待地顾自去召开“国民党‘四大’”了。
于是，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宁方”在蒋介石主持下，先在南京召开了“国民党‘四大’”，史称“蒋派‘四大’”。
“蒋派‘四大’”共有三百八十一人出席，蒋介石作了《党内团结是我们唯一的出路》的讲话，丁惟汾作《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蔡元培作《中央监察委员会报告》。
会议开了十天，至十一月二十三日结束。
会议进行得倒算顺利，按“宁、粤”双方商定的“宁方”配额，选出了蒋介石、张学良、戴季陶、蔡元培、何应钦、丁惟汾、陈果夫、陈铭枢、朱培德、于佑任、宋子文、伍朝枢、邵元冲等二十四名“中央委员”，准备提交“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确认。
然而，“粤方”的“四大”却是一波三折、并不顺利。
原来，“‘宁、粤’谈判”结束后，孙科、李文范、陈友仁等人回广州了。可是，汪精卫与胡汉民却都滞留在上海、没有南下；如此，“粤方”的“四大”就得由孙科张罗了。
十一月十八日，“粤方”的“四大”由孙科主持、在广州召开，史称“粤派‘四大’”。
而是日，胡汉民派的“主将”、“反蒋”最积极的古应芬却因牙疾重症、不治而亡了。古应芬的亡故是一个意外插曲，对于“粤方”无疑是一大损失；但“粤派‘四大”并没受太多影响，会议照常进行。
只因，“宁、粤谈判”虽是达成了《协议》；可是，《协议》中没有明确“蒋介石必须‘下野’”。对此，两广实力派李宗仁、陈济棠与胡汉民派萧佛成、邓泽如等人都深感不满，以为是参与谈判的孙科等人与蒋介石底下有某种妥协；因而，对于由孙科主持召开的“粤派四大”有抵触。
李宗仁、陈济棠当面质问孙科：“为什么和谈代表团没有实现‘蒋介石下野’的条件？”指责“参与谈判的‘粤方代表’出卖了‘非常会议’”。
十一月二十三日，萧佛成、邓泽如更是联络了百余人，领衔连署了《对沪和会等七次会议决案分别采用或修正案》提交大会。
《修正案》完全否决了“‘宁、粤’上海和谈《协议》”，再次提出“蒋介石必须‘下野’”，并表示：“蒋如不《通电》‘下野’，则仍在粤组织‘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
由于，汪精卫、胡汉民都没抵穗；李宗仁与陈济棠的当面责问、萧佛成与邓泽如的发难，令主持“粤派四大”的孙科甚是尴尬，孙科可谓是替汪精卫“受过”了。
孙科自认，带回的上海和谈《协议》应算是“成果”；至少，可望“国民党重新整合”。
虽然，没有将“蒋介石必须‘下野’”写入《协议》；但是，《协议》规定已削去了蒋介石的许多职权，达到了“防止蒋介石专权独裁”的目的。
可是，李宗仁、陈济棠、萧佛成、邓泽如等人却要对《协议》全盘否定；孙科则是无过受责，心中甚感委屈，如何忍得？因此，孙科与陈友仁、李文范等人于翌日愤而离穗去往香港了。
如此一来，粤方阵营内部出现了严重的裂隙，“粤派四大”难以继续了，这令尚在上海的胡汉民急了；因此，胡汉民赶紧借“参加古应芬葬礼”之名、南下广东，欲行调解。
且说，“宁、粤”双方各自召开“四大”之时，天津城内却又起风波了。
原来，土肥原贤二趁“天津事件”混乱之机将溥仪转移出天津后，见目的已达，也就撂下李际春等人不顾了。
然而，李际春已拉起了队伍，岂肯就散伙？且事情已闹到如此地步，也不甘心就此罢休；因此，李际春仍不时的派遣“便衣队”流窜于日租界与华界之间进行骚扰，天津的局势仍不得安宁。
而日本的“天津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与“日本驻天津总领事”桑岛主计见李际春在“天津事件”中打出了“华北自治”的旗帜，这与“‘日军’欲向华北渗透”的意图相符。因此，土肥原贤二撂下他们不管后，香椎浩平与桑岛主计却给予李际春以支持，怂恿其继续在天津闹事。
同时，桑岛主计以“维护日租界‘侨民’安全”为借口，向天津市政府提出了“天津保安队须从日租界与华界的边界线后撤三百米”；否则，日本“将采取行动”。
且由于，日本的“天津驻屯军”只有四个中队，自感对付不了时任“河北省政府主席”王树常所辖、驻于华北的“东北军第二军”；因此，请求“日本海军”协助。
于是，十一月十二日，“日本海军第二遣外舰队司令”津田静枝将其辖下的“第十六驱逐队”的“早苗”号、“吴竹”号、“若竹”号、“早蕨”号等四艘驱逐舰由烟台、龙口调往塘沽，以驰援日本的“天津驻屯军”。
而“关东军”于十一月十八日击溃马占山部、并夺取齐齐哈尔后，即欲攻取辽西重镇锦州。
锦州位于辽西走廊东端，是经由山海关通往华北的必经之路，其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关东军”急于西进，意在夺占锦州后，完全切断“东三省”与华北的联系，以利于其将“东三省”全吞。
同时，也是给驻于华北的中国军队施压，以与日本的“天津驻屯军”呼应。
其实，为夺取锦州，“关东军”早有谋划。
还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就派“参谋”仓岗繁太郎、宫本德松等人游说收卖了曾是“上海《国民日报》驻沈阳特派员”兼“经销处经理”凌印清。
因为，凌印清不仅是“报人”；同时，他对政治也很是热衷且十分活跃。
还在上海时，凌印清就与蒋介石的一些“幕僚”交往密切，并常主动为当局献计献策。因此，“皇姑屯事件”后，“南京国民政府”曾委任其为“关东招抚使”；于是，凌印清藉其“报人”的公开身份、在沈阳等地活动，暗中却是游说、拉拢“奉系”政要、以促“东北易帜”。
然因，凌印清瞧不起已被鸦片熏得病魔缠身了的张学良，却与杨宇霆混得火热，遂与张学良之间存隙了。
张学良杀掉杨宇霆和常荫槐“东北易帜”后，也曾悬赏捉拿凌印清，迫使他藏匿到海城老家、不敢露面。也因此，凌印清对张学良甚是记恨，欲伺机报复以泄愤。
所以，当仓岗繁太郎等人游说时，凌印清即投入了日本人的怀抱。
本庄繁收卖凌印清后，令其“收编当地的土匪、成立所谓的‘东北民众自卫军’”，欲“以满制满”用以镇压东北民众自发组织的抗日武装；同时，为攻打锦州作准备。
但谁知，十一月三日，凌印清却被诈降的张海天、项青山等人杀了，连已当其“顾问”了的仓岗繁太郎、宫本德松等日本人也毙命。
尔后，张海天与项青山、盖中华、蔡宝山等人组建了一支“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坚持在海城、牛庄、台安、辽中、沟帮子等地，以游击方式进行“抗日”。
凌印清被杀后，由其拉起的所谓“东北民众自卫军”即如没头苍蝇了，本庄繁只得择马换鞍。
且在此时，曾随石友三“反叛”的张学良的“堂弟”张学成，也跑到东北来主动投靠“日军”了。
原来，张学成见石友三败北后，一直藏匿在天津未敢露面。此时，他见“东三省”几被“日军”占据了，已走投无路了的张学成遂也打算到东北去投靠“日军”。
张学成在本庄繁面前说了一大通张学良的坏话，并竭力表示对“日军”的忠诚。
本庄繁知道张学成是张学良的“堂弟”，在“东北军”中有一定影响，可对“东北军”将士起“招降”之用；且凌印清被杀后，其“东北民众自卫军”正需有人接掌。因此，本庄繁《任命》张学成为“东北民众自卫军司令”。
张学成能受此重用、受宠若惊了，遂信誓旦旦地更是向本庄繁表“忠”，扬言要“揭旗西进，替‘皇军’开道”。
本庄繁正欲进取锦州，即《命》张学成为“‘日军’打头阵”。
于是，张学成率部向辽西进军，并夺取了西距锦州百公里的黑山；然后，将其司令部移置到黑山的高山子镇。并放胆地向“东北军”叫阵：“我是张学成，谁敢阻我！？”气焰甚是嚣张。
果然，因张学成毕竟是张学良的“堂弟”，“东北军”将士碍于此、都有所顾忌，只能避而不战、奈何他不得。
黄显声则向远在北平的张学良《报告》，以求定夺。
张学良闻知张学成公开投敌、助纣为虐了，实是气极。
于是，立即召开包括张学成之“弟”张学文在内的“家庭会议”，众皆认为“张学成不为‘叔父’报仇，反而认贼作父，令人发指。其行为非但背叛了国家，还令张氏家族蒙辱；定要严厉惩治、不可宽赦，以慰‘先父’在天之灵”。
“家庭会议”后，张学良立即下令：“消灭张学成”。
黄显声得此“尚方宝剑”后没了顾忌，即率部反击。
十一月二十三日，黄显声的“公安骑兵总队”一举将所谓的“东北民众自卫军”围歼在黑山的高山子，张学成及其日本顾问均被击毙。
凌印清与张学成相继被歼后，本庄繁欲“以满制满”的谋划落空了，遂只得公开投入“日军”进犯辽西。
十一月二十六日，本庄繁调派铃木美通的“第四旅团”沿“北宁铁路”西进，进抵黑山后与“东北军”对峙在大虎山一带；并派飞机到沟帮子及锦州上空侦察，为“攻打锦州”作准备。
如此，“日军”非但将“东三省”的大部侵占，还把魔爪伸向了天津与锦州；战火有向华北及辽西延烧之势，局势更是吃紧了。
面对如此严峻形势，蒋介石赶紧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召集戴季陶、宋子文、颜惠庆、顾维钧等人商议，以就“‘日军’企图进攻锦州”研拟应对之策。
由于，“国联”先后作出的几个《决议》都石沉大海、毫无效果，足见“国联”对日本已是无能为力；因此，中国政府打算绕过“国联”、直接约请“美、英、法”等国出面干涉，以制止“‘日军’进军辽西”。
谁知，就在中国外交部欲直接约见“‘美、英、法’三国公使”提请诉求时，“‘国联’主席”白里安却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发来《电报》，敦促“‘中、日’两国避免在锦州地区交战”，而“国联理事会”则提出了“拟将锦州一带划为‘中立区’”的《方案》。
“南京国民政府”正为“如何遏制‘日军’进军锦州”苦无良计，闻此《方案》后竟然觉得可行；以为，建了“中立区”后，就能挡住“日军”的西进步伐；只少，可将“日军”阻遏在辽西走廊以东，免使战火向辽西、甚至于山海关内引燃。
于是，“南京国民政府”授权施肇基向“国联”表示：“中国政府愿意将锦州一带划为‘中立区’。”只是，要求“英、法、美”等“中立国”能“派兵进驻拟划为‘中立区’的锦州等地”，以利于“中立区”的建成。
然而，“英、法、美”三国唯恐“派兵进驻后，会被直接卷入‘中、日’交恶的漩涡中”；因此，拒绝了中国政府的要求。只表示，拟“组织一个‘国联调查团’”，以对“九·一八事变”进行调查及对“中立区”的建立实施监督。
“英、法、美”三国不肯出兵、直接干预，令“南京国民政府”甚感无奈；但在别无良策的情况下，觉得权可如此了。
而张学良闻知“‘中央政府’有意在锦州一带建‘中立区’”后，竟然也甚感兴趣；在他觉得，有了“中立区”作缓冲，至少可以避免“东北军”与“日军”因“相处太近、或会擦枪走火而交战”。
为此，张学良还直接与“日本驻北平公使馆参事”矢野真交涉，就“锦州中立化”问题进行谈判。
张学良向矢野真明确表示“他个人完全赞成设‘中立区’”；只是，提出“‘日军’不越过新民的巨流河车站”及“‘东北军’留少数军队在锦州，以防止匪患维持治安”。
且在谈判尚未有结果前，张学良却已主动“采取单方面行动、开始将驻于辽西的‘东北军’络绎撤入山海关内”了，以示自己的诚意。
顾维钧闻知“‘东北军’向关内撤军”，赶紧致《电》张学良，劝阻：“闻‘兄’拟将锦州驻军撤退，请暂从缓。目下，‘日军’已显有进兵锦州之意；为国家计，为个人计，皆须谨防、不可疏误。”
经顾维钧劝阻后，张学良这才停止了向关内撤军；可是，已有几支撤入，不再返驻关外了。
其实，“南京国民政府”与张学良的欲建“中立区”，只能算是一厢情愿。虽然，张学良主动“撤军”表示出了诚意；但“日军”始终不肯放口承诺“不越过新民的巨流河车站”，却提出了“锦州的治安应由‘日军’来维持”。
可见，“日军”欲“夺取锦州”之心未泯。
“南京国民政府”与张学良欲藉“建立‘中立区’”，以期“能阻遏‘日军’的西进步伐”；如此低的目标都难以实现，也就更别指望于“国联”能“促成‘日军’撤离占领区”了，张学良对于“建‘中立区’”也不寄多大希望了。
而“国人”听说“要将锦州一带建成‘中立区’”的消息后，顿时又哗然了。
因为，锦州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眼下尚在中国军队的手中；日后，中国军队若欲“实施反攻、收复东北”，锦州即可成为大本营与前进基地，故断不可再失。
可是现在，“南京国民政府”却要将锦州建成所谓的“中立区”，岂不意味着“不想收复东北”了？而一旦建了所谓的“中立区”，中国军队势必得从锦州撤离；这岂不是说，中国军队要将如此战略要地主动弃守？而小日本贪得无厌、毫无信义可言；中国军队若是弃守，锦州迟早也会被“日军”侵吞，这太便宜了小日本。
对此，“国人”如何忍得？因此，各地民众又纷纷组团“赴南京‘请愿’”了。
其实，“天津事件”发生以来，学生的“赴京‘请愿’”仍未停止过。
十一月十五日，“天津南开中学”又有七十二人抵京“请愿”。两天后，南京的“中央大学”也组织“请愿”了，并要求蒋介石接见。一星期后的二十二日，杭州的“学生请愿团”更是组织了一千六百多人赴南京。同日，上海各大学由“暨南大学”、“复旦大学”两校牵头，每校派学生代表十人，也组团赴南京“请愿”了，并提出“要求蒋介石北上视师，限张学良三日内收复失地”。
而十一月二十五日以后，因曝出了“欲建‘中立区’”的消息，赴京“请愿”者益众，许多“青年学子”甚至于“请缨北上杀贼”。
此间，蒋介石不得不亲自接见了“学生代表”，但被诘问得无言以对；令蒋介石焦头烂额了，徒叹：“呜呼，对付‘倭寇’故难，而对付‘学子’更难。”
且说，蒋介石外对“日寇”、内对“学子”都无计可施之时，南方的“粤派”却又对他“迫宫”了。
原来，胡汉民南下后，终于十一月二十六日抵达香港，当晚就与时在香港的孙科会商。胡汉民劝孙科“回穗续会”，以解决纠纷。
然因，孙科胸中气还未消，仍不愿回穗。
胡汉民无奈，遂不强求；翌日，胡汉民独自赴穗了。
胡汉民抵穗后，“粤方”又有了主心骨，遂准备续开“四大”；并致《电》汪精卫，要其也“返粤与会”。同时，再次《通电》非要“蒋介石‘下野’”不可。
蒋介石正心中懊恼，见“粤方”又如此相迫，不由得火冒三丈了。心想，看来“‘宁、粤’间的矛盾仅凭一纸《协议》仍难以解决；若不给点眼色看，这帮家伙真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因此，蒋介石打算“对‘粤方’重新采取强硬措施”，以让他们放规矩点。
于是，蒋介石召集在京的“国民党执、监委员会议”，言：“余之权乃国民大会所赋，且中国由余而统一，当之无愧。而胡汉民之辈，藉党治为名，以党压政，实是害国毁党，将使我总理手创之党蒙被污点，余心实不忍。故而，余拟取消党治，结束训政；即开国民大会，将党权奉还国民，以消弥祸患。”
此时的蒋介石，为维护手中的权力，已准备再与粤方撕破脸了。
然而，与会者皆缄口、没表支持。
时《任》“国民党中监委员”的吴敬恒却言：“取消党治，结束训政，固然可以打击靠党治造势的粤方势力；但若是没了党权作根本，必会危及南京政府的合法性；故而，介公此举实是一步险着，当三思而行。目前，外有日寇，内有学潮，局势对我甚是不利；国民党须重整团结，方可渡过危难；否则，党国真是有危了。粤派虽是相迫太甚，但毕竟是党内同仁；所以，依我看，只能以退为进、以静制动，以大局为重委曲求全。”
而深受蒋介石器重的陈铭枢，此时也进言道：“胡汉民等必欲钧座辞职始快，职思当此时机，钧座似亦暂避为宜。”
蒋介石环顾四周，见众人皆缄默，揣知无人支持自己；如此看来，自己真是成了孤家寡人。
蒋介石默思良久后，遂深感无奈道：“吴先生所言极是。”
就这样，蒋介石放弃了欲“再对粤‘示强’的打算”。至此，蒋介石觉到“自己已到了众叛亲离、山穷水尽的地步，只能如吴稚晖所言‘以退为进、委曲求全’”了。
再说，眼下“外有‘日寇’侵华之心不泯，内有‘学潮’没见平息”之时，致使“南京国民政府”陷入了内外交困、四面楚歌的窘境；自己苦苦扛着，实在也已有力不从心之感了。
此时，蒋介石的心境可谓是“原以为，风雨过后可回春；怎奈何，落花流水秋已深”。
因此，蒋介石不得不作出一个痛苦的决定，准备如陈铭枢所言“暂避为宜”；而依顺“粤方”要求，宣布“下野”了。
于是，蒋介石致《电》已在广州的胡汉民，谓：“一俟‘四届一中全会’召开，‘粤方代表’朝至宁，‘下野’《通电》夕即发。”
胡汉民见蒋介石终于放口愿意“下野”了，遂也复《电》宣称：“蒋先生若能引退，‘宁、粤’即可和合；政府重整后，本人与兆铭绝不入京。”
胡汉民的“绝不入京”是故意而言，其用意有三；一则，以示自己的“不恋栈”，从而捞取名声；二则，进一步促迫蒋介石兑诺“下野”之言，令其难再反悔；三则，也将了汪精卫一军，阻其入宁。
果然，胡汉民的如此复《电》，确令蒋介石不敢食言、没了退路，只得也显出一番“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的风度。
只是，他在“下野”前，觉得还有一件心事要了；那就是，须将“已被拘押了的邓演达除掉”。
原来，邓演达被捕后，蒋介石曾想拉拢利诱他；然而，邓演达却软硬不吃，气得蒋介石早就想把他除掉了。
只因，蒋介石先是要忙于对“中＊共＊苏区”实施“围剿”，后又要应付“粤方”的发难及处理因“九·一八事变”引起的“学潮”；这才将邓演达搁在一旁，让他多活了一段时间。
而此间，获知“邓演达被捕”消息了的宋庆龄，曾从上海特地赶到南京，当面责问蒋介石：“为何逮捕邓演达？”并要蒋介石“立即将邓演达释放”，令蒋介石甚是难堪。
蒋介石当然不肯“释放邓演达”，面对怒气冲天的宋庆龄，只得谎言推说“自己不知情”，勉强搪塞敷衍。
宋庆龄虽然知道蒋介石是在扯谎，但因不知邓演达的下落，没有确凿证据可戳穿蒋介石的谎言。她见蒋介石不肯认账，觉到要他“释放邓演达”几同与虎谋皮；遂愤而离去，准备另行设法营救。
而与此同时，“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也在想方设法、欲行营救；并已探得，邓演达时被“关押在南京的三元巷”。
于是，时任“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干事”朱蕴山与“‘黄埔二期’学生”、时在“南京教导总队”的邓克敏、许沅圃等人，制订了一套《营救计划》准备实施。
但谁知，正在朱蕴山、邓克敏、许沅圃等人准备实施营救时，蒋介石却“将邓演达转移到南京富贵山炮台去了”，致使朱蕴山等人的营救不成。
而今，蒋介石准备“下野”了，这才记起“尚有这块心病”还未除。因此，蒋介石决定“在‘下野’前，将邓演达除掉”，以免留下后患。
于是，十一月二十九日，蒋介石《命》时任“国民政府主席侍卫室副官长”王世和，将年仅三十六岁的邓演达秘密杀害在了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
宋庆龄闻知“邓演达遇害”后深感痛惜，为未能将其营救而遗憾。
对于蒋介石如此残害志士贤达，宋庆龄气得发指；自此，她与蒋介石更是势不两立了。
邓演达死后，其所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则由黄琪翔接任“总干事”，继续与蒋介石把持的“南京国民政府”斗争。
尔后，随着时局变迁，该组织几易其名；最后，定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从而，与其他政治力量一起，为中国的民主进程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此是后话，顺提不赘述。
且说，蒋介石向“粤方”明确表示“愿意‘下野’”后，“宁、粤”和合、国民党重整的最大障碍算是消除了。
此后，“粤方”不再追迫蒋介石，并打算续开“粤派四大”了。但谁知，时在上海的汪精卫，忽然冷不防地从背后给了胡汉民派一刀。
原来，“宁、粤谈判”结束后，汪精卫滞留上海、没有回粤，乃是有他自己的盘算。
汪精卫原希望，“‘宁、粤’议和、国府重组”后，自己即可回南京中枢；但谁知，胡汉民却放话“政府重建后，绝不入京”；并把自己也扯入，着实被将了一军。
对此，汪精卫心中当然不爽；但因，胡汉民说得甚是漂亮，自己实难否定。否则，岂不是“他胡汉民往脸上贴金了，自己却会抹黑”？不得已，汪精卫只得以“默认”作回应，也表现出了“大度”和“不恋栈”。
只是，如此一来，汪精卫原想的“回宁”之途被堵了。
汪精卫见自己的“回宁”之途被堵，只好将精力放在“如何设法在新一届‘国府’中为自己这一派多争些‘中委’名额”，以增强在新“国府”中的话语权。
而汪精卫觉得，自己若是南下参加在粤召开的“四大”，绝不能捞到好处。因为，广东历来是胡汉民的地盘；在那儿，自己只有作陪衬的份。
所以，汪精卫觉得还是在上海另行组织召开一个“四大”；如此，可抢先将自己的人选入“中委”，以与在粤各派分羹；且逼迫广州召开的“四大”认可，看他们能拿自己怎么办？
若是认可、如了自己的愿，别的也就作罢。而若是不认可，那就别怪自己从中作梗；汪精卫则打算撇开在粤各派而单独去与“宁方”合作，且可将“破坏合作、引致分裂”的帽子扣到胡汉民等人头上。
其实，汪精卫为此早有准备。
还在胡汉民派与孙科之间产生矛盾之时，他就致《电》唐生智与张发奎等人，要他们来沪“共商要事”。
唐生智、张发奎曾在“武汉国民政府”时期随于汪精卫，且关系不错；因此，汪精卫《电》召，俩人即都“遵言赴沪”了，且美其名曰“北上抗日”。
此时，唐生智、张发奎俩人都已抵沪。
而已与胡汉民派闹僵了的孙科，此时也返回主海了，随同他抵沪的还有陈友仁、李文范、陈策、张惠长等多人。
孙科等人抵沪后，决定“与汪精卫合作”了，以与广州的胡汉民派较劲。
孙科如此为，正中汪精卫下怀。
于是，十二月三日，汪精卫与孙科、唐生智、张发奎等人在上海大世界游乐场内，抢在“粤派四大”续会之前，召开了另一个国民党“四大”，史称“汪派四大”。
“汪派四大”只进行了短短的五个小时就结束，会议选出了汪精卫、孙科、阎锡山、唐生智、张发奎等十人为中央委员。
选定后，《电》告广州，要“粤派四大”认可。
与此同时，汪精卫又暗与“宁方”接触，故意言：“胡派定要介公下野，实属恶意；对粤不可不加压制，否则其焰益张。”并表示：“我派在沪代表可举廿四人，蹙实中委，履行和议事。”意在挑拨蒋介石与胡汉民之间的矛盾，以“联蒋制胡”。
本来，蒋介石也欲“联汪制胡”；然因，此时的蒋介石已与“粤方”妥协，且自己准备“下野”之言已出、可谓是“泼水难收”了；所以，对于汪精卫的“热忱”已无多大兴趣。
因而，蒋介石只是让李石曾给汪精卫回复：“广州若能将廿四名中委选出，四届一中全会则应如约召开。介公‘下野’意已决，不必他议。”
汪精卫见蒋介石已决定“下野”，知自己“欲‘联蒋制胡’已不可行”，遂不复再言。
而胡汉民收到“‘汪派四大’选出的‘中委’”名单”后，心中甚感不爽。想不到汪精卫竟会抢先一步在上海召开“四大”并选出了“汪记”的“中委”，这分明是先下手为强。
胡汉民本想不承认，但转而思“若是因此与汪精卫派闹僵，‘粤方’阵营也就真的分裂了。而一旦分裂，汪精卫定会去与蒋介石合作，势必会对‘粤方’不利”。
为了“维护‘粤方’团结”，胡汉民也就决定“对汪精卫迁就”了。
于是，十二月四日即“汪派四大”召开后的第二天，“粤派四大”赶紧续会。
因为，孙科等赴沪后没再回粤，续开的“粤派四大”不再有纠纷，也很快选出了按上海《协议》商定的“粤方”二十四名“中委”；其中，“汪派四大”选出的十人全被认可，在粤各派则另选了胡汉民、林森、唐绍仪、陈济棠、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邓泽如、萧佛成等人。
至此，“宁、粤、沪”三方的“四大”都算如约召开了；只待“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召开后，即可将国民党及其“国民政府”重新整合。
